增加投资对德国大有裨益

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来说，衡量一国经济优势的指标是其经常项目余额——即商品和服务的出口减去进口。当然，这一思想是最糟糕的经济无知。它是我们所熟知的重商主义的基础。重商主义包括一系列200年前就已被证明是错误的过时信念。重商主义表明，除了其他方面，德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因为它拥有最大的经常项目盈余。

2016年，德国经常项目盈余约为2700亿欧元，或GDP的8.6%，这让它成为特朗普之怒的巨大目标。其与美国之间的650亿美元双边贸易盈余更使其成为显而易见的目标。作为欧元区成员国，德国没有汇率可以操纵——但这一点并不重要。德国对美国出口品相对开放，其决策者需要受到欧盟反补贴规则约束——忘了这一点吧。当一国与某些贸易伙伴存在顺差，但同时与另一些贸易伙伴存在逆差时，双边余额与福利无关——没看见这个事实。特朗普有了一个替罪羊——这才是全部意义所在。

回到现实世界，德国外部盈余的原因不在于它操纵了货币或歧视进口，而在于它储蓄多于投资。储蓄减去投资正好等于出口减去进口，这一巧合不是经济理论，而是会计恒等式。总体而言，德国花的比生产的少，所得差额必然会表现为净出口。

德国储蓄率高有其原因。德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快于大部分国家。明智的德国人明智地为退休储蓄。他们在今天积累资产，以便在日后赡养比更高时消耗。

因此，德国领导人从白宫顾问乃至一些德国经济学家那里获得的建议——如果抛弃欧元，让德国货币升值，德国的境况会变得更好——根本是无稽之谈。改变汇率并不能削弱德国人的储蓄激励。

此外，让汇率升值将抑制资本密集型贸易品部门的投资。诚然，强势货币可以提高非贸易商品的相对价格，从而增加服务业投资。但投资服务业的激励必须得到巨大的提振，才能抵消出口行业投资的下降，因为服务业不属于资本密集行业。

比操纵货币更好的方法是直接干预储蓄和投资。这也是德国两大政党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的区别。总理默克尔的基督教民主党准备减税。截至目前，这一做法是有效的，因为德国政府是一个庞大的净储蓄者，其2016年预算盈余达到了创纪录的237亿欧元。

问题在于谁都不能保证德国家庭会花掉增加的收入，他们本身也是狂热的储蓄者。将投资税收优惠扩大到德国企业也许更能刺激支出，但这样做在一个劳动力占国民收入比重已处于下降趋势的国家，存在政治问题。

另一方面，马丁·舒尔茨(Martin Schulz)的社会民主党倾向于增加公共支出，特别是基础设施投资。目前，欧洲利率接近于零，在这样的环境下，增加公共投资挤出私人投资的风险几乎不存在。此外，德国在医疗、教育、通讯和交通基础设施等方面存在巨大的未满足需求。

一些人会反对说，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属于非贸易商品，因此增加对它们的支出不会提振进口或减小经常项目余额。但在充分就业的经济里，如果政府将资源引导向非贸易商品的生产，家庭和企业就必须找到其他办法满足它们对可贸易商品的需求。唯一确定的办法就是购买更多进口商品，于是，进口商品支出必然会上升。

说到底，问题在于为何德国应该寻求降低其经常项目盈余。一个答案是摆脱特朗普的纠缠。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提供了一个更好的答案：这样做对于投资供给不足的世界经济——证据是利率处于创纪录低位——大有裨益。这对于南欧来说是件大好事，南欧需要提高出口，但这只有在其他国家——如最大的北欧经济体增加进口的情况下才能实现。

最重要的是，增加基础设施、医疗和教育投资，对德国本身也大有裨益。定位合理的投资可以提高生产率，提升生活水平，平息对不平等性的担忧，解决德国的经济弱点。比如，没有一所德国大学位列全球50强。更多公共资金可以改变这一局面。“世界最强经济体”可以做得更好。

(作者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剑桥大学教授。版权： Project Syndica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