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中国利用外资再创历史新高：全年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达到了1350亿美元（不含银行、证券、保险领域），增长了3%；新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增长了将近70%。
这些数据背后的重要原因是推进大项目落地。
除了目前已经推出的沈阳华晨宝马、上海特斯拉、惠州巴斯夫、惠州中海壳牌、西安三星闪存芯片、嘉善沃克斯锂电池等两批重大外资项目外，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透露，今年将推出第三批甚至更多批重大外资项目。
在开放的步子越迈越大的当下，刚刚落地的《外商投资法》对中国企业意味着什么？近几十年来外商进入中国的投资诉求有哪些变与不变？今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期间，德勤中国副主席蒋颖就对外开放相关问题接受了第一财经记者的独家专访。
第一财经：本次博鳌亚洲论坛，对外开放方面你关注哪些重点？
蒋颖：改革和开放的步伐都会越来越大。本次博鳌论坛我会重点关注市场红利、制度红利如何更多更好地回归企业。此外，以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为代表的大规划如何对外资产生刺激。
第一财经：《外商投资法》通过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会见中外记者时指出，我们对外开放是自主的抉择，而且要引入竞争中性的原则。怎样理解“竞争中性”原则？“竞争中性”对中国企业意味着什么？
蒋颖：简单理解“竞争中性”就是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政府的行为或者法律法规不应该让它所拥有的企业（我国主要指国有企业）在竞争中有更有利的地位。对于不同出身的企业，在制度、政策、利益方面公平对待、公平竞争。
改革开放以来，外资在中国有经营得好的方面，但同时也面临很多挑战。比如外商认为有一些隐性的不能介入政府采购的规则，融资在操作层面的一些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外商投资法》都有了清晰规定，包括可以参与政府采购、参与标准的制定等。这部法律把外商企业在市场上碰到的实际问题用法律法规的形式确定了下来。
核心竞争力一定不是通过优惠待遇产生的。大家都在一个平台上竞争，这对中国企业会有一定倒逼作用，在业务、人才、管理方面做得更好。
第一财经：你在1991年回国至今的近30年里，中国的营商环境发生了哪些变化？《外商投资法》又将对中国的投资环境有哪些改善？
蒋颖：变化很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资的管理主要有两种方式：第一是准入，规定了可以进入的产业和行业；第二是优惠，外资享受了很多年超国民待遇。而优惠条件也有限制，这对企业的整体运作会带来或多或少的成本代价。
直到2003年税收实行了内外资并轨，到现在无论中资还是外资完全在一个平台上公平竞争。
过去的营商环境存在不公平、不清晰、多跑路等情况，效率上经常不协调。最近两三年营商环境变成政府转变职能的重要抓手。我们能够感受到营商环境越来越开放，制度越来越透明。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没有终点，还有很多工作可以做。
值得关注的是，《外商投资法》对金融、汽车行业的开放程度大大提升，并主要强调了保护、促进和管理。以法律的形式打消了一些外商投资在实际操作层面上的顾虑。
具体来说，包括保护无形资产，不能以任何行政形式要求企业转让技术，充分尊重自由意愿并符合市场规则，打消外商顾虑；进入以前无法进入的领域，得到和国民待遇同样的融资等权利；在管理上，建立外商投资服务机制，设立外商投资企业投诉机制。这些如何落地是对政府的管理能力很大的挑战。
第一财经：你们为许多跨国公司进入中国提供过税务和商务咨询服务。在你看来，近30年来，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诉求或投资热点有哪些变与不变？
蒋颖：外商进入中国有一个从进入到融入再到溢出的过程。
外商的诉求最初是想全方位各个领域进入中国市场，分享这个市场的红利，加上优惠政策，中国市场很有吸引力。后来外资企业想要本土化，比如麦当劳、肯德基等快消品牌很早就进入中国市场，然后融入中国餐饮的一部分。现在外商不单单在中国设立工厂或者卖给中国市场，而更多把研发放在中国，进而面向全球市场。
此外，随着消费升级，外商提供的产品从硬产品到以服务为代表的软产品过渡。
德勤与中国美国商会共同发布的2019年《中国商务环境调查报告》显示，在华外企的增长和投资预期有所放缓，但中国对其仍是一个重要市场。
在当前贸易局势下，超过60%的会员企业仍然将中国作为其优先考虑的市场，他们将中国消费增长和中产阶层扩大视为最重要的商业机会，其次是进一步的经济和市场改革。超过80%的会员企业预计2019年行业将实现正增长。
市场准入限制、缺乏监管透明度以及不确定的双边关系仍是会员企业面临的重大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