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未来学家杰里夫金：中国将引领第三次工业革命

伴随第二次工业革命发展到顶端，科技技术转换成经济增长逐渐呈现边际效应递减。全球经济停滞、生产力下滑、全球环境恶化都已然成为“房间里的大象”。有人乐观、有人哀叹、有人焦虑、有人彷徨，而作为与凯文·凯利（KK）齐名享誉全球的“未来预测大师”、20本畅销书作者、欧洲“智慧欧洲”计划的总设计师，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在其两本著作——《第三次工业革命》和《零边际成本社会》中为世界开出了一剂良方。

杰里米·里夫金也是“第一财经年度金融书籍”的获奖作者。近日，第一财经对他进行了专访。

“历史上的经济转型都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新的通信技术、新的能源技术和新的交通技术这三种新技术融合的结果。它们的融合构建出我们所说的技术平台或技术基础设施。而这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管理经济活动、社会活动的方式，也改变了政府运作的方式。它们架于物联网这个平台上，就能够诞生第三次工业革命，也就是数字革命。”杰里米·里夫金在专访中表示。

而根据他的判断，中国和欧洲会引领第三次工业革命。

“中国和欧洲都实行社会市场经济。这一点至关重要。历史上所有的基础设施革命都需要有一个社会市场的存在，即政府和商界领袖、当地社区合作，共同创造公共产品。”他称。

他并表示，未来将由政府、私人公司、大学智库等学术机构、非营利机构等组成的协作共同体共同主导，而不是由少数大公司主导，未来全球化将演变为全球本土化。

工业革命需要构建通讯、能源、交通三网

第一财经：你在2012年的时候如何会有产生撰写《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想法，2014年又如何产生了《零边际成本社会》的构思？这两本书互相关联，但它们又是不尽相同。

里夫金：是的，它们是相关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写的是如何转型到一个全新的经济时代，而《零边际成本社会》主要阐述了如何具体实践这一转型。我强烈信奉要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尤其是2011年期间，我开始担任欧盟委员会（EuropeanCommission）的顾问。我对欧洲的许多国家进行了深入研究探访，我们当时主要关注欧洲如何转型到第三次工业革命。可以说，这两本书所述的是我与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和欧洲多国领导为了将欧洲带入新时代所进行的谈话的成果。

过去数年，我也忙于与中国高层政策制定者探讨（中国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前景和经济转型。我在欧洲的顾问经历协助欧洲迈入了一个更加平等、更加注重生态的经济发展新时代。之后是中国，我将欧洲和中国叫做“先行者”。希望美国不会落后太多。

第一财经：《第三次工业革命》主要介绍了理论，而《零边际成本社会》更多阐述了实践。如何定义“第三次工业革命”？据我所知，欧洲还有另一个与“第三次工业革命”类似的概念，叫“第四次工业革命”，克劳斯·施瓦布教授还写了《第四次工业革命》一书。第三次工业革命和第四次工业革命有什么区别呢？我理解它们是同样的一回事儿。

里夫金：我很高兴你问起这个问题。

新工业革命是一次综合的、系统化的数字化基础设施转型，它将智慧经济范式中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联系在一起。这就是欧盟所说的“智慧欧洲”和中国所说的“中国互联网+”。

让我们从理论框架谈起。

很明显，过去10到15年，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全球各国的GDP增速都在放缓，生产力也随之不断下降。这样的停滞令全球经济放缓。而此前的经济增长是建立在化石能源驱动的基础上的，释放了很多二氧化碳。因此，我们目前正在经历全球气候变暖。这可谓是巨大的潜在危险。气候变暖如今已经改变了欧洲的未来路径。毫无疑问，这是有史以来，我们星球面临的最大挑战。我们开始回望历史，提出疑问：如果我们需要为全球构建一个新的经济前景，我们必须要抓紧时间了。我们需要一个新的经济发展计划，并需要此后的两代人来加以实施。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减缓气候变暖，并改变全球经济。

