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贫困消除之后，学者称要解决贫困的代际传递问题

中国正致力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为了实现到2020年消除现有标准下的绝对贫困人口，投入了前所未有规模的资金和行政资源实施精准扶贫。当前的脱贫标准是2011年调整后的新贫困线——人均年纯收入2300元。根据扶贫进度来看，到2020年之后，中国在统计上将不会存在年纯收入低于2300元的群体。

7月3日，在由南都公益基金会和南都观察主办的夏季论坛上，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委员会委员李小云称，2020年之后，将进入一个没有绝对贫困的时代，但是贫困人口在统计上的消失，绝对不意味着农村贫困的终结。

衡量贫困的标准

李小云称，这是中国好几代人的梦想。提前完成发展目标，对全世界的扶贫事业也是一个很大的贡献。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也提到，到2020年，中国将会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时期，就是“两不愁三保障”，起码吃穿不愁。

需要指出的是，按此标准计算的贫困人口在统计上的消失，绝对不意味着农村贫困的终结。

国际上，衡量贫困的标准有很多，一种是绝对贫困标准，根据收入、消费、基本生活状态等制定。另外一种就是相对贫困标准，根据整体人群收入而确定，比如以平均收入的50%作为贫困线，一旦平均收入上升，贫困线也跟着上升。绝对贫困标准在一段时期内是不变的，相对贫困标准则会不断变动。如果一个国家整体收入高，相对贫困线就高。

目前，很多发展中国家基本上都使用绝对标准，而发达国家除了美国之外，使用的基本上都是相对标准。其原因就在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国家，如果使用相对标准，那么得到的贫困人口反而比绝对标准下得到的贫困人口要少，因为相对标准往往会低估贫困人口。但是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如果使用绝对标准，最后可能会找不到贫困人口。

由于相对贫困是伴随收入分配不平等而来的贫困，也就意味着，只要还存在社会不平等和收入不平等，就永远不可能消除相对贫困。因此，只能制定各种各样的再分配政策、保护性措施，帮助相对贫困人群跟上社会发展的节奏，使他们的经济状态不至于不断恶化。目前，欧洲国家都采取相对贫困标准，贫困发生率基本在13%。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委员会委员李实称，中国使用绝对贫困标准，在于中国现在正处在一个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国家过渡的阶段。在现有阶段，如果使用绝对标准，贫困人口可能会高一些，但过几年以后，可能就不是这样。

其实，即使到2020年，按照2300元标准计算的贫困人口消失，但由于农村人口的极大脆弱性和兜底保障的低效率，该标准以上的群体仍有可能因为各种风险而落入2300元以下。李小云认为，这意味，即使在统计上宣布2020年彻底消除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仍然会有低于2300元标准的绝对贫困人口的存在，只是数量上不会很大。

其次，随着生活水平和成本的上升，2020年之后，沿用2300元标准的合理性会下降。届时提高绝对贫困线的压力会上升。一旦调整贫困线，在统计上绝对贫困的人口会重新出现。

此外，如果按照“两不愁，三保障”的目标要求，2020年也很难做到每一个贫困户都如期实现目标。很显然，大众并不理解“现有标准”的真实含义，而贫困人口本身的动态变化、未来可能的贫困线调整，都会导致一定数量绝对贫困人口的存在，绝对贫困人口也具有长期存在的客观规律。因此，国家在2020年宣布农村贫困目标实现时，需要客观指出在那之后的农村贫困状况。

李小云建议，在未来，新的扶贫标准需要将相对贫困和多维贫困结合起来考虑。多维标准下的贫困，除了收入之外，还要考虑其他一些和生活水平相关的纬度，比如教育、健康、医疗、住房，包括环境等。

根据李实及团队的研究测算，在未来10年当中，按照相对贫困的标准，要瞄准大概7000万人口。这7000万人口主要是在农村，中国将来的一个主要扶贫战略目标是，使这一部分人的收入能有一个更快速的增长，使得他们能够减缓相对贫困。

从扶贫转向防贫、助贫

无论2020年后绝对贫困是否存在，实施精准扶贫战略以来，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减少的业绩是十分显著的。除非政府未来大幅度调整农村贫困线，否则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即使依然存在，其数量也不会太多。

