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城至今，在抗击疫情的紧张战役中，暴风眼中的武汉难免有些手忙脚乱。
一方面是医疗物资紧缺，口罩、防护服、护目镜的求援信息在网络上蔓延；一方面是医护资源紧缺，一线人员疲惫不堪，再加上病床紧张......于是，疑似患者无法确诊、入院无门的情况开始出现，一家多个成员出现疑似症状的亦不在少数。
有人责备武汉进退失据，但更多的人在为武汉祈祷的同时，更在出谋划策，为这座英雄的城市加油鼓劲。曾经的经验和果敢的应对，可以让在重压之下的这座城市迅速找到应对良策。
中国有成功抗击SARS的经验，这些宝贵的财富不应该被忘记。
第一财经记者追访两位亲临SARS一线救治的医疗人员时，他们共同的观点是：2003年SARS肆虐北京时，当时无论是医疗机构的硬件还是社会的辅助条件，都远不如现在，也同样经历了初始的慌乱和收治难。致胜的关键点在于，当时北京迅速找到了解决方案，使医疗机构进入有序的诊疗。
对于当下，结论就是，武汉需要统一协调和管理，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医疗机构必须有统一的步伐和执行，才能更有力地发挥作用。
属地化管理
“当时SARS来时，中国是真的措手不及，北京又是重灾区，收治难也是突出问题。不过这个问题很快就得到了解决。”北京市德胜社区卫生中心主任韩铮铮对第一财经表示。
2003年，韩铮铮担任北京市西城区SARS定点医院北京德外医院的副院长，现在医院改名为德胜社区卫生中心。
韩铮铮说，当时政府有个指令，要求属地化管理，每个区都设置定点医院，收治本区域患者，且举全区医疗力量和物资，全力支撑定点医院。这个方案很快就解决了本区域患者入院难的问题。
“这种管理方法，不仅便于患者就近医治，还可以调配医疗力量物资。当时我们没有外来医疗队，都是靠全区的医疗力量。10个人一组，在一线工作2周，然后再集结第二梯队，把第一梯队替换下来。第一梯队集中中到昌平区的一个酒店隔离2周，然后再替换。”韩铮铮说，医疗人员不能持续在一线，否则体力和免疫力都会下降，更容易出现医护感染。
这种医护人员的接力赛，在当时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也正是因为合理使用医护力量，也保障了这支队伍的作战实力。
此外，韩铮铮表示，医疗物资的使用，当时也是有序进行。“当时没有这样的网络平台，只能电话或者邮件。我们每天打电话给西城区卫生局，告诉他们我们需要多少医疗物资，卫生局会派专车送来。”
韩铮铮表示，医疗物资的管理也是需要有计划性的，分配也得讲究科学，特别是分箱、开箱等，不是把一堆东西混装在一起，送到一个医院，医院拿走自己该需要的，剩下的再拿回来。因为只要有开箱，就有污染，所以这些物资就不会再有一个医疗机构接受。
这种属地化管理，不仅有序解决了人力和物力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做好了本区公众的医学管理。
“我们有150个医疗人员，其中100个在诊疗一线，剩下50个医护人员负责全社区的医学观察，指导社区居家群众如何消毒、如何观察发烧等症状，同时做流行病学调查。”韩铮铮表示。
这种医护人员的亲临指导，不仅带来了专业的防控知识，更重要的是安抚了恐慌的人心。
行之有效的属地化管理，在SARS之后，被写入了2004年8月修订的《传染病防治法》。
有效隔离+分类管理
有序的防控，更离不开分类管理。
“诊断清楚的患者及时入院，集中救治。需要医学观察的人，集中在酒店。”韩铮铮表示。
当时，韩铮铮说，医院征用了两个酒店作为定点医学观察点，一个是当时的十月大厦，另一个是昌平的酒店。这种分类管理，对于控制疫情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不仅能够及时发现发病患者，也不需要动用太多的医疗资源。
正是在这样的统一管理之下，北京很快控制了SARS。
事实上，武汉早在1月24日，也提出分级分类的工作安排。
当天武汉市召开落实分级分类筛查工作视频调度会，提出全面进入“战时”状态，落实分级分类就医制度，确保发热病人得到及时救治。
武汉的做法是由各社区负责，全面排查所在辖区发热病人，并送至社区医疗卫生服务中心对病情进行筛选、分类，避免患者无序流动，减少医院内交叉感染。
同时，各区全面落实属地负责制，主要领导担任第一责任人，立即确定隔离观察地点和运送病人专门车辆，落实各社区医疗卫生服务中心及医疗力量，发现疑似病人，及时转送发热门诊就诊，确诊后立即送指定医疗点治疗；加强各区间医疗资源共享互通，确保能够无条件收治所有疑似患者。
各街道、各社区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群防群治，对辖区内的发热病人进行全覆盖排查登记，全程跟踪；及时取消社区聚集活动，劝导群众不搞家庭聚会、减少出门。
要求武汉市卫健委尽快选派医生到各区驻地指导，为社区提供必要支持。
