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边村有个单身汉“隔离区”，面对3000万潜在单身汉该怎么办？

 

“隔离区”，似乎是一个经常出现在纳粹时代犹太人苦难经历中的词，带有浓重的歧视意味，没人会想到它和单身汉有什么瓜葛。然而在中国，在江苏，在21世纪，的确有这样一个单身汉“隔离区”。与犹太隔离区不同，它的隔离手段是软性的，如果仅从物质层面考量，你甚至可以把这些手段多少看作是优待。

最近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村落里的单身汉》一书，记录了江苏江边村几十名单身汉的故事。作者、南京邮电大学副教授彭大松通过大量访谈和参与式观察，描述了农村单身汉的生活境遇，包括他们面临的外在社会环境，以及他们内心的挣扎、郁闷与冲动。

因为由博士论文脱胎而来，前半部分着重于理论综述与研究方法，一般读者可能会稍感乏味。后半部分却以生动的笔调讲述了一个个单身汉的生活故事，令人唏嘘。

“隔离区”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十年前。2007年，在新农村建设中，江边村的单身汉与孤寡老人被安排集中住进村西的三排平房。一个以拾荒为生的单身汉以前住在村口一间旧房子里，出入方便。自从搬进新居，他每天都要横穿村庄来到公路上捡垃圾。更让他闹心的是，有一个村民家里养了两条狗，一看到他拖着垃圾袋就会狂吠不止。为了避免被狗咬，他现在每次收垃圾都从西北角外围绕道而行。

村西的“隔离区”给彭大松心里留下了深刻印象。站在外来观察者的角度，他感到，虽然这些新建平房比老房子好了不少，但这片区域地处村落边缘，杂草丛生，环境脏乱，村民一般不会到那里去。“原先单身汉们是杂居在村落之中，尽管房子破旧，但起码不会让人产生隔离感。”

这种软性“隔离”是通过让单身汉与孤寡老人优惠买房的政策得以实现的。这看上去顺其自然，出发点也并非恶意。正如《村落里的单身汉》所记录的，一些单身汉的确有小偷小摸、骚扰妇女、赌博、生活邋遢的情况，他们留给其他村民的印象总是“可怜又可恨”。村领导则解释说，这样的居住安排，既便于管理，也让村庄有了统一的规划布局。

在湖南省社科院国家治理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何绍辉看来，如江边村这样让单身汉聚居起来、变相建立某种隔离区的情况虽不多见，但在农村，单身汉的确处于弱势，“被动的单身生活是孤寂而凄凉的”。

单身汉的方便面和性苦闷

2012年的农历小年夜，趁着外出打工的单身汉回乡，彭大松又一次来到江边村调研。当他走到村西那片平房区的时候，风突然大了起来。王二是过年回家的单身汉之一，走进他的屋子，一台14英寸黑白电视机和一张床就是这个家的全部家具。彭大松看到：墙的一角散落着几个吃剩下的方便面盒子，床尾还有一箱未拆封的方便面。电视机旁边放着一个搪瓷碗，一双竹筷散落在旁边，搪瓷碗的沿上还挂着几根残留的方便面。与农村其他家庭过年时的丰饶情景相反，王二的这个新年将与方便面为伴。只有大年三十和年初一是例外，那两天，他的哥哥会在村干部的压力下接王二到家吃两顿饭。平时，这对兄弟就像路人。王二曾对彭大松说，只有玩牌的时候，才会觉得自己是个活着的人。

彭大松笔下的王二是江边村单身汉的一个缩影。在春节隆隆的鞭炮声中，他们的身影被淹没了。在村里，没有成家的人不被算作真正的家户。这意味着，在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里，单身汉很少成为人们拜年的对象;日常的婚丧嫁娶，单身汉也往往被排除在外。在村庄人情往来最稠密的时刻，单身汉却在社区生活中尴尬地隐身了。

他们面临的问题不仅是社会排斥，还有经济条件的恶化。单身生活还可能加剧贫困。据彭大松观察，“有些人一开始并不是很穷，但他们会因为娶不到老婆而消极，过一天算一天，不再积极打工，也不再挣钱”。

单身汉面临的性压抑也是《村落里的单身汉》触及的问题。嫖娼、窥淫癖、露阴癖、乱伦、租妻、共妻等行为都在彭大松的访谈中有所反映。这些一般不被人提及的故事，有些出自当事人躲躲闪闪的口述，另一些则出自村里人的交头接耳、口口相传。也是因为深切感受到单身汉们面临的性压抑，彭大松告诉记者，曾对湘西苗寨做过两年田野调查的当代艺术家卯丁，就在重返苗寨时为当地单身汉带去了充气娃娃。艺术家的这一行为曾被媒体指责为“作秀”，彭大松却不这么看：“我也想搞清楚有哪些解决方案，但似乎没有办法。指责艺术家的人很多，可真正深入了解当地，你会发现，其实也能理解。”

