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一夫为苏商银行高级研究员）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转型期，而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已然成为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培育增长新动能的核心抓手。然而，新质生产力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化模式，其本质是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与产业深度转型升级的有机统一，而“因地制宜”正是实现这一统一的前提条件。
正因如此，我们有必要深入理解“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一重要命题。
一、新质生产力与“因地制宜”的内在逻辑
要理解“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首先需厘清两大核心概念的内涵及其耦合关系。
从本质上看，新质生产力区别于传统生产力的关键在于“新质”——它不再依赖单纯的要素投入增量，而是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通过数据、技术、人才等要素的重构，推动产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跃迁。例如，深圳的新能源汽车产业之所以能领跑全国，不仅在于电池技术的突破，更在于其构建了“研发设计→核心零部件→整车制造→智能服务”的全要素协同生态，这正是新质生产力“要素重构”特征的典型体现。
而“因地制宜”的核心，则是在于尊重区域发展的差异性与特殊性，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规律与地方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区位条件深度融合。这里的“地”，既包括自然资源（如西部的风光资源、东部的港口资源）、人力资源（如长三角的高端人才、中部的技能工人）等“硬禀赋”，也涵盖产业生态（如珠三角的民营经济活力、武汉光谷的产学研基础）、制度环境（如海南自贸港的政策优势）等“软条件”。
诚如农业生产需“顺天时、应地利”一般，新质生产力发展同样需避免“一刀切”：若在能源匮乏的东部盲目布局高耗能的新能源装备制造，或在人才短缺的西部强行推进高端芯片研发，不仅会造成资源浪费，还可能因此而错失发展窗口期。
从逻辑关系看，“因地制宜”是新质生产力落地的关键抓手，将抽象的“新质”要求转化为具体的区域实践路径；而新质生产力则是“因地制宜”的助推器，它可以通过技术与要素创新来激活不同区域的潜在优势，让传统禀赋焕发新活力。例如，贵州过去因地处西南内陆，交通不便曾是发展短板，但借助大数据产业对于低温、低电价的客观需求，当地将气候与能源优势转化为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竞争力，这正是两者协同发力的生动例证。
二、为何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坚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无疑是一项必然选择，主要原因至少涵盖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适配区域资源禀赋与发展基础。
我国幅员辽阔，区域间自然条件、产业基础的差异客观存在，这决定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无法遵循统一模式。从东部沿海来看，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凭借港口优势、高端人才集聚、民营经济活跃的特点，在数字贸易、智能装备、生物医药等技术密集型产业上具备天然优势；而西部内陆地区，如宁夏、甘肃等地，虽在高端人才上存在短板，但拥有丰富的风能、太阳能资源，更适合发展“新能源+储能+绿氢”的产业链。倘若忽视这种差异，让西部盲目模仿东部发展芯片研发，不仅难以突破技术壁垒，还会造成土地、资金等要素的闲置，反而容易制约当地经济发展。
第二，避免同质化竞争，培育差异化比较优势，
近年来，部分地区在发展新质生产力过程中出现一拥而上的“跟风式”布局，某种程度上导致同质化竞争加剧。例如，2023年全国有20多个省份将新能源汽车作为支柱产业来进行发展规划，然而其中部分城市却不顾本地配套能力，盲目引进整车项目，最终因核心零部件依赖外部供应、市场需求不足，陷入产能过剩的困境当中。
与之相反，那些坚持因地制宜的地区，往往更能够通过差异化定位形成独特优势。例如浙江义乌，依托传统小商品贸易基础，将新质生产力聚焦于数字贸易与跨境电商领域，通过建设“义新欧”班列数字平台、打造直播电商产业带等方式，实现了由小商品向全球数字供应链的升级；再如云南，通过结合生物多样性优势，大力发展生物医药与大健康产业，其中昆明高新区现已形成了云南省集聚度高、品牌特色突出、创新力强的生物医药产业集群，2024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过百亿元，并逐步成为全球重要的天然药物研发基地之一。这种差异化发展，不仅避免了“千城一面”的内耗，还能让各地在全国产业链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第三，提升资源效率，激活区域潜在发展动能。
