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抑郁症9年，能够有今天这个成果，我十分满意。”网络社区豆瓣的一位名为“远近”的博主关于抑郁症的一篇康复传记，收获了数千条网友点赞。“医生说我近几年很稳定，没有复发，控制得很好，并且我有较强的治愈渴望，积极配合，所以状态一直都比较好。”
距离国家卫健委于2020年9月11日在官网发布《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下称《方案》）恰满1年时间。2019年我国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的研究表明，我国抑郁症终身患病率高达6.9%，这一数字仍然在上升中。
世界卫生组织（WHO）数据也显示，中国有超过5400万人患有抑郁症，占总人口的4.2%，相当于每100个人里约有4个人是抑郁症患者。在中国每年因抑郁症造成的缺勤、医疗的开支以及其他的费用高达494亿人民币左右。
“而且抑郁症的疾病负担，并不完全在于医药费，更大的部分是由于疾病导致的工作生活能力受损产生的经济损失，甚至可能导致精神残疾，给整个家庭带来沉重打击。”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王勇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表示，他们的门诊量逐年增长，儿童门诊常常要加班看到19点。
诊断不易，且具高复发率
当下，受抑郁症困扰的人群数量与日俱增且进一步年轻化。
《方案》中就指出，要针对高中及高等院校学生、孕产妇、老年人等重点人群开展抑郁症筛查，尤其是高中及高等院校要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档案，对测评结果异常的学生给予重点关注。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陆林曾公开表示，抑郁症在我们国家成年人中的发病率约为7%，已经属于多发病、常见病；而在美国，抑郁症的发病率在10%~15%之间。
抑郁症的诊断依据如何？记者了解到，抑郁症等精神障碍有规范的诊断标准，目前，医生诊断所依据的主要是国际疾病分类（ICD-10）以及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DSM-5），另有最新一版ICD-11也即将投入使用。
“但从目前来看，抑郁症等精神障碍还主要基于症状学诊断，还没有可靠的生物学诊断标准。”王勇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而内科疾病，就会有较为明确的生物学指标（如血糖、血压等）来作为诊断标准，但精神疾病的发病机制复杂，目前很难找到能够与疾病一一对应的生物学标记物。”
从抑郁症的发病机制（原因）来看，目前公认的主要有几种假说，而这也是一系列治疗手段的基础。
王勇告诉记者，最主要的假说是该疾病由单胺类神经递质功能紊乱引起，由于抑郁症的发病多与5-羟色胺（5-HT）、去甲肾上腺素（NE）、多巴胺（DA）等神经递质和受体异常有关，绝大部分抗抑郁的药物也是作用于这些神经递质和受体发挥疗效的。
“抑郁症发病机制的其他假说还包括生物节律紊乱、神经内分泌失调、多基因遗传等，这些异常会与心理社会因素交互作用，导致大脑神经可塑性下降和神经细胞凋亡，最终导致抑郁症的发生。所以经常日夜颠倒、长时间玩手机都容易导致内分泌和生物节律紊乱，引发焦虑、抑郁。因此在药物治疗基础上结合光照、生物反馈、电刺激、磁刺激等物理治疗方法往往会取得更好的疗效。”王勇说。
上述豆瓣博主“远近”也强调，“绝对不可以讳疾忌医。不要觉得抑郁症是小事，对医生说的话也半信半疑、对医生开的药也没有坚持吃，这些都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尽管有一定治愈率，但抑郁症的高复发率仍不可忽视。一项来自美国的前瞻性研究显示，被纳入的380例发作后又康复的抑郁症患者，15年的累计复发率高达85%。
为什么抑郁症难以被治愈？这包括了抗抑郁药物作用机制单一、起效慢（平均需2周左右），患者病耻感强、服药依从性较差等多种因素。
“抑郁症的难治在于其发病机制复杂，而药物只能覆盖少数几种发病机制。同时，其临床表现也复杂多样，包括情绪症状、躯体症状、认知症状三个维度，多个不同亚型。”王勇说，“还要警惕的是，另有相当一部分抑郁症患者，在平均6～10年后才会被确诊为双相情感障碍，所以这些患者对抗抑郁药物是不敏感的。”
王勇还表示，抑郁症目前已经成为所有疾病中病患家庭负担最重的疾病之一。以中度以上的抑郁症门诊患者为例，其药费支出为16～17元/天，重度患约为20元/天，叠加起来每月约为600元；如果再增加一些镇静安眠药等辅助药物，每月约为1000元。有医保结算情况下，患者自己的每月支出在400～500元。如果需要住院，则每月的费用为2万~3万元，如果有医保结算，自费部分也要6000~7000元。
药物研发困境尚存
为应对日益增加的抑郁症人群，国家卫健委发布《方案》，要求到2022年抑郁症就诊率在现有基础上提升50%。
