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东这张“王牌”，迎来了新的使命——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
7月15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下称《意见》）发布，赋予浦东新区改革开放新的重大任务。
7月19日举行的推进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动员大会上，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强调，要从统筹“两个大局”、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高度，深刻领会党中央决策部署，全市动员、全面部署，全力推动《意见》加快落地落实。
引领区为什么花落浦东，浦东在创新发展、集成改革、制度开放、功能打造、城市治理上的全方位引领又将如何实现？第一财经采访了多位专家，进行了详细解读。
再次成为引领者
第一财经：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为什么是浦东？
原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王新奎：浦东开发开放至今大致经过三个阶段，一是上世纪90年代的开发开放，二是2013年开始的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三是引领区。
上世纪90年代有一个稳定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国当时的开放主要是融入全球经济。现在是全球经贸规则的重新构建阶段，在全球治理中没有中国的参与已经不行了，所以我们要进行制度性改革，提高相容性。基于这个要求，浦东的改革开放要再翻开新的崭新篇章。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王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我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这就是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工程，也是人类社会从未有过的伟大实践。同时面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必须应对新挑战、构建新优势、积蓄新动能。
在新征程上，要有一些地区先行探索、打造样板，为广大区域的现代化建设提供实现路径和经验做法，充分发挥引领示范作用；要有一些地区强劲活跃、积蓄动能，为广大区域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和缩小地区差距，提供动能支持、基础保障，充分发挥辐射带动作用。这一历史重任，必然落在浦东身上。
30年前，中央启动浦东新区开发开放，就已表明浦东在我国对外开放大业和经济发展大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这次中央再次赋予浦东改革开放新的重大任务，一方面经过30年的发展建设，浦东在对外开放、科技创新、市场体系、城市功能、社会治理等方面，都走在了全国前列，并充分呈现了其国际化、现代化的引领地位；另一方面，浦东这30年也是辐射带动长三角、长江经济带的30年，正因为具有这两大方面的优势和特点，浦东必然再次成为引领者。
原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何建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前无古人的事情，有许多需要探索先行的方面，所以从顶层设计的方面，应该有一个引领区。
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里对长三角有一个战略定位（一极三区一高地），其中的一区，就是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引领区。上海作为长三角的龙头城市，要起辐射带动作用，就要有一片高地，浦东责无旁贷。浦东开发开放30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也已经具备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的功能要素。
第一财经：相对于上世纪90年代的开发开放和2013年自贸区，引领区的任务有什么变化？
王振：上世纪90年代的浦东开发开放，是在我国经济体改革转向城市，对外开放刚刚起步，需要在我国最重要的经济发展空间，上海及长三角地区，全面启动对外开放，打开国门引进外资外企，推动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作为先行先试的探索实践样板，选择了还是一张白纸的浦东新区。
2013年启动的自贸区建设，着重于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并通过对外开放牵引更深层次的改革，同时实施对外开放的风险压力测试。
引领区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新形势下推出的。这个引领，不仅包括了更高水平改革开放的引领、自主创新发展的引领、全球资源配置的引领，还包括了扩大国内需求的引领和现代城市治理的引领。
华东政法大学国际金融法律学院院长、自贸区法律研究院院长贺小勇：“引领区”不能仅仅理解为利好，而是更高的要求，任务更重了。
