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省级政府晒三公经费 3中央部门不公开

在外交部8月22日称因涉密不公开“三公”经费后，国务院港澳办和国务院侨办也回应称不公开“三公”，不公开的核心原因也是工作性质决定的涉及国家机密。

2011年是“三公”经费公开的开局之年，至此，中央98部门中，除外交部、国务院港澳办和国务院侨办三部门称因涉密不公开“三公”经费外，其他95个中央部门已经全部公开。

“三公”经费公开的火炬能否从中央传到地方？截至8月24日，31个省市自治区政府中，目前仅北京市、陕西省、上海市三地公开了有关数据。

有学者认为，中央部门的职能、下属机构、人员规模有差别，“三公”经费很难直接进行对比，但是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政府则各方面都比较相似，“三公”经费孰高孰低更好分辨。

中央“三公”：三部门称涉密不公开

《京华时报》8月24日报道，国务院港澳办和侨办回应不公开“三公”的原因时均称，经过与财政部反复核实，两个部门不应在98家名单之列，不需要报全国人大审议。

此前，外交部有关人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外交部未公布的原因是“三公”经费中有一些涉密信息。根据《预算法实施条例》，需要公开 “三公”经费，但是根据《保密法》，一些信息又不能公开，外交部正在和相关部门协商研究处理方法。

外交部财务司综合处有关负责人8月22日告诉《新京报》记者，根据外交部最新的研究结果，2011年外交部暂不公开“三公”经费，不公开的原因是“三公”经费的有关预算涉及国家秘密。

《新京报》报道中还提到“8月9日外交部曾表示要公开‘三公’”，外交部相关负责人向《京华时报》记者表示，该说法是错误的。该负责人称，从国家要求公开“三公”开始，外交部一直在研究，最终刚刚明确2011年不公开。

无论是公开或不公开，2011年98个中央部门的“三公”经费公开情况终于告一段落。

从已公开的95个部门的“三公”经费情况来看，《新京报》8月10日报道称，国税、海关、质检总局位列前茅，而处在最后位置的是国家信访局、红十字总会与国务院扶贫办。公车消费处在前列的是国税、海关和质检总局，而最后的则是红十字总会、中国记协与国务院参事室；公务接待费用排在前面的是国税、质检总局与中科院，而在最后的是国家机关工委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出国经费最多的是国家体育总局、中科院与商务部，后面的是国务院信访办、国务院扶贫办与国家机关工委。

从三公经费年度新预算控制方面，2011年预算比2010年决算减少最多的是中科院、国税与国资委，而增加最多的是体育总局、海关与工信部。

地方“三公”：三省（市）已公开

此外，在中央的地方政府要比照中央部委公开“三公”经费要求下，截至8月24日，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政府中，北京市政府、陕西省政府、上海市政府三个省级政府陆续公开了“三公经费”。

北京市：2010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决算总额11.33亿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用1.32亿元，公务接待0.90亿元，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维护费9.11亿元。2011年预算总额11.41亿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用1.56亿元，公务接待0.99亿元，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维护费8.85亿元。

陕西省：2010年省级单位“三公经费”支出合计为7.27亿元，其中出国（境）经费0.29亿元，车辆购置及运行费4.93亿元，公务接待费2.05亿元。

上海市：2011年上海市级单位“三公”经费预算合计11.1亿元。其中：因公出国（境）经费预算1.95亿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预算5.85亿元、公务接待费预算3.3亿元。

从北京与上海的2011年“三公”预算数据对比看，两者总额相近，但北京的公务用车预算高出上海3亿元，接待费北京比上海少2.3亿元。从北京与陕西的2010年“三公”支出数据看，北京市的总支出比陕西省政府高出4亿多，特别是公务用车支出方面多了4.18亿。

◎怎样监督那些简单粗暴的“三公经费”

目前媒体对“三公”的报道对这些衙门们太没杀伤力，去年跟今年比比，这个部跟那个部比比，不痛不痒，批评制度和体制，人家就更没知觉啊。恨不得每个部委都出个郭美美，或者不小心把绝密文件扔垃圾桶里，不可能啊。

