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之外一些国家新冠肺炎确诊患者人数爆发式增长；随着日本、韩国、意大利等经济大国相继出现新冠肺炎疫情暴发；随着国际奥委会高官明确表态将2020年东京奥运会取消列为可能方案……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化已经是世人必须正视的现实风险，不确定者只是其全球化程度而已。
欧洲黑死病、明末鼠疫、一次世界大战后西班牙流感都曾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国际经济政治格局，乃至整个历史的走向，当前这场新冠肺炎疫情又有可能对国际经济政治格局产生何种影响呢？
全球化危机应对高效者胜
纵观历史，就总体而言，无论是经济危机、社会动乱、自然灾害，还是重大瘟疫，重大冲击倘若仅仅局限于一国、两国之内，除非由此激发推动该国组织动员能力、经济与政治效率产生了质的飞跃，否则通常只是给当事国带来净损失而导致其在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中地位下降；但如果重大冲击蔓延波及众多国家特别是波及众多主要经济政治大国，甚至全球化，那么，这样的冲击将加速推动应对高效有力的国家脱颖而出，在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中地位上升。即使是这场危机、重大冲击的策源地国家，只要其应对相对高效有力，危机和重大冲击全球化就反而会提升、巩固其国际经济政治地位，或是提升增强其相对于同类其他国家的优势。
在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的历次经济周期变动中，我们一再看到，爆发于美国的经济金融危机倘若仅仅局限于美国国内，带来的结果通常是国际资本“逃离美元”，倘若进一步蔓延升级成为全球性经济金融危机，国际资本就会转而“逃向美元”。在2007年开始露头、至2009年达到高峰的次贷危机中，这一点表现得格外突出，结果，这场危机在全球化之后，反而明显增强了美国综合国力相对于欧洲、日本等其他发达国家的优势。
审视当前的新冠肺炎疫情，可以得出以下初步判断：疫情全球化趋势不可低估；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东亚区域政治军事形势缓和，但加剧西亚失衡动荡；即使疫情没有全球化也难以真的导致中国制造中心与外部市场“脱钩”，倘若疫情全球化，外部市场对中国制造中心的依存度反而可能进一步提升；疫情全球化对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影响的最大不确定性在于今年的美国大选。
疫情全球化趋势不可低估
时至今日，新冠肺炎疫情毫无疑问已经全球化，而且其对国际经济政治的冲击远远大于已经暴发疫情国家数量占全球国家数量的比重，因为主要经济大国要么已经暴发严重疫情，要么疫情正在迅速升级，作为全球制造业核心区域的东北亚国家更是无一幸免。
在韩国，截至26日16时，韩国累计确诊1261例。而且，未来数日韩国新冠肺炎疫情完全有可能持续快速升级。在日本，截至26日21时，日本确诊病例已增至891人。倘若按照中国现行收治、诊断标准，日本确诊患者人数还会增加很多，甚至可能出现数十倍增长。
在欧洲，截至26日0时，意大利累计确诊323例病例，新增4例死亡病例，累计11例死亡。与意大利接壤或相近的奥地利、瑞士、克罗地亚都已经出现了确诊病例，英国、西班牙、德国等国也出现了疫情。由于新冠疫情近日在欧洲蔓延迅速，欧洲足联副主席已表态考虑停办或推迟欧洲杯足球赛。
在美国，美国疾控中心（CDC）数据显示，截至25日，美国确诊病例已上升至57例（其中40例为从日本“钻石公主”号邮轮撤离者）。
在西亚北非，伊朗已经暴发疫情，并蔓延至该区域其他一批国家。在这个全世界能源资源蕴藏量最密集的区域，截至25日，已出现确诊病例的国家包括：伊朗（95例）、巴林（17例）、阿联酋（13例）、科威特（8例）、以色列（6例）、伊拉克（5例）、阿曼（4例）、黎巴嫩（1例）。鉴于该区域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各国、各派相互之间多拆台而少合作，令人很难相信他们能齐心协力共同遏制疫情蔓延扩张。
在南亚次大陆，阿富汗已出现确诊病例，而该国与人口稠密、管理不善的巴基斯坦之间人员往来极为密切，两国间边境管理在相当程度上形同虚设，疫情蔓延至这个人口密集的次大陆风险概率甚高。
疫情助推东亚缓和、西亚加剧失衡？
此次疫情暴发之后，中日韩三国之间表现出了强烈的守望相助精神，三国共同的文化背景也在朝野之间得到了多年未有的强烈认同。明神宗万历帝寿辰时，出使北京的越南使臣冯克宽答朝鲜使臣李睟光诗有云：“彼此虽殊山海域，渊源同一圣贤书”；最强烈的认同来自文化和血缘的认同，从日本援华抗疫物资上的“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到韩国援华抗疫物资上的“肝胆每相照，冰壶映寒月”，以及韩国驻汉新任总领事姜承锡逆行赴任，中日韩三国能否借此次抗疫“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突破近代历史恩怨和现实纠葛，推动三方经贸和政治合作，改变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南胜于北”的局面，值得积极稳妥探索，拭目以待。
上述机制是否也会出现在南海区域，同样值得关注。
