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科创不一定有未来？

编者按：

陆雄文首先回应了他所提出的一个观点“为什么有科创不一定有未来”，着重从理念、体制、教育三个方面展开阐述。“我们要走向光明的未来，还要具备一系列的前提条件、必要条件。这些条件的不具备、不突破，抑制了这个社会的创新发展。”

 

大半个月前，我受上海市管理科学学会邀请以“管理与科创并举”为主题做了一个演讲。演讲结束时，主持人王方华教授点评，他提出一个问题：“雄文院长提出‘无科创、无未来’，那是否有科创就有未来呢？” 我的回答是“NO!”

我说，无科创无未来，说明科创是未来的必要条件，但科创仍不是未来的充分条件，为什么呢？我认为我们要走向光明的未来，还要具备一系列的前提条件、必要条件。这些条件的不具备、不突破，在过去、在今天都抑制了这个社会的创新发展。

我今天讲三个方面：

首先是理念滞后。

市场经济姓社姓资的问题似乎解决了。这背后有两个基本理论问题，第一，今天劳动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人力劳动了，那么资本剥削劳动还成立吗？在马克思写《资本论》的年代，资本剥削劳动是科学的论断，但其内在的涵义是稀缺的货币资本剥削有大量供给、甚至供给有剩余的体力劳动。

今天已是科创时代，没有货币资本的科学家以其知识产权作价1个亿来融资，风险资本家投入1000万现金入股，占10%的份额，创始人团队占90%股权，如果科创失败，VC资本如落花流水，那么这种情况下谁剥削了谁？如果科创成功，企业价值扩大100倍，那又是谁剥削了谁？是知识劳动剥削货币资本，还是货币资本剥削了科创企业家？我的回答是，稀缺的科技资本“剥削”了有大量供给、甚至供给有剩余的货币资本，这里的被剥削也是货币资本家甘心情愿的，所以我要打上引号。而这里的科技资本是不断增值的资本，是科学技术人员活的劳动不断创造的资本。我无意说资本剥削劳动的时代已经过去，因为我们现实当中还存在大量的劳动密集型的企业，但是劳动剥削资本的时代也已经正在到来，关键是怎么定义劳动和资本。

在今天这个时代，马克思对资本和劳动的经典定义需要大大拓展和丰富。中共中央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按“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来进行分配”，这是一个重要的理念创新，哪个要素具有稀缺性、排他性、独占性，哪个要素在生产与分配过程中就有优先性、主导性、控制性。我认为这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的。

第二个理论问题是，私有资本是恶的吗？资本家的传统形象是：唯利是图、剥削工人、破坏环境、不正当竞争巧取豪夺，乃至组成利益集团操纵公器。今天的社会物质愈益丰富，法治愈益健全，劳动者保护、消费者保护、环境保护、反垄断措施越来越有力，社会教育水平提升，文明程度提高，越来越多企业家承担社会责任，回馈社会。当今ESG已日益成为全球商业世界的共识和行动。大多数私有资本家即使有所挥霍，其个人享受总是有限的，他们仍然重视家族传承，如果他们培养的二代、三代也属精英人才，则由他们经营的财富就有可能创造比社会平均更高的收益率，则是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如果他们经营效率低、报酬率低，他们的企业就会在竞争中失败，要么破产，要么被兼并收购。今天的时代，越来越多私有资本家努力向善，先前有荣毅仁，现在有任正非、曹德旺。

在我们这个社会，我们要警惕的是资本与权力的结合，资本腐化权力、操纵权力，无论其所有制性质！所以我们要设立屏障，阻断私有资本向公权力渗透的企图和野心。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私有资本是有原罪的，随着社会繁荣、文明进步，私有资本也在不断进化，逐步融入文明进程。

