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是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对于十九大提出的三大攻坚战，在201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给出了“开局良好”的总结。其中，“精准脱贫有力推进，农村贫困人口减少1386万，易地扶贫搬迁280万人。”
同时，报告也明确提出，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困难较多。2019年要“继续打好三大攻坚战，精准发力、务求实效”；“对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扎实推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精准脱贫要坚持现行标准，聚焦深度贫困地区和特殊贫困群体，加大攻坚力度，提高脱贫质量”。
3月7日，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新闻中心召开的记者会上，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永富称，“脱贫攻坚战还有两年，2020年底到现在还有20个月，确实任务很重，做好今年的工作尤其重要，将为明年的工作打下一个更加坚实的基础，既要完成任务，又要保证质量。”
他认为，减贫在中国还是一项长期的任务。这次脱贫攻坚战解决的是中国千百年来没有解决的绝对贫困问题，并不是说绝对贫困问题解决完了，中国就没有贫困了，相对贫困还会长期存在。
精准扶贫六年取得显著成就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精准扶贫已经实施了六年，脱贫攻坚战已经打了三年，取得了显著成就。
其间，我国贫困人口从2012年的9899万人减少到2018年的1660万人，6年时间减少了8000多万人，平均每年减贫1300多万人。中国原来有832个贫困县，2016年摘帽28个县，2017年摘帽125个县，2018年将要摘帽280个县左右。这意味着，832个贫困县有一半的县摘帽了。2013年，中国有建档立卡贫困村12.8万个，2018年底，还剩2.6万个贫困村。
在前述发布会上，刘永富特意提到，特别是东部9省市，已经有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福建、山东8个省市没有国家标准下的贫困人口了，只有辽宁还有几万人。
整体而言，当前，已经做到85%左右的贫困人口脱贫，80%左右的贫困村和超过50%的贫困县摘帽。
刘永富称，今年再努力一年，攻坚克难，再减少贫困人口1000万人以上，再摘帽300个县左右，那么到明年就会剩600万以下的贫困人口和60个左右的贫困县。
事实上，脱贫攻坚战这三年来，除了带来直接的减贫成果以外，还带来了许多间接的变化。
刘永富表示，首先，脱贫攻坚大大改善了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不仅贫困人口受益，所有农民都共享了这些成果。其次，通过脱贫攻坚还倒逼产业发展、生态改善，培养了大批农村干部，锻炼了大批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干部。另外，基层干部的工作作风有了转变，工作能力有了提升，农村治理水平有了提升，这些都是涉及长远发展的，也是国家的宝贵财富。
事实上，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讲，精准扶贫在推动经济增长、扩大内需方面，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金李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低收入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更高，提升他们的收入就是促进大消费。
他说，很多老少边穷地区有绿水青山，但当地人还不富裕。如果当地低收入人群能够改善收入，会通过较高的边际消费率，以一个较大的乘数改善当地经济。
产业扶贫需要更多税收倾斜
今明两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三农”领域有不少必须完成的硬任务，扶贫就是其中硬任务之一。
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明确提出，要主攻深度贫困地区，不折不扣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到2020年确保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
对于绝大部分贫困人群来说，其实只要给到他们合适的就业机会，几乎很少有人愿意固守贫困。3月5日，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首场“代表通道”上，全国人大代表、湖北90后女村支书程桔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有些贫困户没有什么劳动技能，没有什么出路，劳动能力比较弱，又要照顾家庭，他们是最难脱贫的群体。
程桔是湖北省咸宁市崇阳县大市村的村党支部书记。崇阳县隶属幕阜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是湖北省37个贫困县之一。为了帮助村民摆脱贫困，她联系当地一家制作卫生棉布的企业，在村里建立了一个扶贫车间，让村里10多名群众特别是贫困户去上班。
