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货币真的能去中心化吗？

若站在2021年，回望2008年那场金融危机以来，地球表面大量“新物种”狂奔，数字货币无疑是跑在最前面的那一个：2009年比特比横空出世，像一根导火索，点燃了大众对货币金融理论和制度的兴趣，掀起了两波数字货币热---第一波是以比特币作为先导的加密货币热；第二波是由大型科技公司的涉足开始爆发的资产稳定币，Libra即为一例。

尽管这两波数字货币热从风靡到冷静，但主权数字货币接过了这一棒。2020年1月，国际清算银行BIS调查研究显示，覆盖全球75%人口和90%经济产出的66个国家中，80%的中央银行正在研究数字货币，10%即将发行央行数字货币。其中法国央行已开始尝试使用中央银行数字货币MDBC，计划与8家顶尖金融和银行业公司合作开展一系列实验；俄罗斯签署了一项加密货币法案，承认数字货币是合法资产；韩国央行计划2021年建立并测试央行数字货币试点体系。而与以上发达经济体相比，新兴市场经济体发行数字货币的势头更劲：柬埔寨已开始试行数字货币项目Bakong；泰国央行在2020年6月启动了数字泰铢支付系统的试点项目，7月进入数字泰铢开发的第三阶段；巴哈马数字货币沙元于2020年10月再全国范围内流通……

十二年数字货币发展历程，历经三波数字货币热，实则埋下了一条中心化与去中心化路径选择的暗线。数字货币最早的去中心化构想看似源于比特币创始者中本聪在一个秘密讨论群“密码学邮件组”里发布的一个帖子：我正开发一种新的电子货币系统，采用完全点对点的形式，且无须受信第三方介入“，具有偶然性，但放在数字经济维度下，实为必然。数字货币是适应未来数字货化迁徙下越来越先进的经济形态的必然要求，更为重要的是，数字经济时代无论是生产资料还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皆呈现去中心化、扁平化的特征，核心生产资料是大数据，计算设备等一系列数字生产要素所组成的综合体，每一个个体甚至器物，就是一台去中心化的生产数据机器。

数字技术作为生产力，本就是对中心化结构的颠覆性存在，如其初级---应用互联网，代表的便是开放、共享、互通、平等精神，“赋予人们平等获取信息的权利”（互联网之父伯纳斯。李）。生产资料和生产力的去中心化，必然导致生产关系的去中心化，区块链技术就代表新的生产关系，其本质便是用计算机程序记录所有交易信息的“分布式公开大帐本”。因此，必然需要去中心化的货币体系做匹配，才能更好地满足去中心化的数字经济发展需求，进一步激发应用场景出现。

但事实上，从加密货币石破天惊的去中心化设计，到libra“利用了去中心化理论中的一些要素，技术形态上更像是一个中心化产品”，再到主权数字货币的中心化管理模式，数字货币的演进明显拉出了一条中心化的趋势线。尤其是主权货币，在一定意义上，更像是增加了货币的存在形式，甚至在操作中可以让央行掌握更高程度的中心化控制权。如果说，主权数字货币出现以前，央行对货币的控制力正被商业银行和科技巨头消弱—前者携M2掌控掌控货币创造力，央行下调主要任务是维护金融和宏观经济稳定，其功能只剩下了发行和监管；后者借科技手段“外行颠覆内行“，以移动支付为例，2019年非银行支付机构发生网络支付业务7199.98亿笔，金额249.88万亿元，同比增长35.69%和20.10%。那么，央行以数字货币为支点，则可夺回控制权。区块链技术点对点的传输，从根本上剥离商业银行作为“中间商“存在的必要，腾讯云区块链首席架构师敖萌认为：通过编辑，央行可以控制货币的整个生命周期—创造、流通和回笼。”

