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谊的白金法则：当朋友面对悲痛，给他一个解压“按钮”

谢丽尔·桑德伯格的丈夫戴夫于2015年5月突然去世，谢丽尔感觉自己和孩子们再也不会有真正纯粹的快乐了。她在书中写道：“我陷入了空虚。巨大的空虚占据了我的心脏、我的肺叶，限制了我思考的能力，甚至呼吸的能力。”谢丽尔的朋友、沃顿商学院知名心理学家亚当·格兰特告诉谢丽尔，我们可以采取一定的方法，一步步从支离破碎的不幸与灾难中复原。我们不是生来就拥有复原力的，复原力需要我们在后天培养和提升。

本书将谢丽尔的个人经历与亚当关于培养复原力的开放性研究结合起来，进行了深入分析及阐述。谢丽尔向我们敞开心扉，但本书并没有局限于谢丽尔的个人经历，而是从更广泛的层面去探讨我们该如何克服人生中的逆境，包括疾病、失业、性侵、自然灾害、战争、暴力等不幸。同时，来自不同群体的案例也揭示了每个人都可以培养及提升内在坚韧的复原力，并且拥有重获快乐的能力。

经中信出版集团授权，第一财经节选《另一种选择》部分内容与读者分享。

《另一种选择：直面逆境，培养复原力，重拾快乐》

[美] 谢丽尔·桑德伯格 亚当·格兰特 著

中信出版集团 2017年8月

 

多年前，8月的某个早晨，时值亚当在费城任教的第一个学期，一个学生脚步沉重地走进教室。身高188 厘米、体重约110 公斤的欧文·托马斯被宾夕法尼亚大学橄榄球队选做防守前锋，不过，身材可不是令欧文无论在哪儿都能立刻引起他人注意的唯一原因——他的头发是橘红色的，从远处看好像顶着一团火。亚当坐在后排，他本应该留意到欧文的，欧文总是习惯于早到，并提出一些引发思考的问题。

欧文咧着嘴，随和地向每个同学介绍自己。随后在关于谈判的一个单元里，学生们被分成不同的小组，购买或出售虚拟业务。欧文的成绩在整个班级最糟，他不愿意拿他不需要的虚拟货币，甚至一分钱他都不想要，因此，他等于是把自己的生意拱手相送了。12 月，在同学们评选“最具合作性的谈判者”时，欧文以压倒性票数赢得了该称号。

次年4月，欧文自杀了。

欧文自杀前两个月，曾去亚当的办公室寻求帮助。一向积极乐观的欧文，那天看上去却有些焦虑。他说自己正在寻找实习机会，亚当给他提供了一些建议。后来欧文再没出现，那是他们最后一次谈话。回顾那次会面，亚当觉得自己太失败了，他竟然没发现欧文的问题已经极为严重了。葬礼后，亚当回到家，问妻子爱丽森他是不是应该放弃教职。

尸检结果显示，亚当的大脑有明显的慢性创伤型病变（chronic traumatic encephalaopathy, 简称CTE）的迹象。医生们确信，这种疾病部分是由于脑部持续受到撞击导致的。慢性创伤型脑部病变会导致严重的抑郁，并且被认为是一些橄榄球运动员自杀的原因。欧文当时是被诊断出慢性创伤性脑部病变最年轻的球员，也是第一个没有脑震荡病史的自杀球员。在了解到CTE 诊断结果后，亚当的自责和愧疚减轻了些，同时他开始思考，怎样给那些奋力挣扎的学生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帮助。然而，每年秋季都会入学数千名新生，亚当需要找到一种方法，能够让自己在同一时间和许多人产生联结。之后，亚当从噪声中获得了灵感。

在关于压力的经典实验里，受试者会按要求执行一些需要专注集中的任务，比如智力游戏，其间会时不时突然响起令人不悦的的噪声。此时受试者开始流汗，心跳加剧，血压飙升。他们挣扎着集中精力，却出了错。许多人会变得心烦意乱，以至于放弃任务。为了寻找可以减轻焦虑的方法，研究者给其中一些受试者提供了逃离的机会。如果噪声变得不那么令人愉悦，受试者可以按下按钮，停止噪声。果然，按钮让受试者变得更平静，出的错也少了，愤怒程度也降低了。这种结果并不令人惊讶，但事实却是：没有一个受试者真的按下了按钮。噪声的消失并不是令受试者发生变化的真正原因，知道自己掌控着令噪声消失的能力才是。按钮的存在，让受试者有了掌控感，也提高了他们忍受压力的能力。

可见，当人们处于痛苦中时，他们需要有一个“按钮”。

欧文自杀后，亚当开始在每一门本科课程开始的第一堂课上，在黑板上写下自己的手机号码。他要让学生知道，如果他们需要他，可以随时找到他，任何时候。当然，学生们很少会用到这个号码，但是在年轻学生的精神健康堪忧的今天，这个号码给他们提供了一个额外的“按钮”。