其次，影响我们走向未来的是体制问题。

我举两个方面，首先是科研体制，我们的科研体制仍是僵化的、效率低下的。重视产出规模，不以产出质量为重。只讲产出，不讲投入，不评估投入产出比。研究导向仍然以发论文、评职称、报奖项、升院士为主线，申报课题、评奖、竞争院士的进程仍然被错综复杂、厚实深入的关系网、人情网、交易网所笼罩。大量的资源浪费在申报、评奖过程中，浪费在课题的低水平重复研究中，浪费在仪器设备重复添置、低效率使用中，浪费在许多不必要的出差和会议中。对于如何激发广大科技人员、专家学者的创造潜能，缺乏研究和积极举措，不敢在人力资本本身作大力度投入。一些大学不能正确理解上面指示，对上唯唯诺诺，搞一刀切，把不应该关闭的、有利于跨学科交流合作、有利于科技成果转化、有利于教授、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的平台企业、科技园统统关掉了事，关门大吉，让广大教授、专家在成果转让方面畏手畏脚、怕秋后算账。

第二个方面，最近一年，资本市场，主要是一级市场遭遇霜降，相对有钱的基金主要是国资背景的基金，然而国资背景基金决策慢、程序复杂、附加条件多，不能响应科创企业融资与发展要求。资本运营应当是最市场化的，然而却不能完全按市场规律、市场规则办。这都是我们体制的问题。

第三，我认为是最重要的、影响我们科创事业和国家前途的最大瓶颈是教育。

今天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开始在理工领域停止和限制招收我们的留学生，限制和阻碍我们的学者访问和交流。中国这一波科创浪潮五年，或许十年会达到顶峰，那十年后，我们自己的大学能培养出那时候能瞄准世界科研前沿的创新人才吗？二十年后我们同世界最高水平的科技储备和能力是更接近了、还是差距更大了？我们的科研院所、高校没有培养出拿诺贝尔奖的人才，一是因为我们的基础积累不够、水平不高，二是因为我们教育理念和体系落后。

大学不能造就创新人才主要源于我们的基础教育没有输送大量有好奇心、探究心和初步专业兴趣和素养的高中毕业生。从幼儿园、小学到初中、高中，孩子们完全拘泥于课本和课程考试，孩子们的创新思维、开放思维、质疑精神统统成为应试体制的累赘，他们很少人会按自己的天性去发展自己的个人兴趣爱好，更不要说在一些专业领域去探究学习、积累知识。他们能考进复旦录取分数最低的专业，也不愿意去同济学习自己感兴趣的建筑设计，他们能进金融专业就会放弃去中文专业追逐成为小说家的梦想。其实孩子们都是有天赋的，基础教育的首要使命应该是去帮助孩子发现天赋，激发潜能，顺其天性，给予培植提携，如若有错，还可以及时调整。

人才培养也自有其规律，每个孩子各有天性、各有天赋，因材施教是祖训，培养创新人才是国家的当务之急、教育界的迫切使命。我们的高考体制一考定终身，要求全科优秀、均衡发展，不少搞教育的有的剪枝去叶，有的拔苗助长，以为如此是合理选拔和培养栋梁人才，浑不知自己已经成为“泯灭”孩子天性的刽子手、屠戮未来创新人才的刽子手。我们要救救孩子，否则我们来不及救我们的未来、救我们的国家，更救不了我们自己！

在我们这个处于社会主义发展初级阶段的国家，地区之间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教育资源分布也不平衡，追求绝对公平既不现实也不必要。恢复高考以来，人为设计的高考配额从来没有实现绝对公平，一刀切的入学抽签，优秀校长、优秀教师轮换，也无助于资源配置公平，反而加剧了有限优质资源的错配。

刚才我主要回应了为什么有科创不一定有未来，因为逻辑上是这样的。如果我们要开创光明的未来， 我们在前提条件上就要改革创新，建立一系列有利的条件束，包括科创实践，才有可能构成光明未来的充分条件。接下来我就想分享一个观点，没有对科学规律的尊重和对科学精神的弘扬就没有科创的成功。

我清晰地记得，我的初中、高中时代的政治课，特别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事求是和尊重客观规律、按规律办事。世界上任何运动都是有其规律，自然规律、历史规律、教育规律、科学规律。曾几何时，我们很少谈论规律了。

三年来，在国家动员与强力支持下，我们搞出了疫苗，搞出了特效药，这是很了不起的，说明我们在医药的研发上已有一定的积累和能力，但是在药的设计上，无论是机理、针对性、有效性，我们仍是有差距的。我们在PD1研发上的一哄而起实际上就是暴露了我们在医药研发方面基础薄弱的窘境。