在上述基本面之上，如果中国能够抓住时机，不仅开展双边合作和中日韩、中国-东盟合作，而且发掘上海合作组织、亚信会议（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CICA）等区域安全组织的潜力，将这些组织安全合作的范畴拓展至防疫国际合作，那么将有望收获国际安全合作的新成果。
如果说新冠肺炎疫情有可能助推东亚缓和，那么，在既是“世界油桶”又是“世界火药桶”的西亚区域，疫情的效果有可能恰恰相反。在美国与伊朗极度敌对、前不久还爆发了苏莱曼被杀危机的环境下，伊朗暴发疫情，更有可能被伊朗国家及其现政权的对立面视为天赐良机而加紧活动，以求削弱甚至颠覆对方。对于全球能源市场，对于区域地缘政治格局，这都蕴藏着不可忽视的风险。
疫情加速推动中国与外部市场“脱钩”？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在国内外各界被普遍视为可能加速推进中国与外部市场“脱钩”的因素。毫无疑问，作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和第一出口大国，中国必须高度重视中国制造与外部市场脱钩的潜在风险；但流行分析逻辑存在明显的思维误区，其下列隐含前提显然不符合实际：
——中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将旷日持久；
——疫情冲击将局限于中国境内；
——其他国家和地区控制疫情的行动能力与意愿至少与中国一样，甚至更强。
然而，结合实际调研见闻，审视上述流行论点及其隐含前提假设，不难看出这是不符合现实的。
关于中国应对疫情冲击是否将旷日持久，连日来的我国疫情数据对此已经做出了有力的回答。鉴于湖北之外各地日新增确诊病例已经下降到了个位数，零新增省份日益增多，尽管我们需要继续保持警惕，但湖北之外全面复工、恢复正常生产生活已非遥不可及。
关于疫情冲击是否将局限于中国境内，连日来的疫情全球化趋势已经作出了答复。而且，主要经济大国都已经出现了疫情。疫情对中国造成了如此巨大的冲击，根源在于新冠病毒强烈的传染性。
关于其他国家和地区控制新冠肺炎疫情的行动能力、意愿与中国相比的情况，时至今日，客观的观察者都不难看到，即使不提中国之外的那些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仅就中国之外的工业化、新兴工业化经济体而言，他们控制疫情的行动能力、意愿与中国之间也都存在显著落差。这主要是经济基础所致，毕竟不是每个国家都拥有中国这样发达的基础设施和电商产业，即使在采取“封城”、小区全封闭等极端措施时仍能保证居民基本生活需求，能够用大数据等技术提供全国几乎所有人是否出入疫区的行动轨迹，更重要的是体制差异。体制差异导致的中西抗疫能力差异在以下两方面体现得格外突出：
首先，中国体制决定了中国在需要组织全国资源应对重大挑战时决策更加迅速果断。
其次，过于僵死的法律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扼杀了发达工业化国家市场主体自主创新、应对系统性风险挑战的能力。此次疫情暴发、全国进入一级响应以来，我们已经目睹产业在技术产品、产业组织、劳动市场等领域的一系列迅速调整和创新，所有这些，不仅有助于企业和劳动者个人渡过难关，而且某些创新有可能在未来成长为中国经济的参天大树。
在实践中，根据推动复工而从各地政府、企业处了解到的情况来看，我们的复工进程虽然不乏磕磕绊绊，但总体上快于笔者此前的预期，而且一些情况也与流行的观点不同。
如社会上普遍担心出口订单流失、产业链外移，但从我实际了解的情况来看，即使是家具等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他们的反映也是国内消费市场暂时休克，但出口订单却没有出现同样的流失，因为海外采购方不易寻找替代货源。一些电子通信技术产品、一些国产大品牌，甚至可能在3月份出现出口井喷，因为新品发布暂停了一两个月，积累了相当大的需求。考虑到孟加拉国、越南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新兴出口国高度依赖从中国进口的中间产品与设备，其中孟加拉国等国还人口密集，公共卫生系统极度滞后，疫情全球化很有可能重创他们的加工出口制造业，而不是促进。
“但居者不知负载之劳，从旁议者与当局者异忧”（《盐铁论·刺复第十》），如果能够看到中国一线实践者从工人到企业家、政府干部的实践与创新精神；如果对此有了充分认识，那么，疫情全球化的结果恐怕将不是加速中国制造与外部市场“脱钩”，而是相反。
疫情国际影响的最大不确定性：美国
新冠肺炎疫情对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影响的最大不确定性在于美国，这种不确定性一方面来自美方在疫情期间可能做些什么，另一方面来自疫情全球化是否会波及今年的美国大选。尽管正在印度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再声称“美国完全有能力控制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但疫情在美国社区扩散应该是大概率风险。而且，美国政府对此是否做好了充分准备，很成问题。在25日美国参议院就疫情举行的听证会上，美国国土安全部长“一问三不知”，令人忧虑。
如果疫情在这个国家大范围暴发，那么今年的美国大选会是怎样的结局呢？
（作者系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个人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