我个人感觉以下几个方向价值不大：

1、赞花钱少的部委，批花钱多的部委。部委大小差别很大，也有职能区别，差个十倍百倍乃至上千倍，不值得太奇怪。标准应该是：不该出国的就别出去，但该出国的就应该出去。要我说，像花钱最少的国家信访局，最该出去看看人家如何保障人权，国家计生委不妨也去听听人家关于堕胎的讨论。列入党序列的部门就没必要出去，出访内容多很空洞，而且花的不是党费而是纳税人的钱。

2、赞降幅大的，批增幅多的。这让我想起每年全国“两会”审预算，年年拿一些小数点来说中央是多么重视民生，这是一份咋样的好报告，我不知道每年纠缠这些小数点的人会不会觉得麻木无聊甚至恶心，反正我很反感。该感到奇怪的只有激增的与骤降的：某些部委，咋一下子缩水那么多呢？中科院一下子砍掉近2000万出国经费，这水好大啊。

3、算人均数。咱13亿中国人民真是全世界最好的分母，再大的数字一摊，贵国的官员不算多，行政经费不算高哈。这次公布“三公”，有些部委把整个系统都算进来了，几千人甚至上万人啊，显得很节约了，但底下那些打杂的，公款吃喝也许还可跟领导蹭蹭，公车可能就用不上，更不要说出国了。我觉得目标就是要很明确：把主要官员信息全部公开，那些小虾米就不要绑进来，那是你们单位自己的事。

4、砖家说。老说那些统计口径之类的东西，是要晕死大众啊？

上述这些方向会让人觉得这话题可高贵了，但我觉得，对这种所谓很专业的问题，恰恰可以用常识来解决，常识解释不通的，一定有问题。

常识在哪里：一是公共信息，二是个人经验，三是知识。你可能只需要准备一个计算器。

公开信息大概如下：一、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其他制度规章，以及相关文件（特别是那些层层转发的文件），先甭管这些条文是否合理，反正它自己定了，你就当真把它当尺子用；二是各个部门的官方网站信息，特别是领导信息，他们都去了哪里；三是各部门预算报告（“两会”后陆续发布）、审计报告（年中发布）。

我最先想解剖的一只麻雀是财政部，它最有义务作出好的示范，但后来发现这鸟真的太大，只好找只小的，大概可按以下标准：部门小，花费少，公开信息相对充分，便于计算。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符合这样的条件，它是十多个正部级社会团体之一，而且有公务员编制。该会出国（境）大致有两类：一是领导活动，二是业务交流。宋庆龄基金会每年都组织少年儿童赴国外交流，但这个难以计算成本，可忽略，盯住领导就对了。

从官方网站上看，该会2010年至少有三位副主席各有一次出访：去年5月吉佩定一行5人访问美加两国，为期15天；去年6月梁金泉率工作团一行4人访问香港澳门，为期6天；去年8月张文康一行5人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访问，为期10天。

该会公示说，去年出国（境）花了60.33万元。大家算算看，60万元是否足够以上三个副主席的三次出访？（出访信息还不见得完整，可能还有其他的未挂网上）再加上那些小孩子的出国交流呢？

算法其实很简单，不必去管他们在当地吃啥喝啥，机票就够了！主席们这飞得真够远的啊，特别是吉主席一行5个人，从北京到夏威夷到洛杉矶到芝加哥到华盛顿到多伦多到温哥华再回北京，这都绕地球一圈了吧。这要多少钱啊，大家可算算。

会不会有其他情况呢，比如邀请方出钱？我这么想。该会官网介绍此次活动（http://www.sclf.org/gjyh/jwcz/201006/t20100601_17716.htm）说是“应美国克莱顿大学、美国圣玛丽学院、加拿大桑德贝市长、加拿大宋庆龄基金协会等多家机构的邀请”，由于时间不允许，我没有跟上述邀请单位核实，只能直接找宋庆龄基金会问。该会态度很好，但是的回答是：“多年来，我会出国团组严格根据工作需要和计划，安排相关负责同志应邀率团出访。人员、经费、行程、天数和食宿标准等均按照国家相关规定执行”。编辑甚至懒得用上这句话，删掉了。这只麻雀解剖失败，但他们不知肯否，我只能说是该会自己出的钱了。只能说，宋庆龄基金会真是太会花钱了！