当我们亲近的人面对悲剧时，我们如何给他们一个可以按下去的按钮呢？我们愿意向朋友提供帮助，使其顺利渡过难关，然而有很多拦路虎阻碍在前。我们在面对他人的痛苦时，会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情感反应：一种是共情，它激励着我们提供帮助；另一种是悲伤，它让我们唯恐避之不及。作家艾伦·拉克因一次罕见的意外突然瘫痪，之后他看到了这两种情感反应。“有些朋友每日来访，他们带着汉堡三明治、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的全套电影，或者只是善意；而另一些朋友，却奇怪地消失了。”他写道，“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我的新境况不只给我自己带来了恐惧，也会令其他人畏惧。”对于消失的那些人来说，艾伦的身体瘫痪促发了他们的情感瘫痪。

当听说我们在意的人失业、开始做化疗，或是正在处理离婚事宜时, 我们的第一冲动往往是“我要关心他”。在冲动过去后，犹疑往往会占据我们的脑海——“我要是说错话了怎么办？”“要是和她谈起这件事，却让她产生了自我怀疑，该怎么办？”“如果我越界了怎么办？”犹疑一旦产生，就会伴随诸多借口，比如“他的朋友不少，而且我们也不是很熟。”“她一定很忙，我不想打扰她。”然后，我们会推迟拜访和提供帮助，直到被内心的罪恶感包围……可是到那时，一切都晚了。

我认识的一位女性在她50多岁时，丈夫因癌症去世。丈夫去世前，她每周都会和一位朋友通电话；丈夫去世后，她和朋友的通话突然终止了。差不多一年后，寡居的她打电话问这位朋友：“为什么这么久没有你的消息？”“ 哦，”她的朋友解释道，“我想等到你感觉好一些再联系你。”这位朋友不知道，拒绝给予安慰实际上会加深他人的痛苦。

阿莉希亚·本尼特在最需要安慰的时候，却经历了悲伤反应。阿莉希亚读高中时，便运营着一家为非洲贫穷而战的非营利组织的分支机构；读大学时，她决定继续完成使命。于是，她联络了一位大学非营利组织的管理者，并相约在阿莉希亚的宿舍见面，探讨该项目的运作。当这位管理者发现宿舍里只有阿莉希亚一个人时，便强奸了她。

之后，陷入痛苦的阿莉希亚患上了抑郁症，她去找大学里最好的朋友。“从前，我们亲密得像一个人。”阿莉希亚说，“但是当她知道我被强奸后，便说：‘我不能跟你说话。’”阿莉希亚转而向其他朋友寻求支持，也得到了类似的回应，其中有一人甚至说：“我知道这件事对你来说很难扛过去，可是这对我来说也很难扛过去。”这位朋友为没能阻止强奸的发生而感到罪恶，并将悲剧个人化。阿莉希亚一直告诉自己，不应该责备朋友，但是朋友们却不再和她交流，于是，在同情和逃离中她选择了逃离。

“被强奸这件事让我感觉糟透了，”阿莉希亚说，“当我决定报案时，我很紧张、充满压力。这是个相当富裕的社区，居民大多是富人、是白人，但我是黑人，我感到恐惧。同样令我伤心的，是朋友们的反应。我太无助了。”幸运的是，阿莉希亚高中时的朋友们都来到她身边安慰她，之后她转入了另一家大学，在新同学的帮助下，她慢慢恢复了。阿莉希亚在“向前一步”社区网站上分享了自己的故事，她鼓励其他强奸受害者也要勇敢地说出事实。她写道，现在的她坚定地追求自己最初的目标，并且成功了——大学毕业后，她得到了一份自己热爱的工作，一份与中东事务和安全相关的工作。

对于那些在我们面临困境时转身离去的朋友来说，让自己远离感情痛苦是一种自我保护。他们看到陷入悲伤的朋友，也许会下意识地担心自己也会被拉入悲伤；而另一些人则会被自己的无力感压垮，他们觉得自己什么也说不了、做不到——既然无助于局面的改善，那么就什么都不说也不做了。然而，我们从压力实验中知道，噪声消失并不是减轻压力的关键因素，按钮的存在才是关键。因此，只是简简单单出现在需要帮助的朋友面前，这对他来说却意义非凡。

我很幸运，被爱我的亲友包围着，他们不只陪着我，还常常在我自己意识到之前就知道我需要什么。第一个月，母亲留在我家帮我照顾孩子……当然，她在照顾我。漫长的每个夜晚，母亲都会躺在我身边，抱着我，直到我哭着入睡。我从未要求她这样做，但她做了。她离开我家的那一天，我妹妹米歇尔来到我家，接替母亲的角色。之后的4个月里，米歇尔每周都会来我家住几个晚上，她有事来不了时，也会确保有其他朋友在我家。