她说，“扶贫车间”得到贫困群众的一致好评，让他们能够在照顾家庭的同时，有一份额外的收入。群众特别希望像这样的“车间”能够建得多一点，让他们有更多就近就业的机会。
“扶贫车间”背后的逻辑是产业扶贫。当前，农村涌现出了以乡村旅游、民宿为代表的新业态，这些新业态在带动贫困群体脱贫的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也有一线扶贫人员反映税收政策需要予以倾斜。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李小云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不能一边是政府扶贫，另一边是让贫困户交税。“尽管很多地方政府，比如我这些年来一直保持密切联系的贫困县，为了扶贫会尽最大可能地帮助合作社解决问题，但有些问题是国家的宏观政策，需要从政策层面予以重视，进行改革。”
自2014年底以来，李小云深入云南省勐腊县贫困瑶寨河边村进行扶贫研究工作。对河边村这样的深度性贫困村，仅仅通过一般的扶持无法让贫困农户走出贫困陷阱，他提出，创新产业发展思路，利用河边村的自然景观资源、冬可避寒夏可避暑的气候资源以及瑶族文化资源，发展高端会议休闲为主导产业、特色农产品为辅助性产业以及种养业为基础性产业的复合型产业体系。
他提到，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农民专业合作社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81号，合作社提供的餐饮服务、住宿服务和会议服务不享受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免税政策。现在很多贫困村都在做新业态开发，旅游开发是重要的内容，但很多扶贫资源组织起来的合作社不能享受免税政策。
除此之外，合作社还必须交增值税（作为小规模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合计月销售额超过10万元按照销售额的3%缴纳增值税）；城建税、教育附加、地方教育附加等附加税（以当期缴纳的增值税为计税额，按比例缴纳。如果有增值税，对小规模纳税人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100万元的部分，减按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降至5%）。
对于当地组建的合作社，李小云称，预计2019年度应纳税所得额60万元，应纳企业所得税税额为：60×25%×20%=3万。这些扶贫专业合作社经济基础很差，都是贫困户组织起来的，如果按照正常企业来交税的话，显然有些不太合理。他建议，国家税收政策需要予以倾斜。
探索生态脱贫新路子
产业扶贫之外，生态脱贫也备受关注。生态退化与经济贫困，通常相伴相生，两难怎么解决？
2015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指出，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把生态保护放在优先位置，扶贫开发不能以牺牲生态为代价，探索生态脱贫新路子，让贫困人口从生态建设与修复中得到更多实惠。
如果当地是穷山恶水，那可能只有搬迁了。但如果是青山绿水，就应该可以更加有所作为。中央提出“两山论”，其背后的经济转化逻辑是，要在保山、保水的过程中，让当地居民能够得到实实在在的效益，实现“要我保护”到“我要保护”的转变。
那么，如何真正让守着绿水青山的百姓有更多的获得感？
金李建议，国家层面应该给予更大力度的金融支持。比如，发行支持绿色旅游的长期政府引导性专项国债，让国家投资作为劣后，并且吸引市场化的社会资本，形成国家级的绿色旅游发展基金。
此外，可以把国家级旅游主题公园和精准扶贫、提升全社会消费结合起来。通过打造旅游业，提升贫困人口收入，具有极大的外溢效应。具体来说，当地人通过入股，直接或间接参与和旅游有关的服务工作，可以提升劳动收入。另外，打造旅游区，必然要把当地的交通、通信等行业搞上去，从而带动商业、服务业发展。
在我国，荒漠化地区与集中连片特困地区高度重合，其既是生态退化的重灾区，也是扶贫开发的主战场。
以中国第七大沙漠库布其为例，通过30多年的努力，当地同时打赢了生态治理和脱贫攻坚两场战役：治理沙漠910多万亩，创造生态财富5000多亿元，带动10.2万农牧民摆脱贫困，人均年收入由1988年的392元增至2018年的1.8万元。
2019年3月，国务院扶贫办公布2018年企业精准扶贫案例名单，亿利集团“生态富民助力精准扶贫”入选“企业扶贫50佳案例”。亿利集团董事长王文彪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作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实践，库布其模式是治沙与扶贫的有机统一。
他说，生态扶贫的库布其模式，依托治沙、生态、产业、扶贫“四轮驱动”。依托于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绿色循环产业体系，包括生态修复、生态农牧业、生态健康、生态旅游、生态光伏、生态工业六大产业，让治沙可持续，也让致富可持续。在库布其，农牧民拥有七种新身份——沙地业主、产业股东、旅游小老板、民工联队长、产业工人、生态工人、新式农牧民，致富的内生动力充分激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