新质生产力的核心特征之一是“要素创新性配置”，而因地制宜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路径，可以让区域资源得到更加高效的利用和更为优化的配置，继而将传统劣势转化为新优势。以东北老工业基地为例，过去东北地区总是过度依赖重化工业，并日渐面临着设备老化、技术滞后等问题，不过近年来，东北地区并没有盲目放弃传统产业，而是因地制宜地推动“智能制造+传统装备”的深度融合 ，比如沈阳机床通过研发智能数控系统，实现了从“传统机床制造商”向“工业互联网服务商”的转型，其i5智能机床已出口全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吉林则依托农业大省优势，发展“智慧农业+粮食精深加工”，通过卫星遥感、物联网技术实现粮食生产全程数字化，玉米深加工产品附加值大大提升。这种“立足存量、激活增量”的发展模式，正是因地制宜提升资源效率的典型实践。
三、挑战及对策
尽管各地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面临区域认知不清、要素流动不畅、创新能力不均等挑战，需通过系统性对策加以破解。
综合来看，目前制约各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阻碍大体有三：
一是存在认知偏差，导致定位不准。部分地区对自身禀赋总是存在不合理的评估，例如有的欠发达地区不顾人才、技术短板，却盲目提出要“打造国际科创中心”；有的资源型地区一味地过度依赖于传统资源，却忽视新能源、数字技术等新机遇，如部分煤炭资源型城市仍将重心放在扩大煤炭开采规模，从而错失了“煤电一体化+新能源”的转型窗口。
二是要素流动不畅制约协同发展。目前我国人才、技术、数据等要素的跨区域流动仍存在一定障碍：高端人才多集中在东部，中西部地区面临“引才难、留才难”；技术转化存在“区域壁垒”，东部的先进技术在中西部难以适配本地产业需求；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尚不完善，跨区域数据共享缺乏统一标准等地。这些都制约了区域间的协同分工，也对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造成了阻碍。
三是创新能力不均放大发展差距。有数据显示，东部地区研发投入占GDP比重普遍超过3%，而中西部部分省份很多都不足1.5%；长三角、珠三角拥有多个国家级实验室，而西部一些省份的国家级实验室却是少之又少，侧面反映出区域间创新能力的失衡。而正式这种创新能力的失衡，往往导致中西部地区在发展技术密集型新质生产力时，面临“技术卡脖子”的困境，从而只能局限于传统产业或资源依赖型产业。
针对上述挑战，我们需从规划引导、要素配置、创新协同、政策优化四个层面构建支撑体系：
首先，要强化顶层规划与不同区域间的对接。国家层面应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明确不同区域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重点，如东部聚焦数字经济、生物医药，中西部聚焦新能源、装备制造，东北聚焦智能制造、农业科技；同时推动区域间规划对接，如长三角与皖北、苏北的产业协同规划，粤港澳与北部湾的新能源产业链规划，避免各自为政。
其次，要完善要素市场化与跨区域流动机制。在人才方面，可以大力推行东部高校与中西部企业的联合培养模式，给予中西部引才补贴、住房保障等政策；在技术方面，建设跨区域技术交易平台，如“东部技术转移中心+中西部中试基地”，推动技术适配性转化；在数据方面，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要素市场，试点“东数西算”扩容，让中西部算力资源对接东部数据需求。
再次，要推动区域协同创新能力的提升。探索建立“东部科创中心+中西部分中心”的协同创新模式，如上海张江实验室在成都、西安设立分中心，推动技术研发与本地产业结合；加大对中西部创新的投入，支持建设区域性科研平台，如在重庆建设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在昆明建设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实验室。
最后，要推行差异化政策，为不同区域精准赋能。例如针对资源型地区，可以推出“新能源替代+传统产业改造”专项贷款；对科教资源丰富的地区，则可给予产学研合作税收的优惠；对边境地区，支持“跨境电商+数字贸易”试点等等。同时，可以建立政策评估机制，定期评估政策实施效果并及时调整优化，从而确保政策与区域需求适配。
四、结语
总而言之，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一项系统性工程，而“因地制宜”可以理解为这项工程的“施工图纸”，它绝不是对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束缚，而是让其精准落地、高效发展的重要保障。从浙江义乌的数字贸易到宁夏宁东的绿色转型，从武汉光谷的光电子集群到沈阳机床的智能升级，这些实践充分证明：唯有立足区域禀赋、适配地方特色，才能让新质生产力的种子在不同土壤中扎根生长，最终形成全国范围内“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发展格局。
当前，我国正处于新质生产力加速培育的关键期，各地需摒弃跟风模仿的思维，立足自身禀赋与比较优势来找准定位，在全国产业链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不可替代角色；同时要进一步加强区域协同，以“东部引领、中部崛起、西部赶超、东北振兴”的宏大格局，来推动新质生产力在全国范围内均衡布局与协同发展。唯有如此，才能让新质生产力的涓涓细流真正汇聚成高质量发展的磅礴江海，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注入强劲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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