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双输”的战争
俄乌爆发冲突是继911事件之后全球战略安全领域的又一次重大结构性危机。无论俄乌之间的历史纠葛、民族矛盾和安全理念如何相左，孰是孰非各有判断，但从价值理性上看，最终导致战争的结果都是各方所不愿看到的，其最终结局也必然是“双输”。
战争的发展有其自身的逻辑，无论最终俄乌签订城下之盟也好，陷入进退维谷的鏖战也罢，自战争打响之日起，国仇家恨就已不可避免地融入一代人的基因之中，人民之间的心理创伤和情感隔阂也许永远无法弥合。《罗曼诺夫皇朝》中有句话说得好，“个人的决定往往会改变俄国的历史轨迹，不过很少是按照他们希望的那种方式”。目前看，在乌克兰扶植亲俄政权、阻止北约东扩应该是俄方的最优选择，但战争的结果往往会偏离初衷且不可预测，大概率的结局反而可能类似于“纳什均衡”，即任何一方都无法通过改变策略获得更大收益。
事实上，俄罗斯并不具备全面占领乌克兰的实力和意愿，而乌克兰屡次放弃战略中立、草率投怀北约也堪称“谜之操作”；战端一开，俄乌两国融入西方的梦想即已双双破灭。未来，动荡的“新月弧”势必北扩到黑海沿岸，乌克兰肥沃的黑土地终将难以摆脱欧俄缓冲地带的宿命，甚至沦为北约战略试错的演兵场。
一个动荡的时代
从本质上看，俄乌冲突仍旧延续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崩坏后世界秩序重建的基本逻辑，仍然是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开端的世界百年变局的最新翻版。从二战到冷战、从苏联解体到911，霸权争夺和地缘倾轧从未休止，搅拌调配出各大国普遍的不安全感，彼此的零和博弈本就处于剑拔弩张的紧平衡状态，加之疫情疲劳磋磨不去、信息泛滥真假难辨，助推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极端膨胀，冲突只是何时爆发、在哪儿爆发的问题。
俄乌冲突只是核时代战争威胁的冰山一角，冰山之下所谓核均势带来的“恐怖平衡”更是从未远离人类。频频爆出的核威慑之语不管所言是虚是实，但细思总令人不寒而栗。无论如何，俄乌之间、欧洲东西部之间乃至欧亚大陆与大西洋-太平洋“两洋”之间正被人为割裂，大国之间“斗而不破”的“旧世界”已一去不复返。
俄乌冲突恰似国际政治的“雷曼时刻”，其影响将很快体现为三方面：一是对地缘战略格局的体系性重构，二是对国际安全理念的颠覆性冲击，三是对国际经济金融体系的撕裂性破坏，这将是另一篇分析文章的内容；但总体而言，如果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是全球化遭受的第一波动荡，2022年的俄乌冲突则将使全球化正式进入“动荡2.0”时代。
中国的角色：理性中立
得益于本世纪初以来对国际战略格局的深刻洞察和对国际秩序的谨慎遵守与创造性重塑，中国取得了今天令世人刮目相看的发展成就。中国的国家利益始终立足于和平与开放；中国最重要的对外战略考虑，也始终在于防止现代化进程因受不可控制的外部力量干扰而被迫中断。
然而，俄乌冲突事实上导致中国不得不面临极为复杂的国际局面，特别是当有可能发生一系列对外政策链式反应时，中国至少需要在几方面利益关系之间做出谨慎而精微的判断：一是中、美、俄“大三角”之间的博弈，二是中、欧、乌“小三角”之间的权衡，三是外交、安全、经济的“利益三角”之间的取舍，四是官方、媒体、民意的“舆论三角”之间的调和。平衡好这四对“三角”关系极为考验中国对外政策的水平。
综合目前对各种政策执行场景的假设检验，中国较为理性的政策选择仍然是在俄乌冲突问题上采取战略模糊，扮演相对理性中立的角色；这是中国的大国地位和特殊的国家利益所决定的，至少在俄乌冲突的是非曲直没有得到公论之前应予以保持。值得警惕的是，在俄乌冲突爆发后，美西方有意将中俄做道德捆绑，暗示、夸大中国对俄影响力，要求中方承担超出国际义务的和平责任，试图挑拨离间、借刀杀人，背后恶意之深令人不齿。
对策建议：战略规划视角
俄乌冲突前景尚不明朗，但欧亚大陆地缘矛盾已经明显“西移”，美西方的战略重心面临重新调整，至少对中国的战略遏制步伐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牵制。只要中国采取审慎策略，注重做好对外战略的规划和危机管理预案，中国有能力化危为机，进一步提高自身国际地位，扩大在地缘战略层面纵横捭阖的空间。
面对俄乌冲突及其深远影响，需要树立战略规划思维，准确拿捏政策分寸，精细计算国家利益，审慎设计国际表达话术，对各种可能的连锁反应进行沙盘推演式的预判，剥离正面负面、当前长远等各方面影响因子，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各种政策备选预案，并对政策执行效果提前制定评估标准。
对于中俄之间“上不封顶”的战略伙伴关系，应立足于现实主义的分析，准确把握“盟友”和“伙伴”关系的本质异同及内涵差别，判断出何种政策和行动在“战略”上更有益于“伙伴”的长远和全局利益，而不必纠结于从“战术”层面计较情感和利益的得失。在不背包袱的前提下，劝和止战也是大国外交发挥独特影响力的重要方式和应有之义。
对于美国为首的西方和北约，必须正视中美之间正处于结构性竞争与双边关系重塑的关键时期，应创造条件确保“中美关系合作共赢的大势不可逆转”，防止出现战略误判和颠覆性错误，导致矛盾焦点转移；对于欧洲的法德等国和传统上对华较为友好的乌克兰，继续维护好同这些国家的关系仍然符合我们的整体国家利益。
对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和集体安全机制在今后的作用，应做深入研究，提早明确中国在多边机构改革过程中的立场，对上海合作组织、博鳌论坛、二十国集团等多边舞台上可能受到的国际压力进行预先研判，对国际金融支付体系、跨国能源资源供应链、中欧班列、“一带一路”沿线项目和北京冬残奥会等可能受到的冲击和影响也应早做对策分析，并在部门和地方层面落实落细政策。此外，美西方此次对俄采取了金融制裁、网络信息战、民用航空禁飞等制裁措施，提供了一个极为真实的“政策沙箱”，这也有助于我们分析美西方所谓制裁武器的效用和工具路径。
总之，俄乌危机给中国的外交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带来了新的挑战，同时也提供了新的契机。中国如何应对这场危机，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决定我们的战略机遇期能否重现及其未来走向。
（作者为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院长助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