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过GDP，经济韧性应如何融入政策目标？| 可持续+

导语

在这危机交迭的时代，我们必须明白保障社会、生态和经济体系核心功能的重要性，构建韧性则是实现这一点的重中之重。鉴于此，ZOE未来经济研究所（ZOE Institute for Future-fit Economies）于近期发布了一篇政策简报，以期通过对韧性进行溯源、对韧性的六大维度进行概括，以及对韧性与复原的差异进行辨析，来辨明韧性在当前时代的定义及其对于经济政策的意义。同时，该篇政策简报从“韧性不是一个固定的状态，而是一个持续发生的过程”的视角出发，对韧性理论的政策化，以及韧性系统的构建与强化方法进行了分析，并通过探索GDP的替代指标和“越过GDP”（beyond GDP）倡议，来强调韧性作为一项政策目标的潜力。

本文编译自ZOE未来经济研究所（ZOE Institute for Future-fit Economies）于2022年6月发布的第8期转型政策简报。

正文

从近期发生的俄乌冲突和新冠疫情，到已存在许久的以生态多样性缺失、生态系统服务减损、以及生物大规模灭绝（IPCC, 2022）为代表的生态危机——今时今日，我们正处在一个危机交迭的时代（Sultana, 2021）。

接踵而至的破坏性冲击为个人、社区和经济带来了额外负担，并破坏了现有的脆弱架构。无独有偶，当今的经济体系架构加剧了这些冲击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全球供应链互联性的不断增强导致危机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扩散，将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迅速传向源发地之外的各个角落（Wilson, 2021）。鉴于此，也鉴于我们从以往危机（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所吸取的教训，我们必须明白：在危机时期，保障人类赖以生存的社会、生态和经济体系的核心功能具有极大的重要性。

这一点已被政治语境吸收，使其将经济韧性作为应对破坏性冲击和吸收冲击直接影响的首要原则。近年来，“经济韧性”（economic resilience）的理念获得了相当一部分学者与政策制定者的关注，而新冠疫情与俄乌冲突等危机则将“经济韧性”推至于欧盟复苏战略的核心。至此，韧性（resilience）成为了经济政策的中心界碑。

1、从“经济增长”到“经济韧性”

长期以来，经济增长被塑造为经济与社会实力（strength）、准备度（preparedness）和复原力（recovery）的代名词。然而，近年来关于当前社会经济挑战的讨论表明，仅凭经济增长战略或许不足以让我们增强应对当前和未来冲击的能力。相反，经济韧性已演变为稳定与福祉的相关政策思考中所参考的通用原则（Martin & Sunley, 2015）。

举例而言，欧洲复苏与韧性基金（RRF）的推出有助于“减轻新冠疫情对经济和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使欧洲经济和社会更为可持续、更具韧性，并能够更好地为迎接绿色和数字转型的挑战和机遇做好准备”（European Commission, 2021），而这也是欧盟首次将韧性置于危机应对政策的核心位置。这一新范式体现出了一种视角的转变：

复原，主要聚焦于如何将社会和经济的各个领域恢复至危机前的状态；

韧性，则是对复原的突破，探索的是我们应如何抓住危机后所出现的转型机遇，在这段时期内寻找并培养出能够确保未来长期繁荣的系统性能力。

为了抓住这些机遇以推动社会转型，具有韧性的社会首先需要以一种能够防止社会出现全面崩溃的方式来应对外部冲击。那么，我们应如何构建韧性？为了将损失减到最少，作为个人、社区和经济体，我们应在危机环境中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措施，并完成哪些适应性转变？（Manca et al., 2017）这些问题正是我们构建、重建，或在短暂的扰乱期后创建新架构的关键所在。

专栏：韧性概念的引入与演变

“韧性”理念诞生于生态科学，随后扩展至工程学、心理学和经济学等其他领域。在这一转变过程中，韧性的定义经历了几次改变。就“经济韧性”而言，由于这一语汇如今被频繁地应用于众多不同领域，它已不再是分析场景中所使用的精确语汇，转而成为了一个流行词，而它在经济政策中的作用也随之被削弱。

表1 “韧性”概念的引入与演变

2、“韧性”的六大维度

在回顾了与韧性相关的文献（经济学领域的相关文献数量非常少），并借鉴了各学科的研究结果之后，ZOE未来经济研究所最终总结出了“韧性”的六大维度：“暴露程度&易感性”（exposure & sensitivity）、“复原”（recovery）、“灵活度”（flexibility）、“能力池”（capabilities）、“福祉”（well-being），以及“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

