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共同富裕 教育是第一位的丨首席评论

第一财经2021-09-24 13:11:33

作者:第一财经    责编:周晶

姚洋:老外来到中国,到北京,到上海,到深圳,觉得你这哪是发展中国家,这已经是发达国家了。其实我们很多硬件超过了不少发达国家。比如韩国最近说自己是高收入国家,但要说城市面貌,首尔的城市面貌和上海比,恐怕你很难说上海比首尔差。但如果去我们那些不发达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看一看,显然我们仍然是个发展中国家。在这个关头,我想提出来共同富裕,是有它的历史的必然。

在有着14亿人口的大国推动共同富裕,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先例。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这样的表述在党的全会文件中还是第一次。面对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面对各地区基础和条件的不同,该如何探索和推进共同富裕呢?带着这一疑问,第一财经《首席评论》节目组来到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专访了院长姚洋。

Q: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中提出,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如何理解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姚洋:中等发达国家实际上没有很好的定义。什么叫中等发达?大概就是东欧的水平。东欧现在(人均GDP)基本上是在2万多美元。比较明确的目标是到2035年,我国的人均GDP翻一番,翻一番的意思就是以现在的物价计算,我们的人均GDP达到2万美元,基本上就是现在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十五年后,物价水平每年还得至少涨2%到3%,这样再加上50%,所以差不多到那个时候,大概我们是3万美元左右。

Q:这是一个从平均的角度来说的什么叫富裕,但是在前面加个前缀叫“共同富裕”。您怎么理解“共同富裕”这个词?

姚洋:说共同富裕首先得说我们的现状。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们的基尼系数大概是0.47到0.48,这是比较高的。我们搞计划经济的时代,收入差距很小,那个时候基尼系数大概只有0.27左右,是很低的。搞市场经济,它本身就会带来一些收入分配的差距。市场经济还有一个放大机制,我们知道资本的回报率是高于经济增长率的,这在所有的国家基本都是这样。资本的回报率高于经济增长的速度,所以资本拥有者的收入占GDP的比例就会上升,这是皮凯蒂那本《21世纪资本论》里核心的理论。事实上也是马克思当年所说的那样,市场经济本身会带来一些收入的不平等。一方面市场能非常有效地配置资源,另一方面它的结果并不一定是符合所有人的偏好、期待的。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我们又是一个搞市场经济的国家,我们通过计划经济30多年的实践发现,搞计划经济是搞不下去的,你要调动人的积极性。我不愿意用“不公”这个词,因为“公平”是有特殊含义的。既然搞市场经济,相信市场经济,你就要相信市场分配是公平的,但是它的结果是不平均的。“不平等”不等于“不公”。我们现在有时候一讨论这个问题,一说收入分配问题,就说收入分配不公,这个说得就过分了,应该说收入分配不平等。

“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这是邓小平1985年会见美国企业家代表团时说的一段话。从1985年到2020年,我国经济总量增长了112倍。2020年,GDP首次突破100万亿元,人均GDP也达到1万美元。“钱袋子”更鼓,“家底”更厚,为促进共同富裕打下了更坚实的物质基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提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

Q:怎么界定什么叫“高收入”,什么叫“中等收入”,什么又叫“低收入”呢?

姚洋:这是一个相对的问题,在北京什么叫中产?我想你问北京市民,他大概会给你举例举出来。首先,你得有自有住房,而且这个住房不能太小。第二,你可能还有自己的小轿车。有房有车,我想这是最基本的,你的家庭年收入恐怕应该是在20万以上。如果你到了贵阳,可能仍然是要有房有车,但是家庭年收入恐怕能达到15万或者10万就觉得已经是中产。我想各个城市、各个地区是不一样的。高收入,一般人会觉得家庭年收入可能是,在北京这种地方恐怕是七八十万以上才叫高收入阶层。但是你要看全国的数据,最高的10%的人,收入是最低10%的人的收入的83倍,但事实上最高10%的平均收入,指家庭收入一年也就是21万,所以中国的收入还是比较低的。但是你要想到,在中国10%的人口是1.4亿,是很大一个数,基本上是全世界一些大国的人数。

收入最低的10%的人口同样是1.4亿人,其中近1亿人,经过八年的持续奋斗终于在今年全部摆脱了贫困。如今,我国已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治国之道,富民为始,告别了贫困的人们如何走上共同富裕之路呢?

Q:我国已经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后续还是要持续拉起最低这部分人的收入,如何实现呢?

姚洋: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提高普通老百姓,特别是收入最低那5%的老百姓的收入能力。我们中国人有句俗话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老百姓有了收入能力,他自己创造收入,这就可持续了。教育是第一位的,有一次中国经济50人论坛开会,我就讲教育问题。我给他们看了一张照片,是一位体育老师带着我读小学那里的孩子打篮球,在江西的农村。但是我关键想告诉大家什么?我说你看这个体育老师也教数学。我们以前老说“你的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我跟你说,就是这么回事。教育资源向大城市集中,向“超级中学”集中是不公平的。农村那些孩子难道没有可能出现爱因斯坦吗?我们应该相信中国人的智商是比较平均分布的。

Q: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能力,非常重要的是加强教育,尤其是年轻一代,从起跑线上给大家创造相对公平的环境。如何调节高收入,尤其是过高收入?

