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地说，任何一个工业化国家的自由市场长期利率，只要收取得当（编者注：市场化利率），都能提供那个国家经济和政治健康状况的一种动态图。”霍默和西勒在《利率史》中如是说。
笔者非常认同这个说法。由于名义利率由无风险利率和（各种）风险溢价组成，这个说法也就不难理解了。每当经济、金融市场面临负面冲击时，风险溢价就会调升，而最脆弱的市场跳升幅度也会最大的。
本周要推荐的并非《利率史》，而是更少被提及的《国债的历史》，本书的副标题为“凝结在利率中的过去与未来”。作者富田俊基为日本中央大学法学部教授。从研究领域和出版物可以看出，作者的专长为国际政治经济学，而《国债的历史》，则是从国债利率看国家信用和大国兴衰，精彩绝伦。两本书配合，再加上弗里德曼和施瓦茨的《美国货币史》，以及黑泽尔的《美联储货币政策史》，perfect.
如何度量金融霸权？就看其融资主体能否享受全球最低的利率，就看其国债利率是否被用做“无风险利率”，即定价中的“北斗星”。
重点推荐本书最后一章。作者回顾了美国1942-1951年2.5%长期国债利率上限的历史。这段时期的美联储货币政策背景和操作方式有极高的相似性——零利率和巨额出超准备金是约束条件；良序的国债市场和金融稳定是目的；直接购买国债、收益率曲线控制、扭曲操作、调节法定准备金率等是手段。
日本并非QE的始作俑者，美联储才是行家里手。1932年《银行法》（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注：与1933年《银行法》同名）就赋予了美联储以国债为担保发行联邦储备券的权力。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可以购买国债，创造基础货币。
笔者正在从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角度全面回顾美联储史，文章将陆续发表。部分文章配图如下：
（作者为东方证券宏观研究员、财富研究中心主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