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慰比你更接近”悲伤圆环“中心的人，向离圆环中心更远的人寻求安慰

谢丽尔·桑德伯格的丈夫戴夫于2015年5月突然去世，谢丽尔感觉自己和孩子们再也不会有真正纯粹的快乐了。她在书中写道：“我陷入了空虚。巨大的空虚占据了我的心脏、我的肺叶，限制了我思考的能力，甚至呼吸的能力。”谢丽尔的朋友、沃顿商学院知名心理学家亚当·格兰特告诉谢丽尔，我们可以采取一定的方法，一步步从支离破碎的不幸与灾难中复原。我们不是生来就拥有复原力的，复原力需要我们在后天培养和提升。

本书将谢丽尔的个人经历与亚当关于培养复原力的开放性研究结合起来，进行了深入分析及阐述。谢丽尔向我们敞开心扉，但本书并没有局限于谢丽尔的个人经历，而是从更广泛的层面去探讨我们该如何克服人生中的逆境，包括疾病、失业、性侵、自然灾害、战争、暴力等不幸。同时，来自不同群体的案例也揭示了每个人都可以培养及提升内在坚韧的复原力，并且拥有重获快乐的能力。

经中信出版集团授权，第一财经节选《另一种选择》部分内容与读者分享。

《另一种选择：直面逆境，培养复原力，重拾快乐》

[美] 谢丽尔·桑德伯格 亚当·格兰特 著

中信出版集团 2017年8月

 

戴夫一直是我内在力量的源泉——他不只是我的“按钮”，他也是许多人的“按钮”。那么，如今他的朋友和家人该去哪里寻求支持呢？心理学家苏珊·希尔克的观点非常有帮助，她发明了“圆环定理”（Ring Theory）10。在这个定理中，苏珊建议，先写下处于悲剧中心的那个人的名字，然后画一个圆环把名字包围其中。再在外围画一个更大的圆环，在第二个圆环里写下受悲剧事件影响仅次于第一个人的名字。接下去，再根据受影响的程度持续画圆写名字。希尔克在写给调解师巴里·高得曼的信中说：“画完时，你就有了一张牢骚顺序图。”

亚当给我画的前四个圆环是这样的：

无论你处于圆环中心哪个位置，你都需要得到他人的安慰，并向他人寻求安慰。这意味着，你要去安慰比你更接近圆环中心的人，向比你离圆环中心更远的人寻求安慰。

有时，我会向处于外环的人寻求帮助，但有时，我却惧怕接受帮助。葬礼后一周左右，我去观看儿子的橄榄球比赛。当时我正处于最初的深痛阶段，我环顾四周想找个座位坐下来，却看到了许多正专注观看儿子比赛的父亲。是啊，戴夫再也不会来看儿子参加橄榄球比赛了。就在我压低头上的棒球帽以掩饰流下的眼泪时，我看到我的朋友凯蒂和斯科特·米蒂克夫妇向我挥手，示意我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在草坪上铺了张毯子。早些时候，他们说要和我一起观看比赛，但是因为他们也要照顾自己的孩子，所以我告诉他们不必了。但看到他们向我挥手的那个瞬间，我感激涕零，真庆幸他们没听我的话。夫妻二人分别坐在我身边，握着我的手。我是为了儿子来到这里的，他们是为我来到这里的。

当然，有些经历了悲剧事件的人只想蜷缩身体，躲在自己的圆环里。我在洛杉矶的一位朋友的独生子在车祸中去世，她彻底崩溃了。朋友们邀请她共进晚餐，她最初的反应永远是拒绝，而悲剧发生之前她十分喜爱社交。后来，朋友们给她施压，她也强迫自己接受邀请外出。在约会的前一天，她又想取消，但她不停地提醒自己：“取消只不过是逃避的方式，你必须去。”

我也曾身处类似的情感拉锯战。我痛恨求助，痛恨自己竟然需要他人的帮助，并且不停地担心自己会成为他人的负担，怕自己有情感依赖。安全感的缺失折磨着我，我甚至动了念头，准备创办一个名为“害怕给他人带来不便”（People Afraid of Inconveniencing Others）的互助小组。直到我意识到，如果每个人都担心给别人带来麻烦，那么这个小组就永远不会有人加入，这才作罢。

过去，我对友谊的定义基于我对他人的给予：事业的建议、情感的支持、推荐老牌电视节目（戴夫会说这是“坏节目”）。如今，一切都变了，我竟然需要那么多帮助，我不只是觉得自己是负担……事实上我就是个负担。我开始明白，友谊不只在于给予，还在于你可以从中得到些什么。