在浦东建设引领区，是在中国经济版图中最重要的地方推进改革开放，本身就表明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心、信心。而且浦东要作为更高水平改革开放的开路先锋，这个词意味着浦东将来的任务会更加艰巨。
上海前滩新兴产业研究院院长、首席研究员何万篷：“引领区”建设，是更高起点、更高立意、更高定位、更高要求的“开发开放”。不管外部环境如何复杂多变，浦东的图景和路径是清晰的、坚定的。
何建华：相对于上世纪90年代的开发开放，这次浦东的重大任务是高水平改革开放，比30年前的要求更高，用改革替换了开发，因为浦东城市开发的使命基本结束。意见提出的7方面重大举措，把未来30年会面对的诸多错综复杂的问题都列出来了，要在浦东试点。
从接轨、对标到相互衔接
第一财经：《意见》要求浦东开展制度型开放试点，为全国推进制度型开放探索经验。为什么引领区要强调制度型开放？
王新奎：在当前的大变局中，浦东如何成为彰显“四个自信”的实践范例，更好向世界展示中国理念、中国精神、中国道路？这个问题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要从要素开放向制度开放全面拓展，这是一句非常重要的话。
第二句话就是要率先建立与国际通行规则相互衔接的开放型经济型体制。在全球资源配置功能高地方面，特别提出了率先构建高标准国际化经贸规则体系。
以前我们是对标、接轨国际最高标准，现在我们提出相互衔接，就是国际通行规则也要符合中国的利益诉求和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所以我们不单单是接轨、对标，而是在全球经贸规则重构中，中国也要做出贡献。
比如全球气候议程的构建，离开中国就不可能有任何意义，所以我们在绿色增长方面也就有条件构建高标准的国际化经贸规则体系；再比如，全球最低公司税率的具体谈判，中国也要贡献自己的智慧和主张。因为中国是跨国公司全球供应链中的主要生产节点，对税率的执行是关键的。
贺小勇：推进制度型开放，就要更多转向边境后措施，比如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等涉及到营商环境、监管一致性方面的开放。
浦东更重要的是参与经济全球化治理，在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谈判中为国家做贡献，比如数字贸易、投资自由、公平竞争、劳工保护、环境保护等新议题的谈判。
引领区建设非常强调法治保障，这也是制度开放的内容。因为开放很多涉及到国家事权，这意味着将来浦东在制度型开放中，可以充分利用浦东法规的权限，拓展制度空间。
制度型开放一定是全域开放
第一财经：浦东要全域打造特殊经济功能区，怎么理解特殊经济功能区？特殊经济功能区从临港新片区拓展到浦东全域后，对于引领区的建设会有什么影响？
王新奎：要搞制度型开放，一定是全域开放，不可能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功能又单一的区域里搞制度型开放。浦东区域面积够大，而且经济活动高度集聚。
制度型开放也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还包括教育、医疗、文化、社会甚至你的生活方式等等。所以意见把科创放在第一位，提出全力做强创新引擎，打造自主创新高地，这是非常关键的，还要求提高城市的治理现代化水平。
王振：特殊经济功能区，就是在特定的空间区域，实施特殊开放政策，强化开放型经济集聚功能。特殊经济功能区从临港新片区覆盖到浦东全域后，对于引领区的建设会带来重大影响。整个浦东将因特殊经济功能区建设得到更大的动能，并可增强浦东的整体引领力，特别是可以进一步激发张江、陆家嘴、金桥、外高桥、迪斯尼等重要成熟区块的开放创新动能，继续发挥开路先锋、排头兵和引领者作用。
在特殊经济功能区建设的一盘棋下，各个区块实施更加有效的空间分工协同，做大做强各个功能板块的专业化集聚力和影响力，取得“1+1>2的整体效能。
何万篷：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具象的，有温度的，可感知的。而浦东，作为一个全场景的全球合作竞争单元，将率先打造深度融入全球发展和治理的特殊经济功能，率先构建与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相匹配的高标准国际化经贸规则体系。
所谓“全场景的全球合作竞争单元”，就是浦东的经济场景完整，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全面拓展。同时，经济治理、社会治理、城市治理三大领域，统筹推进、有机衔接。
贺小勇：作为开路先锋，浦东打造全域特殊经济功能区，以后的开放就要更多关注其他地区不具备条件、不具备场景的措施。以前自贸试验区的建设更注重市场主体的感受度，引领区的建设则是要考虑市场主体和人民的感受度。所以有很多提法包括国际消费中心、医疗健康领域的开放，就体现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何建华：浦东有好几种类型的特殊经济功能，都可以整合起来，把我国改革开放后所有特殊经济功能的政策优势在浦东集成。
目前特殊经济功能区最需要强调的是科创，所以浦东不能做虚的，要有基础研究、原始创新，有0到1的突破，整合上海的产业，带动长三角的创新链产业链，成为上海的动力源，在长三角一体化中发挥龙头带动作用。
第一财经：在双循环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背景下，引领区应该如何打造？
王振：一是通过实施更高水平改革开放，浦东进一步为各地提供高水平的制度创新方案和经验，激发长三角地区的开放型经济优势和活力。
二是通过全力做强创新引擎，打造自主创新新高地，助力长三角地区更加有力地提升科技创新策源能力，加快建设世界级创新产业集群。