潜在的3000万单身汉

“3000万潜在单身汉”是记者采访中被学者屡次提及的概念。这一数据最为权威的来源，或许是2007年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小组发布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报告》。该报告指出，到2020年，中国将有3000万男性可能面临“无妻可娶”的状况。也有学者基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指出，198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男性中将有10%不能如期结婚，这一估算的规模也是3000万～4000万人。

“所谓 ‘潜在的3000万’对城市男性来说并不是很大的问题。压力更多集中于农村男性。”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马春华觉得，人口学家测算的数据实际上谈论的是一个关于“婚姻挤压”的问题。彭大松在书中援引了一项2011年的数据也支持这一结论。数据显示，33岁以后，农村男性结婚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在城市，33岁至50岁之间，已婚男性的比率依然随年龄而增长。

江边村内的宣传画《失衡的性别比》

在马春华看来，造成这种不平衡的原因，部分由于人们遵循的择偶梯度理论，即女性倾向于寻找社会地位高于自己的男性，男性反之。何绍辉则指出，城市化背景下的人口流动，是导致这一问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农村女性大量进城，既导致农村男性婚配困难，也使得城市女性结婚难”。

“我们以前做过的人口流动研究中，发现很少有农村男性是不出门打工的。如果没有出门打工，这些男青年在村庄中的地位是下沉的。”在马春华眼中，外出打工不光意味着经济资源，对婚恋也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外出的男性择偶圈很小，而出门见过世面的女孩看不上他们，这也在情理之中。”

《村落里的单身汉》记录了村里青年面对外出打工的纠结心态。与许多年轻人希望通过打工赚钱不同的，志朋外出打工纯粹是为了找媳妇。“要不是为了找老婆，才不愿意外出打工，受人管束不说，还赚不了多少钱。”志朋在村里管理着一家窑厂，从未外出打过工，直到29岁那年，他的订婚对象跟着别人跑了，还说自己不愿意和一辈子连城市都没去过的男人在一起，他这才意识到“村里同龄的姑娘不是已经结婚，就是有了意中人”。留守单身汉结婚的希望越来越小，正是这一打击促使他第一次离家打工，一切从头开始。可到了城里，情况依旧不理想，志朋打工的收入远没有在家乡经营窑厂高，结婚对象也迟迟没有出现。

流动社会中的“剩女”与“光棍”

村里的光棍剩下了，姑娘却一个个嫁了出去。彭大松也在书中记录了江边村女孩的婚嫁情况。她们大都在务工群体中找到伴侣，也有一些嫁到了城市。他还记得，江边村有一个女孩嫁给了一个身有残疾的城里人。

看上去，村里的光棍与城里的女孩一起“剩下了”。可有社会学家认为，“剩女”是个伪命题，是精英女性自愿选择的生活状态，因为只要愿意“低就”，她们总能把自己嫁出去。马春华则觉得，“剩女”问题同时包含着主动与被动因素。“即便她们会拒绝很多人，但如果你去访问这些女孩，她们没有一个是真的不想结婚的。只是她们不再需要通过婚姻去保障物质，而是追求心灵契合。这样的要求，更加难以精确寻找。”

流动的社会中，婚姻突破了地缘，更紧密地与社会阶层勾连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剩女”与“单身汉”背后所承载的无奈，乍看相似，实则不同。前者在选择中彷徨犹豫，后者则是别无选择，唯一的需求只是“娶到一个女人”。“对于城市青年而言，他们焦虑的是找一个怎样的配偶，只要他们愿意，仍然有选择的空间。而农村单身汉则是找不找得到配偶。换言之，农村单身汉已经别无选择，他们的择偶标准已经降到了最低。”彭大松说。

在马春华蹲点调研过的川北藏区，几乎每个村庄都有十多名单身汉。但即便贫困，依然有姑娘从海拔更高、更为闭塞的村庄嫁到那里。“可是那些最穷的地方怎么办?对于那些没有资源可以交换的男性，问题如何解决?”马春华没有看到任何解决方案。但她看到了单身汉群体可能为整个社会带来的影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将降至更低。年轻劳动力进一步短缺，最终，越来越多的老人要依靠越来越少的年轻人来负担。

早在调查开始之前，彭大松的博士论文导师陈友华就曾提醒他，不要对自己的研究期望值过高，因为单身汉大量出现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无解”的问题。他希望通过调查找到一些对策，可直至论文完成后，在整个评审与答辩过程中，包括评审老师在内的学者依然对这个问题束手无策。

对话彭大松：苦不堪言的单身汉心灵史

第一财经：在两年的调研中，你一共采访了几位单身汉?其中记忆最深的有哪些人?

