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浮宫外墙上最新悬挂的一张巨幅广告，让法国国际问题专家、中欧论坛创始人高大伟（David Gosset）印象深刻极了。
9月中旬他回到巴黎。在塞纳河畔散步时，一眼就看到对面有几行醒目的简体中文，“中国上海，奉贤新城”“上海南翼，精彩演绎”。这是中国地方政府在法国投放的城市开发建设广告。
前往卢浮宫的路上，一批批中国游客从高大伟旁边擦身而过。有那么一瞬间，他想起30多年前独自苦学中文的往事：“现在中国游客那么多，在卢浮宫就能找他们学中文。他们也可以在卢浮宫旁边做广告，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以此为界限，高大伟将当代中国历史分为两部分，之前是“开放1.0”，让世界来了解中国。从2018年开始，中国将进入“开放2.0”。“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中国往世界去。” 卢浮宫外的这张巨幅广告，就被高大伟解读为“中国往世界去”的表现。
但“走出去”的过程并不像去卢浮宫旅游那么容易，中国经常在西方遭遇各种误解和扭曲。这方面，长期居住在上海、研究了中国22年的高大伟显然更有发言权。多年来，他一直都在《纽约时报》等西方主流媒体写文章介绍中国。
2018年9月，上海译文出版社将这些文章结集成《Limited Views On The Chinese Renaissance》（中文名《中华复兴管窥》）一书，向海外公开出版。这也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国际组稿，全球发行”出版计划推出的第一部作品。
巴黎出生，中国“再生”
“我在巴黎出生，可以说在中国又再生了。”高大伟这样总结自己与中国的关系。
1970年出生的他，读初中时开始对中国产生兴趣。那是80年代中期，法国最后一个要求初中生必须学习拉丁文、古希腊文的年代。中学时打下的语言基础，也让他多年后在中国和欧洲间的频繁往返中，除了用中文、法文、俄文阅读，还能在飞机上看意大利书打发漫长的时间。
初中时，高大伟先是迷上了俄罗斯文学。一位俄文老师就告诉他，在亚洲，还有李白、杜甫这些著名的中国诗人。为了读李杜诗歌，进入高中后，他开始一字一个字地自学中文。
进一步激发了他对中国的向往的，是法国著名汉学家保罗•伯希和的经典著作《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以及瑞典著名探险家斯文•赫定的《亚洲腹地探险八年》《我的探险生涯》。他们笔下描述的古老而神秘的东方，让他下决心踏上中国之旅。
“我一直对丝绸之路很感兴趣。”1996年，高大伟第一次来到中国，首站就是新疆。当时，世界上最长的沙漠公路——塔里木沙漠公路开通不久，他乘着汽车穿越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腹心地区。而在一个多世纪前，斯文•赫定只能骑着骆驼在沙漠中艰难跋涉。高大伟先后去过11次新疆，从和田到哈密，从库尔勒到阿勒泰，都留下了足迹。后来，他成为“新丝绸之路”行动计划创办人。
除了新疆和眼下生活的上海，高大伟对中国其他地方也很了解。接受媒体采访时，一位女记者随口说老家在山东，他马上就能接过话题：“山东有1亿人口。”
正因为22年来一直都在深入了解和接触中国，高大伟才能在《中华复兴管窥》中，自如地向西方介绍“一带一路”、人工智能、“中国梦”等当今中国政治、文化、经济热点，而全书的核心主题，就是“中国复兴”。
“中国复兴是什么？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国这是时间问题，历史趋势不可阻挡。”高大伟说，不可否认，工业革命后150年左右的时间里，随着西方崛起，中国开始落后，并在国际社会逐渐被边缘化。“但我要提醒西方朋友，你们对历史的记忆不长，只习惯了一个比较弱和比较边缘化的中国。”
戴“红色眼镜”看中国
高大伟解释，书名中用到的“管窥”（limited views）一词，是因为学到了中国文化中的谦逊。“有一些外国学者或是媒体，来到中国三年、五年，连‘你好’都不会说，然后会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我感觉很可笑。中国朋友你们问问自己，到底对中国了解多少呢？你们的知识是有限的，何况一个外国人？所以‘管窥’是一种谦虚，对我来说不是开玩笑。”
他还很喜欢中华文化中的“中庸”，一直身体力行。“我做任何事都是不要太过分，过犹不及。”在《中华复兴管窥》中，他专门讲了阴阳哲学，认为这体现了完全不同的中西思维模式，“中国人的阴阳是一起的，而西方人习惯‘ to be or not to be’”。
“中国不只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文明，一个还在活跃的文明，这是独一无二的。”他用带有法国口音的普通话认真地强调，“你们的制度也是独一无二的，现代化并不意味着西方化。”