• 暴露程度&易感性（exposure & sensitivity）

易感性低的系统也被称为具有鲁棒性的系统。鲁棒性（robustness）是指系统在外部环境的变化中维持期望状态的能力（Anderies et al., 2013），通常来说更侧重于工程韧性，聚焦于为某一明确的不确定性设计合适的自动防故障（fail-safe）机制。

然而，适应力韧性强调的是构建一种自动恢复（safe-fail）机制，以此让系统能够学习、自我组织，并适应于破坏性冲击带来的变化（Anderies et al., 2013）。因此，人们对于鲁棒性与韧性的关联程度存在相当大的分歧。

鲁棒性忽略了系统在其核心功能受到冲击后所需完成的适应性改变。一个具有大量冗余机制的系统很难进行改变，但在系统设计环节将鲁棒性与韧性相结合或许会是一种有效的方式（Brunnermeier 2021）。

• 复原（recovery）

从适应力韧性的角度出发，复原应仅被视作韧性的维度之一（而不是全部）。这意味着，我们不应将破坏性冲击发生前的状态预设为一种稳定的可取状态。复原取决于系统的自我重组能力，其目的不仅仅是让系统回到原来的发展路径，而是要进一步迈入能够让系统的核心功能重新生效的新轨道。这意味着，韧性能够在维持并保障与破坏性冲击发生前的同等高水平福祉的前提下，推动系统进行结构性改变（Stanley, 2020）。

• 灵活度（flexibility）

换言之，如果系统僵化，那么系统就无法完成能够扩充能力池的适应与转型。

• 能力池（capabilities）

吸收、适应、转化这三种能力之间的区别表明，除非出现了绝对必要的外部推动力，否则系统自身会抗拒进行变革性的变化。

• 福祉（well-being）

无论是在经济繁荣期还是萧条期，个人和社会的福祉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包括促进复苏、防止减损、为需要者提供救济，并提升人们的整体能力（Mguni et al., 2011）。进一步来看，将经济韧性纳入政策干预和治理措施之中，并使之成为主流，有助于让人们不再将GDP增长视为发展、繁荣和福祉的代表。

• 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

“韧性不能作为一个总体概念来取代可持续性。但从长远来看，系统的可持续性着重取决于该系统的韧性”（Stanley, 2020, p. 4）。

这六大维度是极具价值的砖瓦，能够用以弥合存在于韧性的理论思考与实际应用之间的差距。

3、“韧性”的构建与衡量

“创造对社会而言有用（而不是单纯有盈利）的项目和工作、社会-空间（socio-spatial）的公平、正义、福祉，等等，这些是我们需要优先考虑的问题，而不是经济增长本身。同时，另一个关键在于，我们需要优化区域韧性和区域经济活力。”（Hudson 2010, p. 17）因此，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最首要的一步是，先要找到“韧性”在经济政策中的明确系统性定义。

• 明确目标与定义

为了提升整体韧性，我们需要基于政策思维构建一个明确的概念性框架。如前所述，韧性本质上是一种多维概念，而到目前为止，尚未出现一个能够全面整合这六大维度的韧性概念框架。此外，韧性框架需要有一个明确的最终目标，以帮助我们衡量韧性系统的成效。只有通过明确某一系统的总体目的，我们才能确定该系统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需要具备哪些功能，并进一步提升这些功能的韧性。

在完成构建韧性的任务时，欧盟联合研究中心（JRC）以韧性的概念为主题所发布的报告是一个有用的抓手（Manca et al., 2017）。报告将韧性明确定义为实现个人和社会福祉的一种手段，并明确了系统的参与者、参与者在系统中的作用，以及参与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报告强调，构建韧性的关键在于准备（preparation）、预防（prevention）、保护（protection）、推动（promotion）和转型政策（transformation policies）。前四点是在破坏性冲击发生之前应完成的步骤，它们的成功落实（例如灾害的预警机制与日常防御准备）可以减轻系统对于冲击的暴露程度和易感性。此外，了解破坏性冲击的危险性和发生的可能性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为其做好准备。然而，只有转型政策才具备未来导向的特质，因为它是破坏性冲击后果的应对与解决方案。因此，我们不能忽略这构建韧性所需的第五根支柱（转型政策）。