彭大松：深度访谈的单身汉有38位，记忆比较深的有小文、任新建以及老李等几位。这几位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小文可以说是青年单身汉的代表，他的心理和行为在许多单身汉身上都发生过。任新建抱养了孩子，他是过着“类家庭生活”的单身汉代表，尽管生活依然很贫困，但养育孩子给他的生活注入了很大的动力。老李的故事引人深思，他积累了大半辈子的好口碑，却在一场“找小姐”风波中坍塌，“老不正经”成了他的代名词。如果说村民无法容忍老李破坏村庄形象是一种文化上的保守，那么这种保守也因人而异。他们对江边村富商包二奶的事又表现出极大的包容，用村民自己的话说，“那是人家有本事”。

第一财经：单身汉们是如何看待自己的未来的?

彭大松：对于那些结婚无望且没有后代的单身汉，他们对于未来大都没有愿景。过一天算一天，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是他们普遍的心理。但是对于那些曾通过一些途径收养过孩子的单身汉，生活态度却要积极很多。

第一财经：你在书中写到的单身汉，基本上都比较悲苦。江边村有快乐的单身汉吗?

彭大松：在我直接访谈到的单身汉中，几乎没有这种例外。如果以城市人的眼光来看，那些有劳动能力、靠打零工为生的单身汉，过着“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生活，自由自在，没有负担。但当我们真正深入地了解他们的时候，才会发现他们背后隐藏着苦不堪言的心灵史。我间接访谈到的单身汉里是否有这种例外，不得而知。有一个在狱中服刑的单身汉，我想访谈，但几经努力仍未达成愿望，只能从他人的讲述中了解情况。据村里人说，此人以偷盗为业，有时会很有钱，衣着讲究，有钱的时候就过着逍遥的生活，诸如吃大餐、赌博、找小姐等都是常事。这在保守的村民们看来似乎生活得很潇洒，不知道这算不算例外。

第一财经：就如你在书的最后所说，单身汉不光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他人对他们的态度对于他们的幸福感而言很重要。你采访中有没有遇到生活境遇比较好的单身汉?

彭大松：大概有两类单身汉境遇相对好些，一类是父母健在，对其生活有照料的单身汉。因为父母的监督和管理，他们的生活相对有序。也因为父母的人际交往，使得这些单身汉与其他村民之间的关系相对和谐一些。另一类是有抱养子女的单身汉。因为有了后代，生活有了希望，这群人虽然打着光棍，但却有着类家庭的生活。他们与其他村民相处相对比较正常。

相关

《村落里的单身汉》是对于乡村单身人群的专题描写。在近年如火如荼的乡村调查和密集的出版物中，曾有一些作品从侧面触及这一话题。比如，陈辉的《过日子：农民的生活伦理》基于对陕西中部黄炎村日常生活的调查，细致描摹了本世纪初农村生活的世界。此书第二章围绕村里年轻男女的婚恋与家庭生活观念变迁展开。陈柏峰的《乡村江湖》则聚焦乡村“混混”，从其中对于乡土逻辑的描写，能够想象单身汉社会地位的文化背景。

而孙沛东聚焦人民广场相亲角的作品《谁来娶我的女儿》，将目光投向另一单身人群：城市“剩女”。通过对一群父母的访谈，孙沛东触及了“剩女”问题背后的社会焦虑。

“剩女”问题还提示读者：对于性别、婚姻的观点，正随着时代逐渐转变，也正在改变社会的结构。日本NHK特别节目录制组的《无缘社会》呈现的景象比较凄凉：随着单身率和失业率升高、生育意愿下降，越来越多的人陷入了没有伴侣，也没有真正朋友的生活。这些孤独者的悲惨故事，共同指向了一个渐渐断裂的社会。

美国学者艾里克·克里南伯格在《单身社会》展现的图景则截然不同。他深入访谈超过300名单身人士，并得出结论：独自生活能够令人们更好的了解自己，享受生活。除了被访者的生活故事，此书也包含历史梳理与数据分析。通过这本书，我们能够看到欧美单身文化演变的历史，以及这种变化背后隐藏的经济、政治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