为什么我们没有大国应有的诺贝尔奖获奖人数？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卡脖子”领域和技术？显然，中国的科学研究基础还很薄弱，基础研究水平不高、积累不足，大多数领域与世界先进水平和前沿发展还有很大差距。短期内，要在大多数“卡脖子”领域突破，达到Me Too、Me Better，几乎不可能。如此，我们要成就科创，建成创新国家，任重道远。惟有卧薪尝胆、花大力气改革教育体制、科研体制，以二十年、三十年为维度，以造就一个世界级创新人才辈出的局面为目标，着力发掘孩子天赋，因势利导、因材施教激发人才潜能，满足科技人员较为优裕物质生活的要求，鼓励他们潜心研究、成就事业，鼓励他们积极拓展与国际先进同行交流合作。如此，经过两代、三代教育工作者、科学技术专家的艰苦奋斗，我们就有可能在多数领域突破“卡脖子”围困，在少数领域有First in Class的发现和创造，让别人有求于我们，我们就可以通过技术合作和交换来更大程度地解除西方敌对性压制。

没有日积月累的努力和沉淀，我们不可能有突破性的发现和创造，科技创新不能轻信跳跃发展，也不应奢望弯道超车。今天我们要做的、还来得及做的，就是把科学当作老老实实的东西来做。

于是，与此同时，我们要弘扬科学精神。

首先是尊重科学规律。其次是实事求是，基于事实和事物本质，运用专业工具和方法，开展探索、研究、提炼、抽象、证明或证伪。第三，坚守学术独立、思想自由，鼓励积极进取、主动创新，提倡开放辩论、宽容试错。第四，科学无国界，发展无边界。第五，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鼓励质疑、批判，不固步自封、不迷信权威！

在今天这个科创时代，在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我还要提出一个新的科学精神内涵，即科技向善，科学家要使命驱动、担社会责任、拥人文情怀。

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科学工作者都能以殉道的精神去发展科学、坚守真理，但是我们仍然期望他们能够恪守求真精神的本源，尊重公众所给予他们的尊重。美国学者托马斯·索维尔在《知识分子与社会》一书中说：知识分子所负的道德责任，是在生产理念的过程中，需要努力去达到思想的清晰和逻辑的延展，要求具有自由独立精神和彻底思考的能力。

人在浩瀚宇宙面前只是一粒沙子，在科学面前再高大的人也是矮小的。科学的精神要求我们应该秉持自己的专业功底和实证发现来发表意见，虽然有些科学工作者智商很高，可以跨领域学习和研究，但这仍然不足以让他超越自己的研究去评论和指摘其他领域专家的研究。搞小分子生物学研究的不一定懂传染病学、公共管理学，其实也没必要懂，反之亦然。一个科学工作者要去跨行抨击另一个科学工作者，他的勇气要么来自于对另一学科领域的无知，要么来自于把基于自己所在领域的成就建立起来的豪气甩溢出去、去占领更多领地话语权的野心。这种霸道源自于一种无知的傲慢，对自己无知的无知和对自己所从事科学工作应秉持的精神的傲慢。当然个别人还在背后、在不见光的地方有功名利禄的挂钩，那就更不值得以君子之道待之了。总之，我认为，科学只要同功名利禄结合就会变味、就会变样。

三年疫情的挑战与应对给了我们许许多多的拷问和反思的机会，在科学与伪科学、假科学的博弈中，科学没有始终占领上风。科学研究跟不上病毒的传播，科学规律得不到社会的尊重，科学精神得不到广泛弘扬，还有一点，就是没有把管理当作科学。

三年疫情防控，有些政府做得比较好，有些政府做得不够好，其差别除资源原因外，很大程度在于对管理是不是科学的认识上的差别，以及是否有能力运用科学的管理分析方法、制定合理的决策目标和效益评估机制，从而建立一个系统化的、综合化的、弹性适变的防控方案，随之有效地配置资源，有力地执行方案，并动态调整。