• 融入政策思维

基于欧盟联合研究中心（JRC）的报告，欧盟委员会计划将韧性整合入政策思维之中，以助力于未来的挑战应对和未来大趋势的战略选择（European Commission, 2020）。融入韧性的政策思维将以社会和经济、地缘政治、生态环保、数字世界为考量维度。这是一个值得肯定的起点，而自欧盟联合研究中心（JRC）的报告及欧盟委员会的战略发布以来，新的见解因不断演化的新冠疫情和因俄乌冲突而加剧的能源危机等因素而诞生。

ZOE未来经济研究所认为，欧盟委员会可以基于这些新的见解来进一步强化其韧性框架。首先，需将韧性融入经济政策制定的背景之中，为相应的框架制定一个明确的最终目标。（然而，欧盟委员会在其提议中降低了其原先制定的最终目标，即个人和社会福祉的重要性。）其次，需进一步细化其框架内核心要素的功能。举例而言，在社会和经济层面，该框架将独特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欧盟单一市场纳入了韧性构建的能力池，但并没有定义这些子系统的关键功能，或明确它们在系统中的角色。在面临冲击时，这些子系统的功能需要得到保障和维护，因此对其关键功能与在系统中的角色进行明确定义，是提升社会和经济层面整体韧性的关键。

• 以日常应对意外

社会固有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使韧性的构建变得更加困难，但这一困难可以通过构建应对意外危机的能力来克服。为了将经济能力扩充得足够大且全面，以在不可预见的冲击中帮助社会维持其基本功能，我们可以采取许多方法，包括税收改革（在不妨碍经济活动的情况下，提高财政收入以提升经济体系的韧性），以及降低不平等程度（这同时也是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举措）（Dirth et al., 2021）。此外，对补贴制度进行改革，通过减少不利于发展的补贴，使补贴机制能够真正服务于创新和技术发展，为各产业部门提供支持，我们就能够促进各方一起共创可持续的未来。

针对系统中每一个特定模块（子系统或其他构成部分）的决策，以及每一种方法论的决策，都会极大地影响最终结果。因此，决策过程中需有坚实的理论基础支持，并尤其关注于韧性各维度的加权方式与过程，否则，最终结果就可能被认为是存在偏见的，进而影响政治领域和公民群体对其的接受度。

• 让理念跻身主流

事实上，为了让经济韧性跻身主流理念的行列，我们需要对这一概念进行这样的运作：我们需要让人们意识到，韧性并不局限于回归常态，而是要让政策制定者进行全局考虑——换言之，我们需要转换到一种能够理解韧性构建的全过程，并以此为基础来思考问题的系统性视角。

巴斯（Barth）和哈菲尔（Hafele）在2021年提出的“韧性甜甜圈”（Resilience Doughnut）就是开启这一转变的一步。“甜甜圈”框架极为实用且有效，它可以清楚地标明已取得进展的领域和仍然缺乏进展的领域。借此，它能够促进一种系统性视角的产生，因为它能够展示经济体系中各个相互关联的模块所具有的韧性水平，并以此构建完整的经济韧性全景。此外，通过认可生态与物理的边界，“甜甜圈”框架能够在使经济体系满足社会需求的同时，确保社会的基本安全与公正。由此可见，“甜甜圈”框架的设计采取了一种偏向整体福祉的视角，而并不是将韧性作为单独的概念或目标。

• 持续探索衡量机制

将经济韧性有效地嵌入决策过程之中，它就可以成为一种实用的沟通机制，将研究、政策和现实互相联系、相互转化。然而，目前还没有一种通用的方法或框架，能够以具体的方式对经济韧性进行衡量。就衡量系统的整体韧性而言，目前的主要挑战与争论仍涉及资源的有效管理，以及人们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缺乏认识（Stanley, 2020）。

如前所述，长期以来，GDP增长一直被认为是坚韧与进步的代名词。然而，从概念上来看，在危机交迭的时代，GDP会影响我们对于经济体系应如何为人们带来稳定与福祉的理解——这是因为，GDP增长本身并不能增强经济体的抗冲击能力，应对危机需要的是各部门与经济结构的稳定。鉴于此，目前已有一些替代指标，通过借助与福祉相关的新变量来对GDP增长进行替代或补充，以此捕捉社会经济和生态系统的多维度发展情况。