姚洋:高收入群体,我们一般理解的电影演员、企业家。很多电影演员拿那么高的钱,当然很不正常。更多的还是要行业自律。我跟拍电影的人谈过,投资者谈过,他们也觉得这个不可持续。企业家是另外一回事,我们看到的都是成功企业家,我们没有看到失败的企业家。我见过一些失败的企业家,真的输得连裤衩都没了。他真的成“负翁”,家破人亡。我这不是开玩笑。开办一个企业是要担巨大的风险。如果成功的企业家拿的回报不能打平这个风险,那就没人投资了。回到20多年前,创业的人,数都数不清,我都差点去创业。有人拉着我,咱们也去搞个“.com”(网站)吧,如果我去了,我估计就成了失败者之一。所以全社会来说,就必须有那么高的回报。因为你成功的概率就是1/2900,没有看到那2899个失败的人,认知的一个陷井“只看到了成功,没有看到失败”。所谓的调节,交了企业所得税25%还不行,还得再交45%个人所得税,我觉得这个调节已经够了。

“收入分配”是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制度安排,而“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一表述在《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 “十四五”规划》《“十四五”就业促进规划》等多个重要文件中反复强调。2019年,我国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为52.1%,对此的发展目标是到2025年要“稳步提高”。

Q:劳动者的收入,对劳动者来说是我们的收入,对企业来说是它的成本,这二者之间的利益关系能否很融洽协调呢?

姚洋:事实上劳动者收入占GDP的比例,是经济学家一个专门研究的领域。中国的劳动收入占比在2008年之前是下降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工业化。农业里劳动者收入占比要高一些。从事农业,土地不太值钱,机械也用得少,劳动收入占比比较高。服务业劳动收入占比也比较高,比如理发基本上全是劳动者收入,还有编程都是劳动者收入。但工业不一样,工业是一个资本密集型的产业。所以在工业化过程中,很多人都到工业去就业,劳动收入占比自然就下来了。这是劳动收入占比下降最大的原因。但是注意,2008年之后,劳动者收入占比一直在上升。所以不要老说我们劳动者收入占比在下降,那是“老黄历”了。我们劳动者收入占比上升已经十几年了,但是这两年又开始稍微有点波动,我觉得波动跟疫情是有关系的。但总体而言,我们劳动者收入报酬占比已经开始上升。你看过去这些年,外卖小哥很多。外卖是服务业,为什么他们愿意去做外卖小哥,不到流水线上去工作?流水线上赚得少,干得好三四千块钱,但是外卖小哥干得好,可以赚八千块钱甚至一万块钱。服务业劳动力的边际贡献高。你试想跑个外卖,没有快递小哥办不成。所以他的要价就提高了,这是市场自动行为。所以要看到,我们国家劳动收入占比变化,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整个发展阶段的影响。下一步还要提高劳动收入占比,怎么提高呢?很简单,就是鼓励发展那些劳动占比比较高的行业,比如高附加值的服务业,这是最重要的。你看我们现在这些写程序的“码农”,这是高级劳动密集型产业。相应企业的主要支出就是编程员的工资,一般它们都不会去买楼的,都是租一个楼,租金还是小头,一年几百万的租金,可是支出去的工资有好几千万。转了一圈又回来,你得提高普通人的收入能力,收入能力上去了,他的劳动收入占比就上去了。

Q:相对来说落后一些的地区,增收潜力在哪里?

姚洋:地区差距没那么重要,老百姓最后会选择。鹤岗,台湾人都跑去买房子。台湾人说我就想在大陆买房。在鹤岗,3万块钱买一套房子,结果律师费花了1.5万,大家会平衡的。把选择给普通老百姓。一些人到鹤岗去,拿到了鹤岗户口,觉得在鹤岗生活很好,有了一个家,自己在网上做点生意,现在很多工作网上就能完成,一个月收入3000块钱,“我安逸”,也挺好。所以,这种地区差距不要把它作为一个很大的问题去考虑,我觉得要考虑的是城乡差距。这跟中国人根深蒂固、血液里这种精英主义是分不开的。我有一次办讲座,我说我们应该开放城市,让每个人做选择,一位女生马上站起来举手说,“姚教授,你这样说不对,这城市很拥挤了,那么多人来怎么办?”我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难道人分三六九等吗?这种根深蒂固的“我已经来了就要站住了,你们都别来”,我非常失望。好多人都说农民都到城里来,谁种地?凭什么生在农村就该种地?我说到这儿就激动,我就想象村里那些亲戚,他们都想进城。包括我刚才说的“在我们血液里的这种精英的思想”,成功者的那种傲慢,他们觉得会很应该,“超级中学”不是很应该吗?有些人冠冕堂皇地说,学生也要有选择,人家愿意上哪个学校,应该有不同的学校。我认为,在中学阶段,大学以前,就不应该有选拔,应该全体孩子接受同样的教育,完全平均的教育,他学不学是一回事,给人家一个机会是另外一回事。

Q:提共同富裕,是否它就是在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姚洋:我愿意用平等和效率,这两者实际上是不冲突的。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做的那些改革,其实也在增加平等。我们搞市场经济,就是把机会给社会,给所有的老百姓,这难道不是促进了平等吗?当然是促进了平等。所以我们不能说过去这些年就是光顾效率了,其实平等是起点,没有这个起点的平等,我们哪有效率?到了今天,我们说要增加老百姓的收入能力,更是平等和效率一点不冲突。就说农村的孩子,他没有获得良好的教育,就不会成为诺贝尔奖获得者。如果他们一开始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他可能就成为伟大的数学家,那效率也上去了。充分发挥你个人能力的机会,这样平等也实现了,效率也更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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