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民法典之后，我国又一部法典——生态环境法典正在紧张编纂中。
“在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的时代背景下，新污染物环境风险管控‘入典’既是完善新污染物治理立法的迫切需求，也是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的体系性需求。”今天（25日），天津大学中国绿色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孙佑海对第一财经记者说。
孙佑海表示，当前，我国新污染物污染形势严峻，但与此同时，新污染物环境风险管控立法理念有待完善，新污染物环境风险管控法律规制依据不足，新污染物环境风险管控相关立法层级较低。新污染物治理“入典”，“依典而治”十分必要。
新污染物环境风险加剧
新污染物指在环境中出现，可能引起重大毒性作用并造成健康危害，但尚未受到政府管控的化学物质。如今，新污染物的种类繁多，包括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内分泌干扰物、抗生素以及微塑料等。新污染物的环境风险具有隐蔽性、广泛性和累积性。
研究发现，我国新污染物污染形势严峻，其在我国水体、沉积物、土壤、空气中均有分布，甚至在蔬菜、鱼类、蛋类等生物介质和人体样本中也被大量检出。例如，长江武汉段水体中邻苯二甲酸酯类物质的浓度是法国塞纳河口的约100倍，部分城市女性母乳样本中检测出较高浓度的全氟化合物。
孙佑海表示，新污染物的环境风险不仅影响生态环境，还可能对人类健康造成长期潜在威胁。例如，某些新污染物具有内分泌干扰作用，可能影响人体激素水平，导致生殖、发育等问题；还有一些新污染物具有神经毒性，可能影响神经系统功能。此外，新污染物还可能通过食物链传播和富集，最终影响到人类的食品安全。
他说，新污染物的治理复杂性也给治理带来了巨大挑战。由于新污染物在环境中的存在、发生频率、来源、持久性和运输路径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常规污染物管控方法无法有效控制新污染物的环境风险。这就需要采取更加科学、系统、全面的治理措施，从源头预防、过程控制、末端治理等多个环节入手，形成全生命周期的环境风险管控体系。
完善治理体系的关键抉择
孙佑海等专家日前专门就新污染物环境风险管控“入典”问题撰文，建议在系统观念的指引下，统筹将新污染物环境风险管控制度以体系化的方式纳入生态环境法典之中，以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法治力量推动实现新污染物环境风险管控的治理目标。
“新污染物环境风险管控‘入典’是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的重要使命，也是实现新污染物环境风险系统性管控的关键抉择。”孙佑海表示。在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的背景下，这一举措将为新污染物治理提供顶层规范指引。
新污染物的复杂性给治理带来了巨大挑战。摄影/章轲
专家们表示，当前，新污染物环境风险管控“入典”有着坚实的基础。国家高度重视新污染物治理，从“对新的污染物治理开展专项研究”到“强化新污染物治理”，再到“新污染物协同治理”，要求逐步深入。
2022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新污染物治理行动方案》明确要求，以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为工作方针，遵循全生命周期环境风险管理理念，统筹推进新污染物环境风险管理，实施调查评估、分类治理、全过程环境风险管控，加强制度和科技支撑保障，健全新污染物治理体系。
“《新污染物治理行动方案》为新污染物环境风险管控‘入典’提供了政策指引，也为‘入典’奠定了基础。”孙佑海说。
加强新污染物环境风险管控
专家们分析说，当前，我国新污染物环境风险管控面临诸多规范困境。立法理念上缺乏“风险预防”理念，未体现新污染物治理的“生命周期管理理念”。法律规制依据不足，鲜有直接以新污染物为规制对象的立法，且相关立法层级较低，多为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这些困境凸显了新污染物环境风险管控“入典”的必要性。
专家们认为，生态环境法典应引入生态修复责任这一新型法律责任形式。生态修复责任旨在恢复受损的生态环境功能，使之达到平衡、稳定的状态。这将对新污染物所致生态环境损害提供有效的法律救济。
专家们认为，在推动新污染物环境风险管控“入典”的同时，还应注重配套规范的制定与实施。生态环境法典的编纂应采用“适度法典化”模式，选择半开放性的“双法源”结构。因此，在法典编纂完成后，仍需通过配套性规范系统构建新污染物治理的管理机制、监督机制等，这将有助于形成更加完善的新污染物治理法律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