三是通过增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建设高标准要素市场，更好服务长三角各地夯实实体经济基础、深度融入全球经济、积极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
四是通过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开创人民城市建设新局面，为长三角各地提供现代化城市建设与治理的标杆样本和引领示范。
浦东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更要进一步依托和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要充分依托长三角各地的长板优势，通过创新构建区域共建共享机制，积极争取各地深度参与浦东新区的引领区建设，实现功能共建。或浦东把“四大功能”建设空间放到整个长三角地区，有效发挥各地比较优势，从上海的浦东走向长三角的浦东。
打造自主创新新高地
第一财经：《意见》提出七方面重大举措，第一个便是“全力做强创新引擎，打造自主创新新高地”，包括加快关键技术研发、打造世界级创新产业集群、深化科技创新体制改革三个方面。打造创新新高地，浦东承担什么责任？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上海市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陈强：打造自主创新新高地，是一个全面同时具有相当战略高度的要求。
浦东需要不断催生原创性成果，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持续攻坚克难。浦东是自贸区、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临港新片区等多种政策资源叠加的区域，《意见》的落地，又把浦东放到了一个历史交汇时刻的重要位置，使命光荣，责任也十分重大。
浦东今后在长三角区域创新协同方面要扮演一个中心角色，要带动整个区域的创新能力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所长石谦：这次《意见》提出，在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中，还要强化长三角的分工协作。不管是长三角区域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还是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很重要的一个切入点，是长三角地区的产业集群已经有非常良好的基础，这一点是区别于其他城市群的优势。另外，我们的科研集群以及高校、科研机构都比较集中。长三角地区已形成了重点领域的产业集群，如果没有这些产业集群，就很难承接前端的技术突破。
第一财经：浦东科技创新怎么“挑最重的担子，啃最硬的骨头”？
石谦：这次《意见》体现了浦东“勇于挑最重的担子，啃最硬的骨头”。从科技的视角看有三个维度，包括科技自身发展的趋势，全球科技竞争的态势以及中国科技今天所处的位置，结合这三个维度看，基础研究、关键技术突破、成果转化、创新体系效能方面还有改善和提升空间，需要去“挑最重的担子，啃最硬的骨头”。
这次《意见》明确了三个方面，围绕硬科技——关键技术研发、打造世界级创新产业集群，以及软实力——深化科技创新体制改革三个方面作出部署。
关键技术研发、打造世界级创新产业集群由谁来做？包括布局一批国家级的创新平台等。
在深化科技创新体制改革方面，《意见》明确了支持高校和科研院所建立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国家在浦东设立的研发机构可研究适用上海科技体制机制创新相关规定等内容。国家在上海设立的这些科研机构，主要还是执行中央或者北京的一些政策。上海包括浦东虽然有很多制度创新和红利，但是它们不一定能全面地享受这些政策，这次也明确了研究探索新的机制，做出一些制度化的设计来支持这些研发机构的发展。
从本地首发到全球首发
第一财经：浦东的一个新的战略定位，是扩大国内需求的典范引领。《意见》要求浦东依托强大国内市场优势促进内需提质扩容，同时建设国际消费中心，该如何推进？
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教授晁钢令：国际消费中心要求城市的消费在全球具有吸引力，首先就是商品的集聚，意见提出要打造面向全球市场的新品首发地，就意味着不仅仅是本地首发或全国首发，至少应该是亚太首发，这在上海目前的比重还比较小，浦东需要努力。
新品首发不仅是指国际品牌，也包括本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商品品牌，这个目前更加稀缺，需要浦东把科创人才集聚、产业集聚的优势和消费结合起来，产生全球有影响力的产品和品牌，对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形成支撑。
以前主要是通过促销、引导消费等来拉动需求，但这次提出“以高质量供给适应、引领、创造新需求”，提法的转变，说明我们要从供给侧来考虑推进国际消费中心建设，这就涉及到相关的政策，比如对国际品牌、全球运营总部的引进，也包含自贸试验区的一些开放性政策。
在消费供给里，《意见》还特别强调了高品质服务供给，这其中包括了括医疗健康、养老托幼等，这方面浦东也是有条件的，《意见》里提出“研究探索放宽电信服务、医疗健康等服务消费市场外资准入限制，促进服务供给体系升级。”。
此外，《意见》里还提出“建立完善养老托幼、家政服务、文化旅游等服务性消费标准体系”，服务消费很难设立标准，但没有标准我们就很难加以规范或质量提升，所以这也要求浦东做出一些可实施可检验的标准，对全国起到示范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