李小云称，这意味着长期困扰中国农村的原发性的绝对贫困将基本终结，农村贫困将进入到一个以转型性的次生贫困为特点的新阶段。而这样的新贫困并不必然反映在绝对收入上，而主要呈现为收入、社会公共服务获得上的不平等和多元维度贫困两方面。

首先，城乡收入差距依然很大。其次，收入的高低已不必然决定是否贫困，即便很多收入高于2300元标准的群体，由于资产和社会保障的缺乏，往往不足以抵御风险，在疾病、自然灾害、教育等其他风险下，他们的收入无法弥补支出，因病和因灾致贫、举债度日，这些都构成了转型性的次生贫困。最后，很多处于贫困线之上的农户虽未陷入贫困，但都会由于抵御风险能力的极度脆弱而成为极易落入贫困陷阱的潜在贫困人口。

事实上，单一的收入贫困统计已经无法客观反映农村真实的贫困状态。新的贫困需要新的评估指标，很多地方在精准扶贫识别贫困户时，已广泛使用非收入的指标，如有的地方采用“一看房，二看粮，三看没有读书郎”等客观物化指标，这些指标都属于多元贫困维度。因此，形成客观反映农村贫困的新评价体系是未来农村扶贫工作的重要内容。

由于贫困是资源和能力的缺失，众多贫困研究专家认为，解决贫困问题，更重要的是给他们提供各种各样的机会，同时提升他们的个人能力。

随着情况发生变化，扶贫的战略，如果继续坚持“扶贫”，将会出现越来越严重的外部性。李小云提到，比如出现资源浪费，再比如为低保而寻租，由此将严重挑战公众的道德。因此，到2020年之后，绝对贫困人口消失，整个国家的扶贫战略也应该随之改变，由扶贫转向“防贫”和“助贫”，即防止贫困的发生和综合救助。

此外，李小云认为，投入的重点应该转向防止贫困发生的重点领域——学前教育，还有提高农村贫困地区的教育质量，其核心是提高教师的质量和教师的待遇。只有这些问题解决了，贫困的再生产才会极大地缓解。

解决贫困的代际传递

针对防止贫困发生的问题，需要优先解决的是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卢迈称，贫困地区的贫困儿童，他们现在的贫困如果不能解决，将来就是社会的贫困问题。所以，解决现在儿童的贫困问题，实际上是为了解决将来的贫困问题。为此，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在农村，做乡村幼儿园帮助孩子，一个孩子一年只需要1500块钱。不管以后拿一万多块钱再怎么帮助，还不如现在一年拿1500块钱，帮孩子上好在村里的幼儿园。

不过，卢迈自称，他现在担心的问题是，整个社会存在不存在让底层人向上流动的空间。在美国，不论是居住，还是小孩上学，穷人和富人都是隔离的。虽然政府给予的资金、配置的师资都一样，但是富人会通过捐款，为孩子提供更好的条件和资源，他们也努力考取最好的大学，但是穷人的孩子里头可能佩戴着枪支，老师不敢怎么管这些孩子。像这样的现象如果一旦固化，“美国梦”的流动将会很少，美国的社会问题会越来越多，1%和99%的问题会越来越突出。

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也提出，要用抢救性的思维来解决贫困的代际传递问题。“如果现在不去关注处于贫困状态当中的儿童，那么2020年之后，他们可能就会是新的贫困人群。”

目前，学前教育还没有纳入到公共服务开支的范围，在农村，尚有1000多万的儿童还没有学前教育的机会。另外，农村地区和发达地区的教育投入也十分不均衡，音体美教育在农村普遍消失。徐永光提到，对于孩子们来说，音体美是起跑线，数理化不是起跑线。因为，音体美对孩子心灵、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开发是不可或缺的。所以，在这个阶段，公益组织要发挥作用，投入其中。

李小云表示，代际传递涉及两个群体——儿童、父母。儿童是最容易被影响的群体，如果解决好了学前营养、学前教育问题，贫困的生产和再生产就会得到很大缓解。其次还要给这些地区的基础设施输血。基础设施完善了，会给贫困地区带来一系列利好。而基础设施带来的放大效应，要远远大于修建基础设施本身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