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落幕,中国同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合作协议,同30多个国家开展机制化产能合作。真金白银的投入则显示在中国将加大对“一带一路”建设的资金支持:向丝路基金新增资金1000亿元人民币,鼓励金融机构开展人民币海外基金业务,规模预计约3000亿元人民币。
面对这个机遇,包括瑞士、英国等在内的多国老牌金融及保险机构都表现出了极大兴趣,并力求参与到未来的计划中来。
那么,如何看待这些倡议和协议的未来影响,又如何总结“一带一路”倡议从提出到不断发展的内涵,并展望未来的商机和风险?第一财经记者专访了对外经贸大学副校长赵忠秀。
赵忠秀向记者回顾了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相关议题中遭遇的诸多误解和反思。随着时局的进展,他认为,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是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最好的实现方式,这样使得人民币从单纯的贸易结算货币,变成现在的投融资货币。
第一财经:随着“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结束,未来相关项目的实施,是否能真正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赵忠秀: 经过几天的会议,“一带一路”汇集了更多的共识,形成了国际性的平台;中国提供了许多具体的资金支持,会引导更多的社会资金投入,更要关注下一代科技对“一带一路”的支持及促进作用,构建新的国际发展模式。
通过“一带一路”是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最好方式,这样使得人民币从单纯的贸易结算货币,变成现在的投融资货币。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可以通过增发货币的方式,降低“一带一路”的成本。现在国内增发的货币都跑去房地产了,核心是因为国内权益的东西太少,导致资产价格暴涨。而这些增发的货币,若能够到过去认为有风险的投资洼地,将人民币这个水引流到这些地方,去建桥建路,形成权益,就能实实在在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也是发展到今天,才发现这是一个有效的途径。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时,中国外汇储备一直在增加,甚至觉得是个负担。当时学界普遍认为,与其买美债,不如去海外投资实体经济,做点实在的项目。
2014年6月中国的外储达到顶峰,而自2014年下半年起,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开始下降。2015年,我国外汇储备减少了5126.56亿美元。2016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外汇储备连续数月下降,2017年2月,我国外汇储备才结束了长达7个月的连续下降。
“一带一路”的项目实际包含两部分:通过合资方式,取得的是长期权益,由于是基础设施,收益很低。比如坦赞铁路,产生了间接效应,当地市场活跃了,经济发展了,收入提高了,对中国产品的需求扩大;通过合作贸易,中国也会增加这些地方的进口,随着中国扩展市场范围,也会有更多的支付能力,去购买这些国家的产品,这些也都是市场条件改变带来的。
第一财经: 您个人在参与“一带一路”相关议题时,有什么直观的感受?
赵忠秀:我们在“一带一路”国际高峰合作论坛期间,接待了埃塞尔比亚总理,格鲁吉亚副总理,还参与了中瑞合作中的教育签约。我们要和圣加仑大学,要成立一个研究中心,主要跟踪自贸协定(FTA)的研究。
从我本人近期自身的经历来看,发现需要消除一个误解,即这并不是“中国来支援了”。这是合作项目,并非援助项目。
我最近走访的一些海湾国家,他们都提高了对“一带一路”的关注度。一个很朴素的普遍想法,就是中国带人带钱来帮助自己发展,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理解,这其实是共同发展。
另外,现在还需要防止“一带一路”成了一个框,什么都往里装,需要冷静对待,不要泛化。从中国开放经济格局角度说,首先带路要清楚。
在不同的阶段需要把握不同的重点。例如说,起步阶段,需要发展基础设施,基本的互联互通是项目重点。有了这个基础,再进行产能合作。这是世界经济发展的规律。中国过去30年发展,也是不断接受外来产能转移,再逐步提升自身产业竞争力的过程。“一带一路”倡议起初应该是开发性金融,随着市场化深化,扩大金融创新的范围,到最后达到企业直接融资。
在实施过程中,需要评估这些项目是否为好项目,即环境友好、承担社会责任,中国过去的一些经验教训,都要吸取。
第一财经:“一带一路”高峰合作论坛期间,形成了包括贸易倡议在内的多个共识性文件,也在投融资方面有了更多进展,你怎么看待未来这些领域相关政策的落地状况?
