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期间，中国凭借完备的产业链、强大的生产能力填补了海外供需缺口，推升中国出口占全球比例一度达到16.7％的历史新高。前期因中美贸易摩擦和中国要素成本上升加剧的产业外迁压力暂时得到缓解。随着新冠疫苗接种的加速推进，海外经济体生产能力逐步恢复，后疫情时代，产业链外迁压力是否会再度显现？
近期，美国、日本、欧洲降低对中国产业链依赖，将产业链转移出中国的诉求仍然迫切。拜登任美国总统后，不仅未取消或降低特朗普政府对华加征的高额关税，还进一步联合传统盟友向中国施压，希望重塑“基于价值观”的贸易规则和产业链格局。过去数年，欧美高级别官员也频频作出“审查供应链、增强本国产业链韧性”的表述，近来《中欧投资协定》的批准工作也遇到阻碍。而日本方面，去年二季度，日本经济产业省推出“供应链多元化支持计划”，拨款500余亿日元，帮企业将产业链迁回日本本土或迁往东南亚。
不过，经历新冠疫情，中国产业链优势凸显，对疫后产业链转移不用过于担忧，因为：
第一，中国的贸易支柱地位短期难以撼动。虽然关税对中国出口造成压力，但研究发现，贸易战以来美国进口商通过低报进口和第三国转运来规避对华关税，显示美国企业也在承担着贸易摩擦的成本；纽约联储近期研究表明，贸易战以来，美国贸易逆差下降主要系企业规避关税行为引起，该行为2020年给美国造成了100亿美元的关税损失。换言之，对美国进口企业而言，逃避关税比寻找中国商品的替代品更加可行。
第二，中国经济保持较好韧性，基础设施良好，产业链位置不易替代。以“苹果产业链”为例，尽管近年来其代工商在越南、印度等国纷纷设厂从事下游产品组装，但中国在中上游供应链的地位不降反升。据2021年苹果供应商责任报告，中国（除台湾地区外）2020年新增12家供应商，首次成为苹果第一大供应商来源地，同时越南等其他国家的供应商也出现了出海中资企业的身影。
第三，中国市场广阔，随着营商环境的改善，对外资吸引力提升。2018至2020年中国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FDI）流入增速连年高于全球水平，2020年中国是全球唯一FDI流入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近期中国欧盟商会的调查显示，59％的企业考虑进一步扩张在华业务，去年是51％，而计划撤出中国的比例创新低，为9％。
第四，发达经济体重塑产业链同样面临诸多挑战。一方面，搬迁成本高昂。美银研究估算，仅是搬迁在华外企的出口业务就需要1万亿美元的资本开支，这还没考虑搬迁产生的人员成本、重建供应链的成本。若没有大规模政府补贴，企业搬迁动力并不高。另一方面，发达经济体之间有不同诉求，尽管拜登希望构建一个基于价值观的联盟，但与十年前不同，欧盟对于自身战略独立性和数字主权的诉求愈发强烈，对中欧经贸关系的倚重程度上升。在产业链重塑问题上，欧盟预期也不会与美国步伐一致。
因此，只要中国做好内外两方面的应对，就不用过度担忧产业链外迁。对内重点是优化经济结构，推进收入分配改革，真正培育起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提高中国经济的规模和韧性。对外仍应坚持扩大开放，继续改善营商环境，稳住外资，同时鼓励具有竞争力的中资企业出海投资，积极将以中国为枢纽的产业链向外延伸，进一步嵌入全球产业链。
（作者为京东集团副总裁、京东数字科技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