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近年来，“生产率悖论"越来越令人困惑。尽管在信息技术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但经合组织成员国的生产率增长仍然缓慢。中国的生产率增长也有所放缓，但降幅没有发达国家那么大。对此，经济学家蔡昉给出了两个解释：第一，富裕国家的劳动力从生产率高的部门流向了生产率低的部门，造成整个经济的生产率下降。第二，在中国，这一问题归因于“创造性破坏”不足。他认为，提高中国的生产率需要更多的创造性破坏，但这一过程需要有序进行，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效的破产程序。
蔡昉是中国最受尊敬的经济学家之一。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CASS) 前副院长，他以人口经济学研究而闻名。今年8月，蔡昉发表了题为“中国的生产率悖论”的演讲[1]，他在演讲中指出，优化资源配置是提高中国经济效率的关键。
蔡昉演讲的题目参考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在1987年感叹美国生产率增长放缓时说的一句话：“你可以在除生产率数据以外的任何地方看到计算机时代[2]。”
事实上，自从索洛教授说出他著名的妙语以来，生产率悖论变得越来越令人困惑。在过去二十年里，计算能力呈指数级增长[3]。2000年，最强大的超级计算机每秒可以进行4.9万亿次浮点运算（FLOPS）。20年后，超级计算机的计算能力增强了近10万倍，每秒能够进行442000万亿次浮点运算。对信息的即时访问已经遍布世界各地，在全球范围内，人们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紧密连结。互联网用户的数量增长了十倍以上，从2000年的4.01亿增加到今年1月的47亿[4-5]。大多数人使用移动设备访问网络，而这种便携性提供了无与伦比的便利。
尽管在信息技术领域取得了如此令人瞩目的进步，但经合组织成员国的生产率增长仍然缓慢。以就业人口人均产出衡量，经济年增长率从2000至2010年期间的1%下降到2011至2020年期间的仅0.6%。这种减缓不仅限于少数领先国家，图1中37个国家大多数位于45度斜虚线以下，这表明他们在过去十年中的生产率增长要比之前一个十年慢（爱尔兰是一个明显的例外)。
图1 37个国家就业人口人均GDP增速（%）
中国的生产率增长也有所放缓，但降幅没有发达国家那么大。在中国，1991至2010年期间，就业人口人均GDP以每年近10%的速度增长（图2），最近10年放缓至7%。去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这一增速急剧下降，但我预计，未来几年我们将看到这一数字回升至6.0-6.5%。
图2 中国就业人口的人均GDP增速
那么，面对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我们如何解释生产率增长放缓的悖论呢？
蔡昉给出了两个解释。
首先，与直觉相反，富裕国家的劳动力从生产率高的部门流向了生产率低的部门。蔡昉引用了达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与其论文合著者的实证研究。他们认为，在密集使用信息技术的行业，企业的生产率确实有所提高。然而，这些公司并没有提高产出，而是进行了裁员。失业的工人流向生产率较低的部门，造成整个经济的生产率下降。蔡昉指出，在美国和日本，最近创造的大部分就业机会都来自于服务业，而服务业的生产率低于制造业。
其次，对于中国，蔡昉将这一问题归因于“创造性破坏”不足。在一个特定的部门内，效率低下的公司应该停止生产，以允许新的、生产率更高的公司扩张。蔡昉指出，在美国，三分之一到一半的生产率增长来自企业的进入和退出。他说，在中国，政策往往会抑制”创造性破坏“。货币政策一直宽松，M2增速大于GDP增速，这些容易获得的资金拯救了效率低下的公司。此外，精明的企业将想方设法讨好政府，甚至将自己重塑为“具有战略重要性”的企业，以获得公共部门的支持。经济中留下了太多的“僵尸企业”，新进入者却无法获得资本和劳动力来扩大经营。
蔡昉认为，虽然提高中国的生产率需要更多的”创造性破坏“，但这一过程需要有序的进行，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效的破产程序。有效的破产程序允许快速清算低生产率的公司，并更快地重新分配其资产和劳动力。此外，有效的破产程序有助于保存破产公司的资产价值。这可以增加债权人预期收回的金额，并有利于建设良好的投资环境，两者都有助于支撑生产率增长。
随着时间的推移，申请破产的中国企业数量迅速增长，从2012年的1521家增至2020年的10132家[6-7]。然而，去年美国的破产申请数量是中国的两倍多，这表明破产程序在中国可能仍然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中国政府认识到了有效破产在提高经济效率方面的作用，从2007年开始设立专门处理破产案件的法庭。在随后的十年里，拥有此类法庭的城市数量逐渐增加。李波和雅克波·彭蒂塞利（Jacopo Ponticelli）用这些专门法庭的分阶段推出来研究它们对司法结果和当地经济发展的影响[8]，研究结果很有趣：
第一，专门法庭更有可能聘用在精英法学院接受过培训的法官。
第二，相比传统的商业法庭，此类法庭解决案件的速度会更快，尤其是在处理国有企业破产案件时效率更高。这意味着此类法庭的法官可以避免来自地方官员的压力，让弱小的公司继续经营。
第三，与由传统法院解决破产案件的城市相比，专门破产法庭所在城市的营商环境有所改善。这些改进深化了“创造性破坏”的过程，与蔡昉讨论的思路相一致。在设有专门法庭的城市，新公司的成立速度更快，“僵尸密集型”行业的劳动力占比下降，企业生产率提高。
李波和雅克波·彭蒂塞利的研究表明，扩大有效率的破产程序的使用范围是解决中国生产率悖论的一种方式。然而，正如蔡昉提醒我们的，提高经济效率必须与社会保障齐头并进。事实上，这是“共同富裕”的意义所在[9]。
注：
[1]蔡昉.中国的生产率悖论[EB/OL].[2021-08-26],https://mp.weixin.qq.com/s/RlNdwRtoPbd9SltVE0wAkg.
[2]Robert Solow.We'd Better Watch Out[EB/OL].http://www.standupeconomist.com/pdf/misc/solow-computer-productivity.pdf.
[3]https://ourworldindata.org/technological-progress.
[4]https://ourworldindata.org/search?q=internet+users.
[5]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617136/digital-population-worldwide/.
[6]Perkins Coie.Current Trends in China’s Bankruptcy Filings[EB/OL].[2021-08-21],https://www.jdsupra.com/legalnews/current-trends-in-china-s-bankruptcy-49571/.
[7]人民日报.依法推动企业破产制度更好实施[EB/OL].[2021-08-13],http://www.npc.gov.cn/npc/c30834/202108/d3fd86d9bd794fd8a779525566602085.shtml.
[8]Bo Li,Jacopo Ponticelli.Going Bankrupt in China[EB/OL].
https://www.nber.org/papers/w27501.
[9]https://www.eastasiaforum.org/2021/09/19/right-time-for-chinas-common-prosperity-drive/.
（撰稿人：第一财经研究院高级学术顾问柯马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