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教院校也进入了精益发展期，特别对民办教育集团而言，外延式并购扩张的时代已经随着政策收紧终结，未来必须要回归教育本质，先做好再做大，内涵和有机增长是必由之路。在不利的人口趋势影响下，中国的中高职适龄人口将在10年之后进入显著的收缩通道。届时对生源的竞争将会更加激烈，学校需抓紧这个窗口期积极投入转型升级，做好准备。
难以回避的是，当前大量中高职院校身陷专业设置陈旧、就业安置不佳、招生难度高企、师资建设困难和管理效能低下的连锁反应和恶性循环。对个体院校和教育集团而言，如何在未来数年积极找准定位，挣脱恶性循环是当下的核心困惑。我们认为，行业和学校需要从以下几个战略层面进行积极探索和反思：
回归教育主题
中高职院校提供何种教育价值
专业设置和就业安置是中高职院校的核心教育供给，也是困扰当前很多院校的头等问题。从当前的行业实践出发，积极响应省域和市域产业规划，与政府及产业保持沟通，关注当地人才缺口需求是当然之策。然而，未来人才需求缺口的信息和预判往往有误差和时效性缺陷，中高职院校短期内也难以消化向高水平服务和制造业转型的产业规划提出的人才需求。
办学者真正要做好的是，结合自身的资源能力辐射区域内长期稳健的人才需求，从生涯教育的视角来思索其能够为学习者提供的终身教育价值，并做好学科体系研发。与所有中高等教育形态一样，终身学习、多元选择、向上发展是其必须为学生带来的更高价值，而不应局限在一专一能一业之上。
有生态系统能力的教育集团具备优势，但需要从战略高度上进行筹划，打通集团资源。例如，打造中职、职本甚至是海外职教的贯通培养路径；跳脱现有框架限制，提供更具拓展性的“大专业”选择设置；选择有优势、有潜力的优质专业做出延展性，打造精品专业群。
聚焦师资建设
院校的核心战略资源
师资队伍的建设和巩固，以及课程资源（包括软硬件配套能力的升级）扩容和升级是萦绕中高职院校的核心痛点。对于后者，随着未来财政支持力度的有效倾斜，以及更多元的社企、校企联合共建和设施共享，我们相信该痛点将得到更有效的缓解。相较而言，职教行业整体面临的优质师资匮乏和高水平人才留用是更难攻克的痼疾。
培养中国职教的双师模式和领军人物非一日之功，有赖全行业的积极探索。海外院校的经验可以援鉴，如积极引入兼职教师和行业专家以补充师资队伍。同时，中高职院也要将制度和管理能力的基础打牢。民办职教院校的制度包袱轻，组织管理自由度大，可以进行更灵活的制度创新：如进行全面的人才盘点，为重点人才和重点课程项目重新进行资源配置；探索更有益于激发教师创造力、促进行业知识和技能积累的岗位设置；建立兼职行业教师的管理平台、工具和培训能力；探索产业和教育可以互认、共通的职级和评价体系，为更深层的产教融合和人才互通建立制度基础。
再审校企合作
如何有效克服“企冷校热”的先天障碍
适应性是当前中国职业教育最突出的痛点，解决低适应性的良方是“校企合作”。虽然大部分院校都建设了程度不一的校企合作关系，但其产生的增值效应有限，无法真正惠及双方；即便是大型和上市企业，从产生人才需求到搭建完整的订单化培养体系，都不是朝夕之功，由于看不到合作带来的内在价值，企业参与的积极性相对院校更低。
职教立法和深化改革意见的公布为更高层面的决策联动提供了土壤，推动校企合作上升成为深度和全面的教育与产业结合。真正走向二元甚至是三元的职教培养体系尚需时日，职教院校作为深化校企合作的最大受益方需要更主动地做出转变，如积极调动资源、游说政府出台指导建议甚至法规，拜访企业和产业联盟明确合作需求，主导制定和推动联合课程编制，为企业创造便利等。
提升管理水平
打造坚实的组织能力
与学术型中等和高等院校相比，中高职院校普遍受困于组织能力和管理效率的短板。
未来随着精益办校成为核心发展议题，各院校也需要正视运营管理中长期积累的各种效率浪费，把资源集中在创造核心价值的环节，向“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转变。办学者需要切换过去的管理意识为服务意识，向国内外的领先民办高等教育集团取经，站在从招生到入学、就学、生活、择业、就业的完整闭环，思考如何真正为学生、家长带来便利、增益与价值；同时思考如何改善教师体验，减少当前的效率损失，提高学校管理决策层的信息透明度。
社会面的观念转变，政府的积极干预，财政的有力倾斜，企业和产业的充分融入——伴随着这些积极因素的持续发酵，中国的职业教育院校若能积极修好内功，便可静待花开。
王津婧为奥纬咨询董事合伙人，负责亚洲教育领域的战略咨询工作。
张菡为奥纬咨询项目经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