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日本人看待婚姻，只为家族经济功能和传宗接代？

编者按：

曾以一本《邓小平时代》被中国读者广泛认知的傅高义，是美国唯一一位对中日两国事务都精通的学者，在哈佛有着“中国先生”之称。1963年发表的《日本新中产阶级》是傅高义的成名之作，作者根据其在东京M町的田野调查，从工作、学校、家庭和社区出发，将新中产阶级描述成一种经济与文化的标杆，展现了一幅穿插八卦轶事的新中产生活全息图：夫妻、婆媳、亲戚关系，职场上的苦熬与交际，年轻人恋爱和相亲的苦恼，盼望孩子闯过重重考试、出人头地的父母心……种种描述生动而微妙，文化相近的中国读者更能感同身受。
解读邻国经验，应对转型阵痛。新中产阶级成为“光明新生活”标杆后，对重塑社会的贡献何在？第一财经节选《日本新中产阶级》的部分章节，以飨读者。

哈佛大学中日研究专家傅高义

《日本新中产阶级》，傅高义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年5月

随着核心家庭成为常态以及西方模式对现代城市生活方式的浸入，年轻人越来越期望夫妻相爱、相伴、互相协作。他们日益重视夫妻婚姻满意度。然而，期待的提升尚未消除旧有的模式，一部分女性的情况尤其如是。

甚至在一九五九年的M町，婚姻首先仍被视为一种绵延家族和奉祀祖先的社会责任，也被看作女性毕生的工作。在早期的家族系统里，婚姻的诉求显然并不包括夫妻相爱或情感满足，婚姻的存在，只是为了服务于家族的经济功能和传宗接代功能。而在一九八九年的M町，年轻人无论相亲结婚还是恋爱结婚，大多都憧憬浪漫，希望获得情感满足，期待与对方相互陪伴、共同活动。为了实现这个目标，M町的夫妻如今在婚前花费更多时间相处，他们彼此了解，一起观影、用餐、谈恋爱。婚后，至少在第一个孩子出生之前，夫妻俩通常继续此类活动，少数夫妻设法在周日出游和家庭度假的过程中维持这种陪伴关系。退休后，年老的夫妻有更多的时间共处聊天，许多人还喜欢与老伴一起享受旅游休闲。

然而，孩子出生后，许多夫妻，尤其是工薪族与妻子会各有生活，与其父母的经历并无二致。身为工薪族的父亲每天有十二到十五个小时、每周有五到六天不在家，母亲每天二十四小时地照顾婴儿，得不到任何帮助，丈夫与妻子往往连交谈的机会都没有，更遑论一起活动。工薪族的经济生活结构和社会生活结构仍未促使夫妻相互多陪伴。

女性婚姻期待的提升尤为显著。较之仅仅期冀嫁入厚道望族并为之奉献终身的早年M町女性，现今的准新娘似乎要求颇高。她们希望未来的丈夫好相处、受雇名企，有能力供家人过好日子并愿意帮带孩子、帮做家务。但聪慧的女性明白，难求尽合己意之人。

家庭条件好且受过教育的M町女性，也许找得到工作佳、薪水丰的丈夫，但要找到还能在家陪伴并帮助她的人却非易事。希望与现实的落差，体现了从层级分明的大家族向基于平等同伴关系的核心家庭变迁过程中的张力。

面对维持亲密互动婚姻关系的困难，M町的男性也不免失望，从而更容易放任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工作。通常，他们回家时疲惫至极，想做的不过是众所周知的洗澡、吃饭和睡觉。大部分妻子做出调整，把更多精力放在孩子身上，转而与女性亲戚、亲密的朋友交往，发展业余爱好。然而，较之一九五九年，一九八九年有更多妻子抱怨社会交往少、难得与对方共享休闲时光、夫妻间缺乏交流和相互理解(而且有此怨言的妻子比丈夫多)，换言之，她们在抱怨夫妻关系的疏离。

女性的要求给M町的男性带来新的压力。一九五九年，所有女性都盼望嫁人，男性只要有份好工作就能成为优质的候选对象，但在一九八九年，光有好工作还不一定行。富裕却缺乏个人魅力的男性不再受人青睐。一九八九年，《日本时报》报道了培训男性如何与女性聊天、约会时如何表现的新机构的兴起。一些在考出好成绩的教育氛围中长大的M町男性发现，要想娶到妻子还需要掌握社交技能。

五六十岁的夫妻之间也存在类似压力，该年龄段夫妻的离婚率增速最快。东京家庭法院的心理学家指出，越来越多的女性在丈夫退休前后主动提出离婚。她们有孩子的帮助，也可以分享丈夫的退休金，有能力维持自己的生活。与一九五九年的妻子不同，她们现在可以随意拒绝照顾整日在家的丈夫，她们对丈夫积怨已深，与丈夫无法沟通。对于毕生献身工作、缺乏爱好的许多男性而言，退休已是相当难熬，原本觉得能够照顾其老年生活的妻子又突然离去，不啻为雪上加霜。也许因为妻子在婚姻生活中从未充分表达不满，所以丈夫对于突遭妻子遗弃更加难以理解。就连不考虑离婚的M町女性都在抱怨照顾退休丈夫的负担日益沉重。丈夫停止工作在家休息时，妻子的工作量翻倍了。她们不得不减少外出活动，留在家里全天服务。M町有位妻子在丈夫退休后就生了病，以死相逼要离开丈夫。这位妻子宣称，没有人会像她那样，这么长时间地忍受丈夫的幼稚和自我。

M町比较年轻的妻子日益想让丈夫帮助她们照顾孩子、分担家务。许多妻子暗自期冀，少数妻子则公开向丈夫施压。妻子尤其希望丈夫多陪孩子一些时间，帮她们管教十来岁的孩子。少数忙于自己事业的妻子，如愿以偿地找到了在更加平等的基础上与其分担这些家庭责任的丈夫。然而，一九五九年家庭里出现的“进展缓慢的协作”到了一九八九年仍未见明显发展势头。如同报纸的民意调查所示，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依然存在。甚至在双职工家庭，许多妻子依旧包揽全部家务，有的妻子甚至凌晨五点就起床做早餐，帮助儿子完成家庭作业。男性和女性仍然普遍认为，照看住宅和照顾家人是妻子的工作。一种常见的看法是：女性可以拥有自己的事业，但不能忽视家庭责任。同样，女性外出工作补贴家用，须得注意工作的时间和地点，不可妨碍照顾家庭。男性回家后不做家务，不仅缘于他们工作了很久非常疲累，而且因为妻子本人可能不愿意与丈夫共掌自己辖下的住宅和家庭事务。

尽管夫妻间的亲密程度和协作程度日益提高，但夫妻关系在与亲子关系冲突时需要让步。亲子关系仍是家庭里最重要、最强大的关系。一九八九年的M町父母认为，把孩子交给保姆自己出去娱乐，或者让孩子睡到其他房间方便自己更自由地享受性关系都是不负责任和自我放纵。尽管这些相互对立的需求之间时有矛盾，但照顾孩子仍是首要大事。或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成为离婚率整体并未大幅上升的一个原因。父母不希望离婚伤害到孩子，尤其是日本人的忠诚观念通常要求孩子在父母离异后跟随其中一方生活，与另一方断绝所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