突然间需要很多帮助对我来说感觉很糟，可是，只要踏入我和戴夫的卧室，我就会有种窒息感。上床睡觉成了“一切都改变了”的一种标志，整个白天的悲伤和焦虑积聚到那个时刻，我知道我不得不孤独地爬上床。家人和朋友夜复一夜地陪伴着我，他们让我知道，当我需要时，他们一直都在。他们是我的按钮。

好友和家人让我相信，他们真心想帮我，我的压力也因此减轻了不少。每一次我让米歇尔回家，她都坚持说，除非确认我睡着了，她才会休息。弟弟大卫每天都会从休斯敦打电话给我，他坚持了6个多月。我向他表示感谢时，他说这么做是为了他自己，因为和我通话的时刻是他唯一感到安心的时刻。我慢慢知道，有时关爱意味着当他人受伤时，你必须陪伴他，否则你无法安心地待在别处。

持续不断的支持对我很重要，但这对其他人也许没那么重要。一位同样失去丈夫的女性说，起初她害怕一个人待着，她母亲陪伴了她两个星期。她十分感激母亲，但她说：“一个月后，其实我已经恢复。”

我们通常很难理解，甚至是想象他人的痛苦。当我们自己并没有处于那种身体或精神上的紧张状态时，我们就会低估这种状态的影响力。在一个实验中，受试者被要求把胳膊放入一桶水里，并想象如果在冷冻室里待上5个小时会有多痛苦。将胳膊放在盛满冰水的桶里的受试者认为，水桶里满是冰水会比装满温水的情况下，痛苦程度加深14%。然而，当受试者把胳膊从冰水里拿出10分钟后，他们对于痛苦的预测程度和胳膊放在温水中的一样——一旦离开冰水，即使只是几分钟，他们就不知道寒冷是什么滋味了。（积极的一面是，在现实中很少有人会发现自己的胳膊在冰水桶里。）

没有一条路只通向悲痛，也不止有一条路通往舒适。对某个人有效的方法并不一定适合另一个人，甚至是在某一天奏效的方法，到了第二天也有可能会失效。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学会要遵守黄金法则：你希望他人怎样待你，你就要怎样对待他人。可是，在他人经历痛苦时，我们应该遵守 “白金法则”（而不是“黄金法则”）：按照他人希望被对待的方式对待他。从身处压力的人的行为中获得密钥，然后给予理解，更好的方法是，在行动上给予回应。

在我努力靠自己的力量处理家庭事务和工作事宜的时候，朋友和同事都会关切地问我：“我可以为你做些什么吗？”面对真诚的他们，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我当然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但是张口求助于我是很难的一件事。而且我脑海里的许多想法其实都是过分的要求——“你能保证我和孩子们在任何一个假日都不会孤单吗？”“你能发明时光机，让我回到过去跟戴夫说再见吗？”

作家布鲁斯·法伊勒认为，问题在于“ 做些什么”。他写道，“尽管出于好意，这个无意识的举动会加重受苦之人的负担。什么都别问，去做些什么吧。”布鲁斯认为，你可以给离婚后搬出原住所的人送上包装纸箱，或是给刚刚因火灾失去房子的人办个“告别火灾派对”（这个点子是从“告别单身派对”衍生而来的）。我的同事丹·莱维告诉我，他儿子生病时，他在医院陪护，一个朋友发来短信：“汉堡里你不喜欢加什么东西？”丹很感激这位朋友。“他没有问我是否需要食物，他帮我做选择的同时，又给了我‘说了算’的尊严。”另一位朋友给丹发短信说，如果他需要，她会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而且一小时内她会出现在医院大堂，无论丹是否下楼，她都会在。

特定的行为是有帮助的，因为这些行为没有试图去解决问题，它们只是把问题导致的伤害表达出来。“生命中的某些事你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只能带着它们过活，”治疗师梅根·戴文如是说。即使像握住某人的手这一微小的举动，都能帮助这个人。在一项心理实验中，研究人员安排一些十几岁的女孩在公共场所进行即兴演讲，让她们处于压力情境中。当这些女孩的母亲握着她们的手时，身体接触便能消除的部分紧张感，实验证明，女孩们流汗少了，而且她们的心理压力被转移给了妈妈们。

这种效应引起了我的共鸣。戴夫去世四天后，我在他的葬礼上致悼词。起初我认为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但是孩子们希望我能说些什么，我也觉得我要让孩子知道他们的妈妈做得到。那天，我妹妹米歇尔站在我身边，紧紧地抓着我的手。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上述关于母女联结的研究，但是米歇尔的手给了我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