究其原因，理论是独立而单一的，但现实是复杂交错的。去中心化具有理论“正确性”，但现实很长一段时间都需要央行来撑起数字货币。截止2020年2月3日，在世界范围内进入交易状态的数字货币就有5098种之多，数字货币尚且处于武装割据阶段，还未找到明确的发展路径，且其中很多加密货币、稳定币也注定了只能是特定社会圈层内的小众货币。在最初的《比特币白皮书》中，“信任”是一个关键词，从中可以嗅到对传统银行中心化体系和信用货币制度的失望与质疑，这一部分文化基因极大影响了比特币及后期加密货币，甚至在早期，中本聪一度将用户类型锁定在与互联网相关的亚文化群体。被称为V神的维塔利克·布特林就是其中典型—他本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网瘾少年”，据称其反抗中心化的意识萌芽于打《魔兽世界》的经历，当比特币体系性地提出去中心化构想，他便成为最早的信徒之一，并一路“开挂”，在19岁就创立以太坊，发明类IPO的融资模式@首次代币发行”ICO，打开了资本新玩法。

之后的套路就有点类似汉武帝推出的鹿皮币—按照汉代礼制，诸侯宗室每年朝觐皇帝、祭祀祖先的时候都要用到玉璧，汉武帝就下令诸侯在使用玉璧的时候必须用一块鹿皮在下面垫着，以示尊敬。这块由汉武帝定制（发行），明码标价，概不赊欠，一平方尺大小劢40万钱，相当于一个千户两年的租金收入。

太阳底下无新事，旧时的鹿皮币现在换成了加密货币，宗室王亲换成了亚文化群体，汉武帝换成了控制币圈的庄家。因此，公众对数字货币的最初印象停留在“极客和黑客使用的货币”，之后又成了“投机商炒作的货币”，尽管大型科技公司推出锚资产的稳定币，也并未改变这种圈层感，数字货币始终无法走进主流。

但数字经济滚滚而来，疫情更让全球生产生活加速各个环节数字化和云化，早已等不及“币圈”做好准备。但“如果说货币是这个世界中超越任何经济、军事和政治的一股力量，那么由谁来制定货币金融体系的顶层制度和秩序就显得至关重要”，尤其是货币的去中心化早有前车之鉴，难免让人忌惮。

汉文帝时期劣币驱逐良币就作为例证，被西汉初年著名政论家贾谊写进《铜布》和《铸钱》两篇文章，用以阐明“允许民间铸钱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而明朝的白银货币化甚至是导致明朝走向灭亡的原因之一。在明朝初年，朝廷曾强制推行大明宝钞，但彼时毫无节制的滥发很快就致其失去货币职能，同期白银使用规模不断扩大，在这场自下而上的白银货币化进程中，以明朝内阁首辅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为标志，朝廷被迫接受白银作为交易媒介。但当时的白银供给主要依靠海外流入，欧洲人在“新大陆”南美洲获得的白银，通过菲律宾和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据统计，从隆庆开关到明朝末期，仅从菲律宾就流入4000多万两白银。于是17世纪，当欧洲爆发“三十年战争”时，明朝的进口白银断供了。明朝危在旦夕，太仓只剩下区区4200两白银，守北京的官军一年领不到饷银。在历史学家皮埃尔·肖努的描述中，明朝危亡前夕的1642年更是“全球危机中的死亡时刻”。

或许是历史上类似的教训太多、太悲痛，从13世纪元朝创建者忽必烈进行纸钞革命—《马克·波罗游记》中记载“它流通于大汗所属领域的各个地方，没有人敢冒生命危险拒绝支付使用”，到16世纪著名的宪政专家让·博丹提出“铸币权是一个国家主权组成部分最重要、最根本的权力之一”，再到18世纪，谁不接受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指券”，轻则20年监禁，重则上断头台……国家权力历来试图牢牢把货币权力握在手里，这种权威并非朝夕可改变。

概言之，数字货币的中心化，一方面是央行币圈“尚待才人出”时表现出的担当，另一方面是历史经验教训得来的不容动摇的法币权威，尽管放置于百年历史长河中，它站在了市场的对立面，但至少在一个年代内却是必须的。换言之，央行数字货币是一定阶段的引领，长期历史视角下的挣扎。就像19世纪，政府干预阻挡不了玛丽亚·特丽萨银币在贸易经济下的大流行—1854年该币被奥地利弃用，被奥斯曼帝国禁止流通（英国公司在红海领域的皮革、石油、食糖、纤维制品等贸易都是以该银币结算），成为国际区域性货币；两个世纪后的今天，政府尽管再不情愿，也难阻挡去中心化货币在数字经济中的大流行。