4、“越过GDP”的替代指标与倡议

• 以福祉和可持续发展为主导的替代指标

替代指标的先驱之一，是诞生于1990年的人类发展指数（HDI, Human Development Index），它涵盖了健康（预期寿命）、教育（受教育年限）和经济（国民生产总值，GNP）等方面。人类发展指数（HDI）的方法论使用了这三个维度的几何平均数，以在互不影响的前提下将它们进行聚合。（例如，教育方面的糟糕表现理论上不能用经济方面的优异表现来作为补偿。）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编制的“美好生活指数”（BLI, Better Life Index）是另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替代指标。这是一个可视化的仪表板，展示了各国和地区在指数所选定的与福祉相关的关键因素上的表现。该工具包含了一个互动选项，让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看法对与福祉相关的每个因素进行权重赋值，从而让公民参与到“经济中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这一议题的辩论之中。

另一个替代指标是由英国智库“新经济基金会”（New Economics Foundation）编制的“幸福星球指数”（HPI, Happy Planet Index）。自我评判的生活满意度、预期寿命、生态足迹——通过将这三项指标进行聚合，该指数旨在衡量一国或地区为其人民和社会提供福祉的生态效率（Marks et al., 2006）。不同于人类发展指数（HDI），幸福星球指数（HPI）的评估体系中并未纳入国民生产总值（GNP），因此它被认为是一个能够更广泛地衡量福祉和可持续发展的指标。然而，“自我评判的生活满意度”这一指标存在较强的主观性，因此该指数或许无法为政策制定提供足够切实的参考。

与任何指数或指标一样，这些替代指标当前也仍有各自的局限性，例如使用范围、指标组成模式等。但是，这并不会影响它们打破当前思维模式，并推动韧性构建的能力。

• 以货币指数为形式的替代指标

货币指数领域中亦存在旨在“改善”或“绿色化”GDP的替代指标（Costanza et al., 2009）。

真实发展指标（GPI, Genuine Progress Indicator）不仅包含了与福祉相关的货币化非市场活动（如无偿的家务劳动），还剔除了会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以及其他不能提高福祉的活动。此外，该指标还纳入了志愿工作、犯罪、离婚、休闲时间减损、失业和对臭氧层的损害等指标类别（Van den Bergh & Antal, 2014）。鉴于此，它被认为是密切关注经济福祉可持续性的一个指标（Talberth et al., 2007）。

与该指标一脉相承的是真实储蓄（GS, Genuine Savings）指标，也被称为“调整后的净储蓄”（ANS, Adjusted Net Savings），是世界银行用以衡量可持续性的标准（Hamilton, 2000）。真实储蓄（GS）指标调整的是储蓄而不是GDP，但除此之外遵循了与GDP类似的方法论。简言之，该指标通过计入自然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净投资来修正国民储蓄总额（gross national saving），并扣除了环境污染成本、自然资源损耗和资本折旧，且纳入了教育支出。

这些货币指数的优势在于，它们能够得出一个类似于GDP的便于理解和解释的简单数值。然而，它们在根本上存在局限性。货币指数的固有特质之一是弱可持续性。例如，通过同时测量经济、人力和自然资本，真实储蓄（GS）指标允许用一个维度的收益去抵消另一个维度的损失（Van den Bergh, 2007）。此外，货币指数只部分解决了聚合方面的问题，因为它为所有的组成部分都赋以市场价值。然而，例如社会凝聚力和环境保护之类的非货币因素并不能产生或对应直观的货币价值，而且其评估程序也未获得方法论层面的共识。因此，人们可能会进一步质疑，货币价值与社会和生态的关联究竟应该达到或止步于何种程度。此外，作为旨在改善GDP的替代指标，这些货币指数并没有打破经济体系固有的常规危机链，因为它们并没有解决指标体系中缺乏经济韧性维度的这一问题。

• 替代指标的探索倡议

在替代指标的探索领域，两个卓越的案例是经合组织（OECD）的“衡量社会进步”（Measuring the Progress of Societies）项目，以及由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和让-保罗·菲图西（Jean-Paul Fitoussi）领导的一个特别委员会所发布的关于“衡量经济绩效和社会进步”的建议。

经合组织在其框架中承认，“如何定义进步（progress）”是一个政治问题（Hall et al., 2010），因此它们致力于为进步找到一个合理的定义，以反映社会的共同价值观。斯蒂格利茨-森-菲图西委员会由法国政府资助创立，并于2009年发布了在评估进步时将福祉与可持续性置于核心的研究报告（Stiglitz et al., 2009）。这两个项目获得了强有力的政治支持和广泛的媒体报道，从而让“越过GDP”（beyond GDP）倡议在政治议程中获得更大的空间（尤其是在欧盟和经合组织国家）（Whitby et al., 2014）。除此之外，这两个框架的一个共同点是，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索对进步的理解。