第一财经：在历史上，人类是如何处理类似的经济难题的呢？

里夫金：在人类的历史当中，我们至少曾经有七次巨大的生产力的飞跃和经济范式大转型。有趣的一点在于，历史上的转型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是三种技术融合的结果，这三种技术的融合构建出我们所说的技术平台或技术基础设施。这从根本上改变了文明管理、赋能、驱动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的方式。

这三个技术是：第一，新的通信方式，它帮助我们更有效地管理人与机构之间的沟通和交流；第二，新的能源和管理能源模式，以此更好地赋能经济社会活动；第三，新的交通方式，让我们重新定义交通出行和物流，并高效地驱动经济社会活动。这三大技术结合在一起，也就是我们的通信、能源、交通结合在一起，能够从根本上改变文明管理、赋能、驱动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的方式，产生一种新的经济范式。

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我描述了前两次工业革命。

第一次工业革命时，英国出现了通信、能源、交通的新变化。当时英国人觉得手动印刷非常慢，于是他们发明了蒸汽机，他们随后找到一种新的廉价能源——煤炭，并开始用蒸汽的方式发展印刷术，找到了非常好的通信方式。再后来，基于煤炭发电诞生的电报遍布英国，使得通信能够高速进行。英国人又把蒸汽机运用到铁轨上，创造了铁路运输。于是，火车的交通方式，加上煤炭和电报的出现，再加上蒸汽驱动的印刷，使得英国人能够更高效地管理、赋能、驱动经济和社会生活，促使第一次工业革命出现。

第二次工业革命出现在美国，出现了新的通信方式（电话、收音机和电视），新的能源来源（便宜的德州石油）和新的交通物流方式（基于内燃机）。

第二次工业革命目前发展到了顶端。各类改革已经很难克服经济增长停滞了，因为由第二次工业革命构造的基础建设所能带来的生产力在过去15年已经到达了极限。

由此，我们需要一次新革命，即第三次工业革命，或者数字革命（digitalrevolution）。

在默克尔出任德国总理的第一周，她问了我一个问题：如何规划德国经济，才能激发新的商业机会和工作岗位，并刺激欧洲发展。我告诉她，改变基于旧的通信、旧的能源、旧的交通技术的旧技术平台或技术基础设施，开始采用新的通信、能源和交通技术网络，才能驱动德国经济增长。

首先，互联网的发展提供了新的通信技术和通信互联网(thedigitalcommunicationinternet)。全球有35亿人每周7天、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通过互联网获取和传递信息，边际成本几乎为零。这就是新的数字通信网络，至关重要。

其次是新的能源互联网(thedigitalenergyinternet)。新的可再生能源能够通过数字化电网实现全网协调，全面调配能源。举例来说，中国在本土制造的太阳能和风能等可再生能源，能够在全中国及中国之外分享，就像我们通过通信网络分享知识和娱乐信息一样。

如今，这两个网络已经被写入了中国的“十三五”规划。

最后，这两个网络与第三个网络——数字交通和物流网络融合（thedigitalmobilitytransportationandlogisticsinternet）。后者指电动车、智能出行等。

除了上述三个数字技术网络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物联网。也就是说，三个数字技术网络共同构架于一个平台之上，万物互联的物联网平台（theinternetofthings）。

在物联网时代，每栋房子、办公室、工厂、农场都变成了一个数据中心、可再生能源生成点以及电动汽车充电站。换句话说，每个建筑都成为网上的一个节点联结着另一栋建筑，能够更加有效、高效地沟通、赋能经济和社会活动，驱动全中国的交通。这就是构成中国“互联网+”的智能基础设施。

目前，中国正在加速从各个领域积极推进新产业革命进程。中国在太阳能和风能制造领域世界排名第一；在通信领域，过去是美国领先，如今中国也加紧赶超。中国在每个地区普及最新的通信技术，建设大量的基站，为迈进5G时代做准备。在第三个交通网络方面，从电动车到自动驾驶汽车的蓬勃发展，将加速中国物流和驾驶领域的发展。

