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5日，比利时电影导演组合达内兄弟的最新作品《托里和洛奇塔》在上海MOViE MOViE影城（前滩太古里店）举办了内地首映。
这场放映也是达内兄弟电影回顾展上海站的终场。映后，两位导演通过连线的方式与观众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交流，从影片主题、拍摄技法、叙事技巧等方面回应观众的好奇。这场放映，300个座位的影厅座无虚席，足见二人之于中国影迷的吸引力。
达内兄弟，指的是让·皮埃尔·达内与吕克·达内，他们是享誉国际的电影导演组合，戛纳电影节的常客。自1996年《一诺千金》入围戛纳电影节“导演双周”单元，鲜少空手而归。于1999年、2005年凭借《罗塞塔》《孩子》两度摘得金棕榈，其余作品数度斩获包括最佳导演、最佳编剧、评审团大奖在内的其他重要奖项。去年，《托里和洛奇塔》在戛纳电影节上拿到75周年特别大奖。
在近半个世纪的创作生涯中，达内兄弟始终坚定自己的电影立场，用摄影机无限逼近游荡在社会边缘的底层人群，反对矫揉造作。那些隐匿于角落不被看见的众生的面容，他们的挣扎、痛苦与无望，他们在善与恶之间的徘徊抉择，得以具体而真切地浮现在观众眼前。
2021年是中比建交五十周年。北京百老汇电影中心与瓦隆-布鲁塞尔国际关系署合作将达内兄弟自1986年开始执导的剧情片代表作，以影展的方式悉数带到了中国。过去两年间，达内兄弟电影回顾展去过了北京、深圳、广州，并在2023年新年伊始，来到上海。所到之处影迷皆表现出极大热情，每场放映几乎都保持了较高的上座率。可以说，艺术电影展映，在院线主流商业电影之外，给那些对这类影片有热情的影迷，提供了更契合的选择。
关于将达内兄弟作品介绍给中国观众的原因，影展策展人、北京百老汇电影中心助理总监杨洋向第一财经表示，当媒介技术令地球天各一方的人们的彼此联系变得越来越便利，人与人之间真正有效的共情能力却日益脆弱。“疫情这几年的物理隔绝令这种状况变得愈加严重，我想这是在这个时代，在大银幕上去看或者重看达内兄弟电影的意义，看他们用尽可能摒弃一切技术媒介的手持镜头去贴近人物的身体和面容，去感受人物的呼吸，感受与他人共处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感受自己的人性与他者的人性相遇的瞬间。”
对边缘人处境的凝视与思考
上世纪五十年代，达内兄弟出生在比利时法语区列日省瑟兰市的一个中产家庭。瑟兰是一个工业老城，八十年代后工业萧条，城市陨落，外来移民涌入，环境污染与失业滋生诸多社会问题。他们以故乡为电影创作的蓝本，关注移民、工人、青少年、少数族裔，直视人与人之间的冷漠、排斥和暴力，由此完成对人性的探索。
1986年，达内兄弟以《一诺千金》在国际影坛声名鹊起。影片讲述了十五岁的伊戈目睹父亲雇用的西非籍非法劳工死亡，而后父子关系发生剧变的故事。影片冷静揭示了非法移民、非法劳工、多种族杂居引发的社会问题。自此他们也确立了以手持镜头，低成本制作，自然光、无背景音乐为标识的写实主义影像风格。
1999年，达内兄弟凭借《罗塞塔》获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女主角艾米莉·德奎恩斩获最佳女演员奖。影片讲述的是刚满18岁的女孩罗塞塔被雇主强行解雇后，开始为最低限度的生存资源奔走，一边照顾酗酒无度的母亲，一边等候希望渺茫的工作机会，在又一次被无故解雇后，她为生存出卖了唯一的朋友，但道德和良知令她饱受折磨。达内兄弟的镜头紧跟罗塞塔，无限逼近她濒临崩溃的躯体和生活。《罗塞塔》声名远播，在中国也引发关注，并获得第5届长春电影节最佳外语片奖。
在电影本身的艺术魅力之外，《罗塞塔》在社会层面也引起了轰动，它揭示了青少年失业和工作权得不到保障而带来的社会问题。影片首映半年后，1999年11月12日，比利时政府发布了《青年就业法案》草案，保护像影片中罗塞塔这样的失业者，这个法案也被叫做“罗塞塔”。
在最新作品《托里和洛奇塔》中，达内兄弟揭示了未成年非法移民的处境，它讲述的是发生在两个从非洲偷渡至欧洲的少年的故事。洛奇塔和托里是一对情同姐弟的朋友，洛奇塔因为身份问题无法以正当方式谋生，和托里终日游走在收容所和黑市，帮助毒贩进行非法交易是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洛奇塔为了得到居住证件，被封闭在毒品种植场做看守员，托里想方设法找到洛奇塔，却陷入更大的危机。
影片中反复出现一首意大利民谣Alla Fiera Dell'est，纯净的歌声是影片唯一的音乐。达内兄弟这样解释其用意：“这首歌讲述的是一个小的动物被比它更大的动物吃掉，不断地被更强的东西所吞噬。这首歌源自犹太人的流亡歌曲，犹太人遭遇过很多迫害，但仍然顽强地生存下去，这首歌融合了欢乐和忧伤，我们用这首歌构建他们的友谊，让人们感受到一个孩子对另一个孩子的思念。”
影片背后是欧洲难民危机的现实，比利时荷语鲁汶大学人类学博士袁丁在先前的一次映后谈中提到了几个关键数字：2021年至2022年，欧盟国家共收到63万难民的庇护申请，29%是未成年人，而其中又有13%无人陪伴，约2.4万人。
