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权威经济期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教育陪护等对母亲的收入有着显著影响，子女升学压力越大，母亲收入下降越多。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办《经济研究》今年第9期发表题为《看不见的家庭教育投资: 子女升学压力与母亲收入损失》的文章，关注了家庭隐性教育投资。文章认为，母亲通过放弃潜在收入的方式增加对子女的教育陪护，不仅会降低家庭教育的投资效率，也会进一步影响家庭劳动供给决策，降低母亲劳动参与程度与工资收入水平，从而影响中国劳动力供给状况。
东北财经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王伟同等作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子女升学压力会使母亲月收入显著下降近两成 ，同时父亲收入没有显著变化；高学历、非国有行业、育有男孩或独生子女的母亲收入更容易受到子女升学压力的影响。此外，他们还利用地区重点高校录取率所反映地区升学压力，发现了子女升学压力越大的地区，母亲收入下降幅度越大。
文章所使用的核心数据来自 2005 年 1% 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在此基础上，为检验研究结论的稳健性以及考察家庭隐性教育投资行为近年来的变化趋势，进一步使用 2010 年人口普查数据和 2012-2016 年 CFPS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进行了稳健性检验。
中国家庭在子女教育上普遍存在较为强烈的投资意愿，家庭教育支出在中国家庭总支出中所占比重也逐步上升。在家庭教育投资中，除现金性的显性教育支出外，家庭也会通过放弃潜在收入并增加子女陪护时间的方式进行隐性教育投资，
在中国“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文化观念影响下，母亲会将更多精力用于规划和陪护子女，即家庭隐性教育投资行为更多来自于母亲。
上述研究显示，子女升学压力会使母亲收入平均相应下降18. 9% 。而从家庭平均收入的角度看，这种由母亲工资收入损失所反映的隐性教育投资数额大约为家庭平均月收入的 7. 0% 。
“考虑到中国城市家庭的规模，这种家庭在子女升学阶段新增的隐性教育投资规模是巨大的，是中国教育投资构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影响家庭劳动供给决策的重要因素，应当引起社会各界的足够重视。”文章称。
研究同时也表明，子女升学压力不会降低父亲收入，甚至有促进父亲收入提高的倾向，原因是为了平衡家庭收支，父亲会提供更多劳动供给以弥补母亲收入的损失。
文章还研究了不同升学阶段对母亲收入的影响，其中初升高阶段的子女升学压力会对母亲收入产生显著负面影响，中考压力会使母亲收入平均下降 37% 左右。原因是中国学生的教育分层主要发生在中考阶段，重点高中的学生进入大学的概率往往远高于普通高中，因此家庭往往会更加重视子女的中考结果。
地区之间升学压力的差异性也对母亲收入产生不同的影响。文章的实证结果表明，子女升学压力越大的地区，母亲收入下降幅度越大。那些考取高水平大学更为困难的地区普遍面临更强的教育竞争，在给家庭带来更大升学压力的同时也使母亲收入受到了更大程度的负面影响。
有研究发现，中国城市家庭中母亲职责已突破了照料子女的传统内涵，呈现出了母亲职责“教育经纪人”化的特征。女性生育所付出的成本不仅仅是生育和养育那几年，而是贯穿到整个孩子的教育过程中，导致女性的收入降低和职业生涯受损。
王伟同等作者认为，国家近期持续推出的义务教育减负政策是对义务教育阶段家庭教育过度投资的纠偏。当前推进义务教育阶段的减负政策势在必行，这不仅有利于减轻学生学习负担，也有利于降低家庭教育焦虑，进而提高家庭特别是母亲的劳动参与。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对第一财经表示，“双减”措施并不能完全消除母亲对孩子教育的焦虑，因为教育的焦虑主要与评价有关。如果仍然使用单一的标准总分模式来评价学生，那么焦虑的根源就还在。要深层次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在评价上进行改进，要彻底的实现（评价维度）均衡。
文章提出，要客观评估义务教育“双减”政策对家庭隐性教育投资行为的影响。“双减”政策旨在降低学生的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但在教育焦虑普遍存在的情况下，减少校内外的学生作业和培训负担也可能会增强家长自己辅导学生的行为倾向，从而进一步加剧家庭的隐性教育投资行为。
文章还建议，应适度扩大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服务供给规模，提高不同层次的优质教育资源供给数量，合理引导学生的教育分层。中国优质高等教育供给的相对稀缺，是导致家庭对子女教育焦虑的重要根源，应通过合理引导教育预期，让更多学生有接受适合其水平的教育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