中欧将引领第三次工业革命

第一财经：鉴于中国的人口、市场、消费能力等因素，我认同你关于中国将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扮演关键角色的观点。第一次工业革命是由英国主导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由美国主导，您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会由中国主导吗？还是由中国加欧洲加美国，或者其他国家一起引领？

里夫金：我希望我能说是由美国引领，但这不太可能。

我认为中国将引领第三次工业革命，欧洲也将与其并肩进入第三次工业革命，原因在于，中国和欧洲都实行社会市场经济（socialmarketeconomy）。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

历史上所有的基础设施革命都需要有一个社会市场的存在，即政府和商界领袖、当地社区合作，共同创造公共产品。举例来说，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福特汽车能够发展，需要电力、公路等配套，但这些基础设施平台都需要提升并由政府监管。

也就是说，回望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都需要政府，不论是国家层面的政府还是地方层面的政府，与商界合作，构建一个公共平台，商业企业能使用这个公共平台来提高生产力和效率，降低固定成本和边际成本，繁荣发展。

在美国，当时奥巴马总统希望提振美国绿色经济，他花了数十亿美元试图创建一个繁荣的经济体，但最终没有成功。因为美国政府的思维是用政策激励私人部门，让私人部门自己运作、自己决定输赢，由此实现私人部门的繁盛。结果，每家企业往往自顾自地推出产品和服务，但不足以构建出经济发展需要的整体和全面的基础设施。

总结一下，我认为中国会引领第三次工业革命。世界迎来了“中国时代”，中国需要承担其责任。

第一财经：回到基础设施的问题上，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美国，数字时代的基础设施往往是由像Google、Amazon、Apple、阿里巴巴、腾讯、百度这样的大公司构建的，也就是说由私人企业构建的，这似乎与理论框架中所提出的协作共同体（the collaborative commons）有些相悖。

里夫金：让我们先退一步，厘清这一基础设施平台的体系结构，然后，我们再来讨论基础设施的构建。

有趣的一点在于，数字革命会极大地提高产业的效率、生产力，并令固定成本和边际成本大幅下降。这会颠覆我们对于经济的理解。

到2030年，每个商业企业都会成为一个数据中心、可再生能源生成点以及电动汽车充电站，成为网络中的一个节点。它们能够做到跨境实时收集数据，而这些数据将被传输到通讯、能源、交通网络上，从而让每个行业都能通过网络更有效、更高效地管理、赋能、驱动自身的经济活动。也就是说，到2030年，我们会有一个“全球大脑神经系统”，实时同步数据，构建零边际成本社会，这也意味着社会企业家精神的潜在蔓延和经济机会的大幅增加。

这将改变全球化的模式。当每个人都联结在一起时，整个人类大家庭聚在一起，拥有更多多样性，这会颠覆那些纵向联结的巨头公司，人们将以一种不同的方式相互联结。整个经济运作模式将会从第二次工业革命时那种基于自上而下、纵向联系的跨国企业构建、管理基础设施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转变为各区域、各行业横向联系的全球本土化（glocolization）。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体系结构是中心化的（centralized），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体系结构是分布式的（distributive）。

以中国为例，中国现在仅需25美元就能买到一部智能手机，通过智能手机，每个人都能以很低的固定成本和几乎为零的边际成本交流。每个人还都能通过分析挖掘自己的数据，制作自己的App、制作自己的视频，以几乎为零的边际成本分享，从而提高效率和生产力，驱动商业发展。

经济模式从市场转变为网络，从拥有转变为可使用，从买卖关系变为提供使用关系，从消费主义变为可持续，意味着每个人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也就是消费生产者（prosumer）

现实中，市场行动往往是缓慢的，每笔交易的开始和结束都是谨慎的，新的交易开始又需要重新谈判。而互联网上可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地运作。就像股票市场，虽然每股卖出的佣金很少，但全球交易额的量汇聚在一起，相当可观。