高大伟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接下来中国会进入中华文艺复兴，“十九大报告我看了四遍，中华文艺复兴是中华复兴里面很重要的内容”。他把“中华文艺复兴”比作意大利文艺复兴，“到时中国文化的吸引力会很强，你的小孩会很有文化自信，你小孩的小孩更自信”。
新书发布会上，上海译文出版社副总编辑朱亚军将研究中国的西方文人和学者分为三类：第一类戴着“黑色眼镜”，站在西方立场写中国负面内容，“就是揭中国的伤疤给世界看”；第二类戴着“玻璃眼镜”，比较客观、如实地描写中国、阐释中国，但“里面难免有一些糟粕”，比如拍过纪录片《中国》的意大利著名导演安东尼奥尼；第三类戴着“红色眼镜”，站在中国人的立场，用西方独特的视角来描写中国。朱亚军认为，高大伟就属于这一类。
“我想朱先生的意思是觉得，我知道中国是从哪里来的，中国社会的复杂性我懂。”高大伟解释。他写文章批评美国，也是因为了解美国：“不要忘记美国1776年建国跟现代本身的关系。美国没有帝国（的历史），也没有经过衰退，这也是一个事实。”
对话高大伟：
人工智能对地缘政治的影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第一财经：2018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刚在上海结束。提到人工智能，现在普遍都关注技术和商业层面应用，但我注意到，你把人工智能和地缘政治结合起来，希望人工智能不要成为新的政治分裂源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担忧？
高大伟：人工智能对地缘政治的影响，尤其是网络的影响，中国、西方媒体都没有人提到，我感觉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前段时间，特朗普宣布美国要建太空部队，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根据我们的国际协议，太空是不要武器化的，特朗普这样做我非常反对，还写了一篇文章。因为太空是人类需要合作的一个新领域，火星不属于美国或者欧洲、日本。要去火星，需要欧洲人、美国人、中国人一起合作。但很遗憾，美国这个太空部队计划可能让我们不会这样。
人工智能也是一样。我希望由整个人类来发展人工智能，好好利用它，有个联合国机构来领导，而不是现在这样让大公司来自己发展。我对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有非常深的恐惧，这是人类制造分裂的数码鸿沟。一旦你有高科技，能力就会非常强；没有，你完全就没有什么机会。在硅谷，人工智能跟医学结合后，可以让人类平均寿命达到90~100岁。但在非洲，很多人根本没有办法上网，一些贫穷地区平均寿命不到50岁。
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知道我提的人工智能需要联合国来管可能不容易实现，有一个过程，但是我们需要为了理想奋斗。世界上聪明的领导人很多，有智慧的领导人很少。应该让大家在一起合作而不是分裂。
第一财经：你还尤其担心人工智能导致中西方对抗。这又是为什么呢？
高大伟：主要是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人工智能你是把它当作一个为人类服务的工具，还是当作一个武器？现在中国和谷歌合作我很开心，但是如果两个国家之间没有信任，最后人工智能就会变成国与国之间的矛盾。中国在高科技上进步得非常快，这方面美国其实有很深的害怕。
第一财经：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但世界范围内单边主义重新抬头。你怎么看待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挑战？
高大伟：单边主义是很可怕的事情。为什么特朗普会利用单边主义？因为他已经不管世界的和谐和平衡，就是为了美国利益。中国有中国的利益，法国有法国的利益，中国不忘记有一个世界，欧洲也不忘记有一个世界，可美国不管。全球化的趋势是互相依赖，单边主义肯定是不行的，所以我们需要再次构建新的多边主义。21世纪的多边主义不一定是20世纪美国推动的那种多边主义，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现在由中国来推动的一个新多边主义模式非常有趣，“一带一路”、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如果美国真的继续像现在这样子，美国自己会被边缘化。