赵忠秀:贸易畅通方面,中国引导的,只是一个经贸合作方向性的倡议,应该是开放并且不太具有约束力的倡议。
金融方面,项目实施的过程中,应该是动员共同出资,而不是中国单方出资。中国是希望激活发展的资金,提高市场筹集资金的效率。企业可以选择是由中国的对应机构(进出口银行和国开行等),还是从国际上找长期项目资金,这就需要有一系列配套措施,包括在保险、债券市场做项目融资,这是在国际间很成熟的机制。中国的“一带一路”要解决过去单靠私人的微观企业做不了的大手笔项目,需要国家信用在后面背书。
当然,如果真要形成“一带一路”合作深化和市场化加深,未来,舞台上的表演者不能是政府本身,也不是政府搭台的几个大项目。
亚投行已经批了20多个项目了,包括能源、交通、综合项目,目前还是在点上,还处于早期发展阶段。“一带一路”先是双边谈,政府合作,项目换文,确定优先项目,再考虑下一步融资模式。比如是通过发展援助,金融机构,还是共同形成项目公司在国际市场上寻找资金。常规的需要有主权担保,但有的国家没有主权担保,就加大了中国的金融风险。“一带一路”有特殊政治背书情况下,如何区别开商务风险和政治风险,即便有政治互信,商业风险依然存在,这里面还是要用市场的原则。
“一带一路”是全球化新阶段的载体,是靠务实的贸易投资推进,让全世界更紧密联系,尤其激发那些欠发展区域领域更多进入全球经济发展之中。早期的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是跨国公司的全球产业重新布局推动,再加上背后的金融支持,是“华尔街”模式。中国一方面有国家推动,另一方面,也要能让民间企业参与其中。
工业革命以来,西方主导、攫取了大部分价值。而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的讲话也带来了新的方向:创新引领的思维增长模式、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改革国际治理模式,让大家平等参与;发展的可持续包容模式,通过发展解决不平等、社会参与,及公平的问题。
第一财经:现阶段,是否国企更容易抓住相应的商机?
赵忠秀:是,国企在参与大项目上有天然优势,资金和担保。基础设施项目方面,应该有优势,私营企业一般不具备,国家在项目清单上,央企和国企一定排在优先位置,中小企业要在市场上发现机会。
政治互信的大项目,过去是由私营企业和公司主导,项目有限。现在,政府主导的事情是国家公司。比如,国际能源公司和国家能源公司是不同的。跨国公司会随时盯着每季度收益,而国家公司评价机制会更多考虑战略意图。你要民营公司去做印尼高铁,就做不起来,技术转让、融资方面优惠安排,国企比私营企业来做要好地多,它超越了单个企业的能力,能够形成合力。
这里面,有一个风险对冲的问题。过去把政治风险放到非常高的层级上,通过这样的合作,可以锁定并降低它,把以前高风险,私营不会做的,现在变成可以做。这就要求政治互信这个前提,抓住了各国发展中的关切,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经济合作,当然结果得惠及民众,现在也强调“民心相通”,包括教育,医疗等多包容性议题。
第一财经:回顾过去的经历,你认为“一带一路”倡议这几年发展是否达到了预期效果?现在是否拥有了更丰富的内涵?
赵忠秀:当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时候,就是一个方向性的愿景,并没有具体且快速的方案。从2013年习近平主席讲话,到2015年3月份三部委出台愿景与行动,中间隔了一年半。我相信里面有顶层设计和具体方案需要协调,需要进一步变成工作指南,尤其要与具体项目结合。当时有一个早期收获,圈定了一些具体项目。
到了去年的时候,“一带一路”是否能够形成具体的(成果),都是有一定困惑的。所以习主席在达沃斯讲话,邀请大家来“一带一路”论坛,实际上还带有一个考虑——进一步和这些对象国形成共识,希望大家能够接受。
世界的反应超出预想,从最早的60多个国家到现在更开放的地理概念:比如对非和对拉美的合作,都纳入一带一路框架下。
这不是未来几年的事情,是未来几十年的长远方向。“一带一路”的发展是和中国两个百年的目标有关联的。通过倡议实施,促进这样的环境,扩大市场范围,是生产力的重新配置,更加接近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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