管理与科创必须双引擎驱动，才能显著地提升科技创新的成功概率和质量，避免与投资机构、专业中介无谓的博弈消耗，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产品验证和商业化过程，以每个科创企业的成功助力于产业创新和升级。

科创企业的实践迄今为止少有现成的理论、规范和标准可以加以指导，所以一方面我们要加快科创管理理论创新，另一方面我们也要以例外原则来鼓励科创企业探索并不断总结提炼新的管理原则。

我认为，企业家精神对于科创企业成功尤为重要。因此，我对企业家精神认识稍异于传统。我认为，企业家精神最大的特征与价值在于企业家的自驱力和学习力。经典的学者如马克斯·韦伯呼唤企业家精神，是认为企业家是自利的，他们因为追逐私利而奋斗，从而去促进企业去竞争、去发展、去创造财富，从而促进社会繁荣，并惠及整个大众。然而我所认识的科创企业家们已是当代中国第四代企业家，同前三代企业家有个显著的区别在于，他们不是因为贫穷而创业。更多的是因为他们有科学理想，有人文情怀和社会责任感，他们愿意个人致富，但在财富观上也更开放，更愿意分享，这些人往往都有使命和情怀。

所以我认为自驱力是企业家精神光辉的特质，它并不以企业家拥有产权、追逐私人财富为前提。而这种无数个别的企业家的自驱力汇合起来就形成了这个社会经济驱动的巨大源动力。

同时，成功的企业家都有很强的学习力，这同其学历似乎没有太大的关系，他们不仅从自己先前的经验教训中学习，向同行学习，而且逐渐地跨越行业、跨越文化去学习，有的还进到大学、进到管理学院去进修，逐步汇聚、学习、借鉴全社会乃至全人类的智慧。这些人才是真正聪明绝顶的、会学习的企业家。

企业家精神是先进生产力，代表着这个社会的潜能、动力和方向，是这个社会最值得珍惜的资源和资产之一。对于科创时代，尤其如此。我们可以说，无企业家精神，无未来。

当然有企业家精神，也并不一定有未来，因为它的萌芽、发育、成长也需要环境条件的催化、滋养和呵护，最基本的就是要有真正的市场，其前提就是公平、自由的交易机制和充分、有效的法治环境。

当今世界政治形势波诡云谲，经济秩序分化重组，我们已经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彷徨、去等待。企业家精神会折损、消耗殆尽，科创企业也会挫败，被打回原形。

今天我们站在一个新的历史时点，面向未来，我们仍然有太多的焦虑、无助和挣扎，甚至有的人还有恐慌。疫情肆虐，冲突不止。然而我们是因为乐观而活在当下，因为乐观我们得以长远期待，并付出努力。我曾经写过一篇文字，畅想二十年、三十年以后我所理解的人类社会的面貌，想象人工智能时代人可以活多少岁，服务机器人如何服务到家，我们不仅在地面上享受自动驾驶，也可以在空中实现立体自由移动。那时，我们会享受更多的自由，人民也会有更多选择的权利。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包括科学技术和文化，最终都会在全世界范围内流动和分享。我深信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会越来越好。

但在现实面前，我们的乐观应该是审慎的，我们仍然要回到事物发展规律的认识上去，我们仍然要用科学来武装自己。为什么要审慎？因为这个未来并不是自动到来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我们可能会走岔，明明应该向左但我们向右了，明明应该向前我们向后了，我们以为是向前了，结果我们是走下坡路。也许我们右拐一下又可以再左拐一下，然后再回到正向的康庄大道上。

尽管科创是今天这个时代的主旋律，但这个主旋律并不是那么的强劲、清晰，可以令创业者一往无前。其实它本身能否引领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引领中国经济去迎接新一轮的产业革命，仍然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所以我们必须倡导真正的大学精神、科学精神、企业家精神，这是国家社会走进新时代、进行现代性转型的动力。哈耶克曾经认为，人类心智的成长，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共同问题，这其中会产生必然的思想分化和碰撞，我们抱有怎样的态度至关重要。我们培育什么样的土壤，才会开出什么样的花。

作者为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陆雄文，系 “瞰见未来”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新年论坛整理成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