在袁丁看来，托里和洛奇塔两个角色代表了欧洲不同的移民情况：“一种是难民，另一种是经济性移民。2016年难民危机之后，包括最近的乌克兰危机，都有大量难民进入欧洲。欧洲近年经济状况很不好，没有力量去容纳数量庞大的外来移民。这就使欧洲社会对于难民和经济移民，持有截然相反的态度。他们往往会认为难民是应该去帮助的；而经济目的的移民是不好的，应该拒绝他们来钻空子。”
自《一诺千金》开始，新闻事件和人物原型会触发达内兄弟去寻找故事，创作《托里和洛奇塔》之初，正是因为他们发现了一个残酷现实：每年几万个无人陪伴的未成年难民中，会有几百个突然失踪。
达内兄弟的作品通常时长控制在90分钟左右，在较短的篇幅内展现一个颇具张力的故事。看上去极度写实，背后往往经历了不断的推翻和重构，一部影片至少打磨三年以上，《托里和洛奇塔》前后花了十年时间，拍摄前后也会经过严密的排演和设计。与此同时，他们的影片从不拒绝与观众交流，他们用镜头邀请观众沉浸其中，接近甚至附体于主人公，体验他们的生存状态。
列维纳斯哲学理念的变奏
影展上海站为期十天的展映活动中，除了终场导演连线之外，举办了多场映后活动和创作谈，哲学与人类学学者、影像艺术家、作家、译者、影评人等社会各界人士从社会、文化和理论层面与观众展开交流，拓展观看达内兄弟作品的维度。
影展上海站策展人、MOViE MOViE影城（前滩太古里店）助理节目与宣传推广经理秦以平告诉第一财经，一部电影有许多的面向，包括事实、创作、哲学或者伦理，而达内兄弟是特别好的范本。他们有人文关怀，有哲学伦理支撑，同时又有非常敏锐的社会观察和信息收集能力，不同背景的嘉宾解读，能够帮助观众在更丰富的维度理解达内的作品：“希望映后谈能够为愿意聆听的人提供更多空间，使大家明白影片的意义、或者让大家在观影过程中的一些直觉和情绪获得确认，从而促成一些转变的可能性。”
弟弟吕克·达内的哲学与社会学背景，令他们的电影超越单纯的“反映社会问题”，也因此在世界范围内，在跨文化的环境中引发人们的讨论与共鸣，并能够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产生回响。
吕克在他的电影笔记《影像背后》中写道，“可以说从《一诺千金》开始，我们所有的电影都是对列维纳斯这句话的变奏：无法逃遁，这就是我。”被达内兄弟反复提及的列维纳斯，是犹太裔的法国哲学家，他遭遇过纳粹带来的不幸，见证了西方世界在二十世纪所经历过的几乎所有暴力，他的哲学以“他者”概念著称，有很强的现实性。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兼院长孙向晨在影展中的一场映后分享中认为，《托里和洛奇塔》这部影片对列维纳斯哲学的几个核心概念，他者、脸、我在此、不要杀戮，都做出了回应：“对于欧洲社会来说，托里和洛奇塔是非洲难民，文化和种族上是他者。列维纳斯强调“他者之脸”，“脸”可以召唤出我们的良知，影片强迫观众来面对这张脸。当洛奇塔无助地说希望妈妈在这里的时候，托里说，我在此（Here I am），这是我对于他人的召唤的一种回应，列维纳斯用回应来表达一种道德责任。不要杀戮，则是人类成为人类的最基本的原则。”
策展方将“无法逃遁，这就是我”作为影展主题，并认为它可以精准概括达内兄弟创作的主旨：“通过与他者面对面的相遇，‘我’得以明晰自身所无法逃避的责任与义务，最终撕碎现代生活中，主流意识对于‘他者’生活莺歌燕舞的意淫。”
达内兄弟在2014和2016年创作的《两天一夜》与《无名女孩》是具有相似性的电影，影片中密集地发生着个体与他者的“面对面”相遇，也邀请观众进行密集而痛苦的思想实验。前者讲述的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桑德拉即将被裁员，她要用一个周末的时间，说服工友为她投票，以保住工作，而支持她的工友要付出失去1000欧元奖金的代价。《无名女孩》讲述的是诊所医生珍妮为追查一个无名女孩的死亡不断奔走，事情的起因是女孩曾在死亡前夜求助诊所，珍妮却没有回应。
电影文化学者蔡文晟在映后谈时分享了他对《无名女孩》的理解：“改变世界没有那么容易。但你可以从‘切肤’的那一刻开始，改变你自己，慢慢去影响别人。就像珍妮医生那样，从改变自己开始，跟她的实习生忏悔，逐渐影响所有人，最后真相浮出水面，这就是这部电影的恩典时刻。”
学者刘擎在《孩子》和《单车少年》的映后沙龙上提到，人们一般会回避生活世界外部的存在：“就像我们路过快要建好的工地，会最大限度地避开。我们躲闪我们遭遇的他者，这是非常直觉的反应。”他认为，达内兄弟的影片邀请观众打开想象力，思考我们应该怎么办。正如列维纳斯曾说，仇恨他者是想象力失败的标志。
在电影院中，当一个人与“他者”相遇的时刻，灵魂就可能会受到撞击，发生改变。这也是影展和策展的价值。“这并不是要求观众立即付诸行动，直接拥抱他者。但如果能够打消内心的恐惧和芥蒂，知道这世界上还有人是这样想的，就足够了。就像达内兄弟在许多场合所表示过的，他们不期待一部电影能够改变社会。但他们仍然希望作为个体的观众可以因电影而有所改变。当你看完了这个电影，走出影院的时候，就是一个和原来不一样的人了。”秦以平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