更进一步来看，这并不简单意味着在这轮数字货币中心化趋势后，即将迎来中本聪们所设想的去中心化理想主义的狂欢，毕竟，绝对的去中心化不具备现实可操作价值。15世纪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一度推行全民记账，人人都使用标准化的复式记账法，形成了一套去中心、分布式、点对点的账本体系，堪称是区块链思想的老祖宗。有文献统计，佛罗伦萨的金佛罗林现金流通量从未超过15万枚，而一次战争的总消费则可以花掉400万金币，绝大部分开支都是通过账本支付。但这套无须中央管控的机制在资金需求膨胀的背景下却难适用。随着布鲁日通向北海的河道逐渐淤积，比利时西部城市安特卫普借优良港口迅速上位，进而成为商品集散地和资本汇集地，资金量远超佛罗伦萨。各国商人组成了大型银团，专门承销王公的债务，这就催生出专业的公债交易市场。为了让大家方便买卖，安特卫普在1551年正式推出了全球第一家全年连续交易和清算产品票据交易所，并最终进化出了一套中央银行体系，成为现代银行体系的雏形。

从佛罗伦萨模式到安特卫普模式，货币从去中心化到中心化的主要逻辑，实质是追寻交易效率——分布式记账让相应的消耗成倍增加，因此要借由中心化的服务器集中处理、提升效率。数字经济时代，去中心化的生产资料、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注定了货币体系的去中心化，但矛盾点在于，这也导致整合和提取交易信息的成本极高，急需一个类似当年安特卫普交易所的中心，将信息集中运作，提高交易效率。

因而，代表未来世界货币基本形态的数字货币，或将在权力架构上去中心化，但在执行层面上又通过协议来收敛。遵照第一性原则，“一纸钞票或一纸支票，皆合约也”，无论是美元上印刷的“该货币系对所有公私债务的合法偿付凭证”，还是港币上书“凭票即付”，抑或是libra白皮书开篇“建立一个简单的全球支付系统和金融基础设施”，都是合约之辞。

本质上，所有的货币都是合约本位，未必是国家法定、政府背书，形态也可以多样，只要存在协议、规制便可成立。比如《货币的祸害》中就记录了一则木片货币的趣闻：“受到大萧条冲击，特奈诺集镇上1055家银行全部停止兑付，一时间城中的交易瘫痪。但是，商工会议所计划发行相当于储户存款25%额度的证书，其中一部分证书以印刷了25美分等面额、明信片大小的木片形式发行，商人们同意接受这种货币，并以此渡过难关。”可见，并不基于确实的债权，没有来自政府保证，只是以其本身不过是木片或纸屑作为通货而流通，完全是基于城里的人们共有的松散约定”。而从技术角度来说，中心化与去中心化并不一定非此即彼，分布式的平台上可以运行中心化的应用，中心化的平台上也可以运行分布式的应用。通过设定货币交换、传输、结算等一套协议，在中心化与去中心化中寻找平衡点，进而在此基础上形成合约（数字货币概念中的共识）。

当然，要真正达到这一阶段，还需要经历一个不断试错与修正的漫长过程。数字货币专家戴夫·伯奇就在《货币冷战》一书中明确提出了“货币冷战”的概念：全球政治、经济和技术背景的变化将推动货币制度发生根本变化，推动了货币之间的一种全新竞争，形成“货币冷战”——主要来自私人的数字美元libra与公共的数字人民币央行数字货币（DC/EP）之间；这种变化可能会限制美元目前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软实力的发挥。从趋势角度讲，或要等待各币种货币几番厮杀后，才会由国际机构出面协调，共同商议。

（作者为福卡智库首席经济学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