但事后的现实表明，这样一个分级分类的就医制度，并没有实现理想的目标。有不少患者被阻隔在社区，无法得到及时治疗。有武汉医生在社交媒体上紧急呼吁：疑似病例得不到确诊，就无法入院治疗，大量疑似患者游离于医院之外，传染源就无法得到有效控制。只有把所有疑似病人隔离起来，才能最有效地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同时，只有把疑似病人都隔离起来，医院的其他科室才能正常运作。
曾经参与SARS救治的原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业务副院长缪晓辉认为，要有强有力的指挥和协调，才能强有力地控制现场秩序。
情况确实在改变。
2月2日，武汉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指挥部要求，2月2日12点前，各城区要完成对确诊患者集中收治、疑似患者集中隔离，无法排除的发热患者和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集中隔离观察，新增人员“日清月结”。
根据防控指挥部的要求，对“四类人员”分类集中收治和隔离。确诊的患者须实行集中收治。重症患者须送定点医院入院治疗，轻症患者无法全部进入定点医院治疗的，须征用其他医院或酒店作为临时治疗区，集中收治。
指挥部要求，“四类人员”的收治和隔离场所必须分开，并安排好集中收治和隔离点的医护人员和后勤保障。
集中收治、集中隔离、集中隔离观察，武汉将摆脱之前的混乱和慌张，进入有序的轨道。
高效利用资源
一旦管理统一，医疗资源得到有效地利用，困扰武汉的物资短缺和医疗力量短缺问题，也将迎刃而解。
比如，从医护人员的数量来看。缪晓辉对第一财经解释说，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医护患者比的概念，不同类型的患者，有不同的医护比。
“如果是治疗中的病人，医务人员加后勤人员与病人的比例是1.5~2:1；如果是在医院留观的病人，所需的医护减半；如果是集中在酒店做医学观察，负责医学观察的人员与被观察人员的比例是1:15~20。而且，负责医学观察的人员中，医护人员占1/50就行了。”
截至2020年2月1日24时，武汉市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4109例。如果按照上述比例顶格（2：1）计算，且4109个患者全部属于第一类的话，可能需要8218名医护人员加后勤人员。所以，目前全国各地奔赴武汉的援助医疗队的力量，已经大大缓解了武汉医务人员的压力。
1月24日，第一批从上海和广东派出的医疗队赶赴武汉。1月28日在国家卫健委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副局长焦雅辉说，截止1月28日晚，将会有近600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医疗队支援湖北武汉疫情防治。
2月2日，又有1400名军医飞往武汉。
那么，床位数有压力吗？
据武汉市政府公布的信息，武汉已在全市设置了61家发热门诊，全面实行24小时接诊。在金银潭医院、肺科医院两家医院基础上，已分三批征用了24家综合医院，临时改造成为收治发热病人的专门医院。武汉市政府方面预计，2月5日前，全市将提供13000余张床位备用。
2月2日，武汉公布了全市23家定点医院的床位使用情况：已开放6754个床位，实际使用6808个床位。
2月2日上午，武汉火神山医院举行交付仪式。据报道，武汉火神山医院总建筑面积3.39万平方米，参照2003年非典期间北京小汤山医院所建，可容纳1000张病床，将于3日正式收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患者。
与此同时，第一财经统计发现，其中9家定点医院（市第五医院、市第三医院、协和医院、省人民医院等），共有12476张床位。
“武汉医疗资源是充足的，只不过是怎么用的问题，千张床位的三甲医院很多。现在大量病人涌入，等得到新建的医院吗？（要）把现有医院腾出来啊！”缪晓辉说。
对比已经确诊的病例数量，武汉医护、床位等医疗资源压力已经有很大程度缓解。但现在的问题是对留观人数还无法确定，未来还有多少人被感染也较难预测，加上之前有病无法收治入院，只能在家里隔离等待的患者数量尚不掌握，未来还面临的挑战依然很大。根据武汉市政府所发布的消息，从1月29日开始不再有留观人数的公布，但根据第一财经推算，从其已公布占用的6808个床位以及总确诊人数4109人看，留观人数亦在2000人以上。从1月28日官方统计数字看，武汉市的日门诊量在12263人，未来还有多少人被感染，目前无法预测，根据高福等人的模型计算的2.2的传染指数，目前4109个确诊患者，有可能会带来9039例感染。不过，随着武汉市的重新部署，比如征用酒店等措施的推进，所有病人涌向医院的景象也将改善。同时，简化、缩短筛查流程，可以避免疑似病例多次往返医院造成更多交叉感染，通过简化确诊分流程序，可以避免轻症患者、居家隔离观察人员拖延成重症。当统筹调配医疗资源开始变得井然有序，武汉也将会逐渐走上正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