再回头看看那些巨头公司。Google、Facebook本身都是很好的公司，但当发展到人们没有可替代的选择时，它们就成为了全球垄断企业。过去，这曾经发生在电话通信和发电等公用事业公司身上，最终各国的解决方案主要是两种，一则将这些服务变为公有制，一则继续保持私有制，但对其进行监管。

我的判断是，未来，当千禧一代当家做主时，会产生一种新的政治运行模式。平台要么由私人公司构建并管理，要么由政府构建并管理，但不论哪种情况下，都由政府权威部门监管。这样，公众就能从公共平台获得最好的服务和物品。

第一财经：我认为这是一个合理推测。继续推演下去，在这个新时代中，政府的定义和角色为何呢？在未来体系中，基础设施是公有的，并受到政府监管；但实际上，基础设施和整个体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又是私有的，政府会监管它。那么，照此发展下去，政府是否会成为一种新型政府，以一种新的机制运作？

里夫金：是的。

以欧洲为例，2017年2月，我们提出了“智慧欧洲”(Smart Europe)，这一战略与中国的“互联网+”非常类似。欧盟委员会还设立了相关基金，专门用于构建基础设施。关键在于，“欧委会”在这一战略上的具体安排，就能体现出你所提到的新型政府运作机制。

我们相信，中央政府，在这个案例中，即欧盟，需要在构建与智慧数字化欧洲相符的监管框架方面发挥主要作用。事实上，政府的角色比以往更加重要了。政府成为了裁判、仲裁者，政府需要设立新的准则、监管措施和标准，同时，为了满足第三次工业革命横向的、分布式的特点，欧洲的每个区域还需要将当地政府、当地商界、当地大学、智库聚集在一起，在忠于欧盟设立的大框架的背景下，使上述准则、监管措施、标准适应它们的区域需求和区域利益。

欧洲的问题在于，欧洲一些旧有的准则、监管措施和标准，不适合甚至会阻碍第三次工业革命。为此，我们在欧洲挑选了三个试验区域——法国北部省上法兰西大区（Hauts-de-France）、鹿特丹的大都会地区以及海牙和卢森堡的大公国。在每个区域，我们让当地政府、商业界和大学、智库、非营利组织相互合作，并与由数百位科学家、工程师组成的全球团队一起，共同制定出适合每个试验区域的路线图。

第一财经：中国和欧洲的情形类似。

里夫金：对，中国和欧洲在很多地方都很相似。中国的中央政府也需要像欧洲那样设置好总战略、总路线图和监管措施。与欧洲一样，中国各区域之间的情况不尽相同，彼此间也存在竞争关系。和欧洲一样，中国也在“互联网+”中提出了智慧城市、智慧地区的概念，但还没有将其真正从理论转变为实践。

中国的中央政府需要在始于2021年的“十四五”规划中设置一个全面的中国“互联网+”路线图，这个路线图能够将“十三五”规划中已经成功实施的“互联网+”倡议统合起来，在全中国所有城市和地区构建一个无缝对接的中国“互联网+”基础设施。

我很喜欢中国长期以来制定五年规划的传统，下一个五年规划能够建立在前一个五年规划的成功基础上。这些五年规划提供了持续的长期的规划，同时也提供了在变化情况下适度调整的弹性。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复杂适应性系统思维。

在此基础上，中国各地方也需要将地方政府、商界、大学、智库聚集到一起。每个地方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创立适合自身的计划，但该计划需要契合整个中国“互联网+”大规模系统性转型。后者指基于物联网的三网（数字通信网络、数字可再生能源网络和数字交通网络）融合。

智慧型中国“互联网+”基础设施不会在一夜之间一蹴而就。这一项目将耗时四到五代人，即半个世纪。令我感到欣慰的是，中国的“十三五”规划中将国家电网转型成为一个全面运营的数字化公用事业网络，以此管理由全中国成千上万个小型可再生能源发电厂所产生的能源分享。这一规模和速度让我看到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