现在中国面对的一些国际环境挑战其实是心理战，有些人希望中国人失去自信。By the way，我为什么从来不相信“中国崩溃论”？因为我认识的中国人里面，99.9%不希望中国崩溃。如果中国人不希望中国崩溃，中国就不会崩溃，这是非常简单的道理。但是如果突然有一些人开始说我们不行，我们开始怀疑我们的能力、我们的制度，这就是心理战。现在西方媒体会出现一些奇怪的文章，比如两周前有人说中国经济情况“恐怖”，很多媒体就开始传播这个声音。可是欧洲经济怎么样？2017年法国经济增长只有1.7%……
第一财经：在你看来，这些外部复杂形势会让中国做出哪些改变来应对？
高大伟：中国会更加强调自己来发挥作用。比如说中兴半导体的事情，中国人意识到需要依靠我们自己的芯片——我不是说中国的出口不重要，但是你研究中国经济会发现，中国经济增长的来源大部分还是内需，因为中国是最大的市场。今后中国会做三件事情：第一，会发展跟东盟、非洲、中东、北欧地区的关系，因为世界是多极的；第二，会加快扩大内需；第三，会想办法依靠自己来加快发展高科技。
第一财经：所以这也是你对“中华复兴”始终很有信心的原因？
高大伟：因为我看到历史在周期性循环。工业革命后，中国被边缘化了150年，所以中国复兴趋势势不可挡，就像《三国演义》里面说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到2050年、2060年左右，是“中华复兴”的一个高峰。其实中国复兴已经开始了，就是经济崛起。下一段是“中华文艺复兴”，到时跟意大利文艺复兴更相似了。到那时候中国将是非常辉煌的，它的吸引力会很强，中国人都会很有文化自信。我在书里这样写，因为我真的自信能看得到。
可惜主流的西方观点还是把中国复兴当成是种威胁，其实不是，而是一种机遇。对不起，在这个过程中尤其是美国需要适应。如果你去看西方历史，像意大利，就经历过崛起—衰退—崛起—衰退的过程。而美国历史很短，1776年才建国，没有帝国体验，也没有经历衰退。19世纪、20世纪美国都在不断扩大，1991年苏联解体后认为自己是能控制世界的。而中国是和平崛起，尤其是明朝郑和下西洋，和后来西方人在非洲殖民完全不同。这一点非常重要，现在“中国往世界去”也是，中国就非常不想改变非洲的老百姓，做生意就好。
第一财经：你提到现代化并不意味着西方化，但还是有中国人比较相信西方。你可以从西方人的视角解释一下为什么吗？
高大伟：因为被边缘化的150年，对中国来说是很艰难的一个过程。很多中国人也忘了19世纪之前的中国是怎么回事。西安的唐朝是什么样？杭州的宋朝是什么样？很多人还记得“文化大革命”中中国人怎么破坏自己的文化。但现在中国的80后、90后记忆又不一样，他们也更有自信，所以文化自信的建立需要时间。
其实中国被边缘化这150年的回忆，也是很有意思的，很多西方人所了解的中国就是这个过程，衰退的中国、很弱的中国、很分裂的中国、可以被欺负的中国。对比之下就会发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多么伟大。
第一财经：谈中国文化复兴，你还希望中国企业家能像意大利文艺复兴时的威尼斯商人一样，起到重要的参与作用。为什么会提这样的建议？
高大伟：比较21世纪“中华复兴”跟意大利文艺复兴，基本上共同点很多。当你好好研究意大利文艺复兴，会发现那时政府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企业家也做了很多重要的事，他们支持了达•芬奇等著名艺术家的创作。现在一些中国企业家不缺钱，我真的认为他们在这个方面可以做得更好一些。文化复兴中生活方式是很大一块，比如你们的茶文化太深了，当我在巴黎时，也希望有很好的茶馆，法国人其实非常喜欢这些。
第一财经：这么多年来，你一直在西方主流媒体写文章介绍中国，可以自我评论一下你产生的影响吗？
高大伟：这样说吧，在西方，我的朋友很多，也不是一般的人。我跟一些人也一直交流，所以我想我不可能没有一点点影响。
人物链接
高大伟（David Gosset），1970年生于法国巴黎，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专家，汉学家，中欧论坛创始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中欧文苑”主任，新丝绸之路行动计划创办人，曾荣获法国荣誉勋章、西班牙十字勋章及保加利亚共和国荣誉勋章。精通法、中、英三国语言，着重研究中国的转变及其对21世纪的亚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影响，文章多见于《国际纽约时报》《赫芬顿邮报》《福布斯》，以及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主流媒体。
《Limited Views On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中华复兴管窥）
[美]高大伟（David Gosset）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9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