在2007年举办的“越过GDP”（Beyond GDP）会议上，欧盟正式提出了“越过GDP”倡议。该倡议的主要目标是制定能够替代GDP的指标，以从多种角度衡量国家和地区的进步情况：“气候变化、贫困、资源枯竭、健康与生活质量——为了应对21世纪的这些全球性挑战，我们必须找到恰当的衡量指标。”（European Commission, 2022a）。从那时起，欧盟已经陆续发布了一系列政策文档和指标，其中包括了于近期创建的“过渡期绩效指数”（TPI, Transitions Performance Index）。该指数的核心原则是，对于进步而言，经济、社会、环境和治理等多个领域的转型是不可或缺的。该指数就多个指标对被评估的国家和地区进行计分与排名，同时展示被评估者的绝对表现和相对表现情况。

为了将“越过GDP”议程中涌现的众多指标相整合，并使其主流化，巴斯（Barth）等人在2021年发布了《走向2030年的行动指南》（Compass towards 2030）。该指南的灵感来源于“甜甜圈经济学”（Doughnut Economics）的框架，搜罗了欧盟不同时期政策中所使用的指标、目标和优先事项，为到2030年应实现的目标绘制了一副全景图。该指南的一个主要特点在于，我们可以借助它来跟踪欧盟在环境可持续性和福祉等关键方面的进展与表现，并且以一种更容易理解的方式来诠释现有的跨部门指标，从而助力于该领域的各项倡议，例如韧性仪表板（resilience dashboards）、第8版环境行动计划（EAP, Environment Action Programmes）监测框架、社会计分板（Social Scoreboard）、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以及即将推行的欧洲绿色协议（European Green Deal）仪表板。总体而言，《走向2030年的行动指南》致力于让政策制定者以更负责任的方式来实现除经济增长之外的其他中长期目标。

• 争议与挑战

关于替代指标的两个重要争论涉及聚合与货币化（Walker & Jackson, 2019）。对目前现有替代指标的回溯分析表明，相较于单纯的经济增长，它们的确能够更充分地反映繁荣程度，但它们仍尚未解决GDP概念中最初缺失的前瞻性（future-proof）维度，而这一维度恰好代表了经济韧性。因此，现在的挑战在于，找到衡量经济韧性的恰当指标，以取代决策者对GDP的依赖。

此外，在寻找替代指标时，我们需要承认的确会存在限制其可行性的技术障碍，尤其是与数据可得性相关的障碍。同时，不同的政治环境对替代指标的实用性也会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不过，衡量韧性的替代指标可能会在构建区域韧性时发挥关键作用。

5、结语

俄乌冲突和新冠疫情都在提醒着人们，当今的社会和经济体系仍然容易因外部的破坏性冲击而受到严重影响。危机的加剧和垒叠迫使政策战略正视当今各经济体的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并旨在找到合适的应对方案。如今显而易见的是，经济增长既不是宏观经济稳定的保证，也不是社会-生态福祉的保障。在探寻总体经济政策的新目标的过程中，经济韧性的概念和重要性日益明晰。

然而，正如本文所述，虽然韧性的概念已经从生态科学延伸到了社会科学和政治等其他领域，但这一延伸过程也导致它的定义和用法被改变、被模糊，随之产生的不同释义几乎可以满足于所有的政治目标。鉴于此，构建并强化经济韧性的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为其找到一个精确且全面的定义。“暴露程度&易感性”（exposure & sensitivity）、“复原”（recovery）、“灵活度”（flexibility）、“能力池”（capabilities）、“福祉”（well-being）、“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我们鼓励政策制定者基于韧性的六大维度来理解经济韧性。为了确保经济政策能够促进社会生态转型所需的深层结构变化，经济政策尤其需要挖掘并运用其自身化危为机的转型变革潜力。

在衡量经济韧性时，需要确定哪些是经济体在危机时期应维持和保障的基本功能，因为这对于人们的生活质量而言至关重要。只有基于这样的共识，我们才能对症下药，通过提升这些功能的韧性来提升系统的整体韧性。然而，对政策目标的定量评估将推动政策的制定。因此：

以提高经济韧性为目标，我们迫切需要一个关于经济韧性的整体概念，这一概念需要：

（1）基于共同理解：经济在危机时期应必须保障社会、生态和经济体系的哪些关键功能；

（2）实现精确转化：将理解以足够精确的方式成功转化为政策；

（3）确保公正全面：牢记韧性的多维度特性，并对每一维度予以公正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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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 | 邵玉蓉 第一财经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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