现有抗抑郁药物是否足以应对？根据丁香园数据库，截至2020年，国内已上市的抗抑郁药物（按ATC分类统计）共435种，已有385种纳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
王勇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以常用的盐酸舍曲林为例，在纳入国家药品带量采购政策后，如今一片50毫克的盐酸舍曲林片，进口药物辉瑞的左洛复约为5元，国产带量药物乐元约为1.2元，较之前已有大幅度的降价。”
“而安非他酮、氢溴酸伏硫西汀等药物，由于需要患者自费，临床应用相对较少。”
事实上，从全球来看，可供选择的抗抑郁药物种类并不多，原研的就更少。记者从辉瑞了解到，公司去年已将所有抗抑郁药物归在“晖致”公司旗下销售，且国内并没有其他相关在研药物。
记者在调研后发现，抑郁症药物研发不易，最近一个经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的抗抑郁新药还要追溯到2013年，由丹麦灵北制药生产的氢溴酸伏硫西汀（心达悦）。
抗抑郁药物的研发为何如此艰难？
业内人士称，一方面，是由于重磅抗抑郁症药物的专利已到期（比如盐酸舍曲片是在1998年进入国内），仿制药增多使新药研发缺乏动力；另一方面，受制于人类对神经系统、情绪调控系统了解不深入，新上市的药物在机制上难以找到其他突破口，此外，现有抑郁症药物，如长期服用也存在一定的副作用，这也提高了新药审批的门槛，促使其投入和风险不断加大。
艾昆纬（IQVIA）抑郁症药物研究人员告诉第一财经记者，抑郁症药物的临床需求是客观存在的，全球范围内，进行临床试验的药物数量也呈上升趋势，但鉴于基础研究的滞后性，抑郁症药物研发难度相当大。
“中枢神经系统（CNS）分为器质性、非器质性疾病。抑郁症属于非器质性一类，只要病因（发病机制）不明确，药物研发就会很困难。”该研究人员说。
基于对抑郁症发病机制的进一步探索，一些具新型作用机制的药物例如阿戈美拉汀被研制出来，“以前认为抑郁症的发病机制是单胺类神经递质的异常，现在认为可能跟生物节律、神经内分泌、神经免疫、神经营养和神经可塑性相关。”王勇补充说。
尽管如此，仍有一些国内药企在这一领域发力。
“目前，我们的1类新药盐酸安舒法辛缓释片（LY03005）已获国家药监局审评中心受理，这是一种5-羟色胺/去甲肾上腺素/多巴胺三重再摄取抑制剂，并已完成III期临床试验。”绿叶制药相关负责人在采访中告诉记者，而自该药物开展I期临床试验已历经6年多时间。
而就在8月2日，天士力发布公告称，全资子公司收到美国FDA关于同意化学药品新药JS1-1-01片用于中重度抑郁症治疗进行临床试验的通知。
降低患者诊疗门槛
事实上，我国抑郁症患者还存在不少诊疗之外的顾虑，阻碍其治疗的并不只是费用。
王勇告诉记者，有相当一部分抑郁症患者，尤其是中年男性病人有较强的“病耻感”，知道患了病也不愿意就医，甚至就诊了也会自行停药。
“抑郁症强调要争取在发病早期获得临床治愈，这样长期预后才会好。”王勇说，“第一次发病服药会持续1～2年，复发之后第二次服药在2～3年，而第三次复发服药周期就会达3～5年甚至长期服药；如果服药1年内停药有九成以上的患者可能会复发。”
而精神专科人才队伍的缺乏也是因素之一。
记者了解到，精神心理专科在各大三甲综合性医院的配备力量不足，平均为2～3人；精神专科医院中，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北京安定医院、温州康宁医院（内地首家在港股上市的精神疾病连锁医院）则是业界较为关注的医疗机构。
王勇表示，以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为例，2019年的门诊量超过了100万，2021年截至目前的门诊量已与2019年持平，其中首次就诊患者较2019年增加15%～20%。
国家卫健委于2020年9月28日公布《关于印发加强和完善精神专科医疗服务意见的通知》，提出到2022年，精神科医师数量增加至4.5万名，提升至3.3名/十万人口；到2025年，精神科医师数量增加至5.6万名，提升至4.0名/十万人口。
此外，辅助抑郁症治疗的心理门诊也供不应求。
“上海市精卫中心的心理治疗只能约到半年以后了；中山医院心理医学科3位专家9月也约满了，下周还没发号；东方医院还要排到下周。”一位正在接受治疗的轻度抑郁症患者小李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小李表示，自己倒并不是特别在意是否要将抑郁症用药纳入医保。“（这一病史）对于以后的工作、履历肯定会有影响。而且，几乎所有的商业医疗保险，都将抑郁症排除在外。”
那么，基于抑郁症的个性化治疗特征，社会力量如何参与？
记者在国家民政部官网以“抑郁症”为关键词查询到的相关社会组织仅有3家，更多的则以“患者互助”等形式存在，如北京尚善公益基金会、阳光工程心理互助论坛、上海郁今香心灵成长互助会、心镜之家患者联谊会等。
以心镜之家患者联谊会为例，该组织自2010年成立至今，通过科普讲座、团体心理治疗、义诊等活动，帮助存在抑郁症等心境障碍的患者更好地康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