可是，我认识的每一位经历过悲剧的人，都悲伤地承认，总有些朋友不能如你所愿熬过难关。常见的情形是，悲伤者身边总有这样的朋友——他们认为指导悲伤者应该做什么是自己的职责，更糟的是，他们还想控制悲伤者的感受。我认识的一个女性在丈夫去世后第二天照旧来上班了，因为她没办法承受独自在家的痛苦。直到现在，她仍能感受到某些同事的不认同：“我认为你太难过了，所以不应该来上班。”你只是以为，你却什么都不知道。

悲伤从不跟人分享它的日程，每个人的悲伤大相径庭，且各行其是。“都过去三个月了，你打算什么时候振作起来啊？”一位女性这样问她经历了流产的朋友。戴夫去世一年后，一个朋友对我说：“你应该和悲伤道别。”真的吗？好吧，我只是把那个麻烦的叫作“悲伤”的家伙放进了抽屉。告诉正处悲伤中的人“你又抑郁又愤怒，跟你相处太难了”似乎也不是有效的做法，而让我直面现实、克服恐惧，这才是有效的方法。

根据精神病学家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关于悲伤的5个阶段的定义，愤怒也位列其中。他她认为人们在失去至亲的时候，先是否认事实，接着转向愤怒，然后进入祈祷阶段，再转而抑郁。只有扛过这四个阶段，才会最终找到接纳感。今天，专家认为，这并不是5个阶段，而是5种状态，它们并非线性发展，而是各有起伏。悲伤和愤怒就好像遇到水的火焰，并不会熄灭，前一秒可能消失殆尽，下一秒又燃烧得更旺盛。

我努力与愤怒对抗。如果某位朋友说错了话，我的反应就会很强烈，有时甚至会号啕大哭或毫不留情地说：“那么做根本没用！”有时，我会意识到自己这样做不对，然后立刻道歉。但是大多数情况下，直到过去很久，我才会意识到自己做的不正确。做我的朋友意味着，他不仅要安抚我的悲伤，还要应对我努力控制的愤怒。我愤怒的程度达到了令自己恐惧的程度，因此我很需要朋友们的关怀。就像在压力实验中的受试者因一个小小按钮的存在而得到安慰一样，我也需要那些对我不离不弃的朋友。

许多人好心地劝我：“你会好起来的。”可是，我很难相信他们，对我助益更多的是大家的陪伴。菲尔·多伊奇就是这样做的。他说 ：“我们会好起来的。”当他不在我身边时，便会发邮件给我，有时只有一行字：“你不是一个人。”我童年的一个朋友给我寄了张卡片，上书“有一天，她醒了，她终于明白，我们曾共同面对一切。”直到现在，这张卡片一直挂在我的书桌上。

我开始花更多时间与好友和家人在一起，他们身体力行，教会我使用白金法则。首先，要活下去。和他们在一起，我才是我自己，他们能忍受我的情绪，并帮助我体会恐惧与愤怒。后来，白金法则变成我的主动选择。这些人际关系中的起起伏伏，大多数人都会经历。随着日渐成熟，人们会更聚焦在更小范围、更有意义的人际关系上，而且友谊的质量远比其数量重要。

随着悲伤中最糟状态的消失，我要逐渐恢复友谊的平衡状态，避免一边倒。戴夫去世后约一年后，一位朋友看上去心烦意乱，很沮丧。我问她发生了什么，她犹豫着要不要一吐为快。我抱紧她，她终于说，她和丈夫相处得不好，可是一想到我的处境，她就觉得自己不该抱怨。我开玩笑说，如果朋友们连跟我抱怨另一半都做不到的话，那我也就没有朋友了。我想让我的亲友知道，在他们遇到麻烦的时候，我也陪在他们左右。

时光飞逝，我愈加感激一直关心着我的家人和朋友。戴夫去世整6个月时，我给他们发了一首诗——《沙滩上的串串脚印》（Footprints in the Sand）。这首诗最初只是具有宗教意义的寓言，然而对我来说，它关乎友谊、意义深远。它讲述了诗人和上帝一起在沙滩上漫步的梦境。诗人看到，沙滩上有两行脚印，一行是人生轨迹，期间夹杂着“痛苦、悲伤与挫败”；而另一行只是脚印。诗人感到被遗弃了，于是问上帝：“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为什么你不在那里等着我？”上帝回答说：“你所见的那些只有一行脚印的岁月，是我在拖着你啊，我的孩子。”

过去，我常常认为，这一行脚印是朋友们陪我熬过最艰难的那些日子。但是现在，它对我别有深意。这一行脚印意味着朋友们一直在我身后，随时准备在我跌倒时接住我，不离不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