上面是算钱的方法，不妨试试找只鸟儿解剖一下。当然如果你数学和统计学得好，可以算得更细致一些，把食宿和当地交通啥的也计入，有明确具体标准，见财政部《临时出国人员费用开支标准和管理办法》（http://vip.chinalawinfo.com/Newlaw2002/Slc/slc.asp?gid=13398&db=chl），国外旅馆价格，可参考www.booking.com。（携程就不要了，很贵）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官员出去都干啥啦？同事批评说我的报道这个写得很不够，对的，调查需要时间和运气，拿不到真实的行程单，或找到知情人，你完全难以知晓官员出访的真实目的。

比较靠谱的是，好好利用已有的各种文件，检验他们的出访行为是否符合相关规定。关于出国最详细的规则是2008年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因公出国（境）管理的若干规定》（中办发［2008］9号），一年出访的次数（正部级限1年1次），出访团组的人数（一般不得超6人），出访国家的数量（最多3国），按这些标准，翻翻部委领导网站，部长们出访每年超一次的，并不在少数，其他公开信息中的细节也可以检验检验。

检验标准不仅有那些红头文件，还包括你个人的经验和知识。比如我在开头说了，如果在欧美夏季假期出访的中国官员，多多少少是有些奇怪的，可以进行合理的怀疑。我的文章还介绍了许多外事方面的惯例，比如你出访，当地可能负责食宿，但自己至少是要掏机票的。事实上，老外很少付钱的。按理说，你是应邀出访啊，但有些邀请函居然是驻外使馆发来的，使馆帮你再联系一些外访单位时，核心的问题是，谁付钱？当然是你自己掏。因为你其实是自己驻外使馆的客人。够复杂吧。我也很震惊。

领导人的出国经费不公开，但依然要高度关注，他们可都是实报实销。我的报道最后仅呈现一小部分，很难拿到准确信息是重要原因。不过，看看新闻联播还是可以知道很多信息：一，中国领导人的陪同阵容真的好庞大啊，当然拿13亿人民一摊又正常啦；二，接待规格好尴尬，咱正国级领导人就有9个之多，副国级领导人更可怕——13个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26个全国政协副主席，还有8个副总理（国务委员，不含李克强），人家的总统、总理、议长正副职加起来也不会超过10个，咋接待呢？特别是咱一些正国级领导人只有党内职务，据说大使馆的人遇到这类情况，可惨了，安排个党首吧，人家不见得就是国家领导人啊，部长吧，级别也太低了。真不容易。我们有些领导人好像专去亚非拉（可以数数），也就他们最尊重中国国情吧。话说某年中非论坛，咱可骄傲了——非洲兄弟几乎全来了，好有面子哦。按国际惯例，他们得自己掏来回机票钱吧，但据说向来好客的中国人民包了。就此打住。

◎“三公”经费公开 或倒逼公车改革

一辆公车每年花多少钱？各个政府部门给出的数据并不一样。但通过“三公”经费公开，可以看到的是，公车支出在大部分政府部门的三公经费中占据着不小的比例：

北京市安监局：2010“三公”经费决算284.75万元，公车支出决算220.91万元，占总支出约78％；2011年总预算203.05万元，公车预算120.6万元，占总预算59％。

北京市财政局：2010年“三公”经费决算957.76万元，公车支出609.62万元，占总支出约64％；2011年总预算数为937.17万元，公车预算数为596.7万元，占总预算约64％。

北京市审计局：2010年“三公”经费决算661.57万元，公车支出决算数515.57万元，占总支出近78%；2011年总预算639.5万元，公车预算数为421.5万元，占总预算66％。

北京市：2010年“三公”经费决算113295万元，公车支出为91149万元，占总支出80％；2011年总预算为114123万元，公车预算数88548万元，占总预算78％。

陕西省：2010年“三公”经费共支出7.27亿元，其中公务车辆购置和运行维修费用4.93亿元，占总支出68％。

上海市：2011年“三公”经费预算合计11.1亿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预算5.85亿元，占总预算53％。

水利部：　2010年“三公”经费决算数为12,021.88万元，公车决算数为9,994.24万元，占总支出的83.13%；2011年总预算数10,516.02万元，公车预算数8371.53万元，占预算数80％。

财政部：　2010年“三公”经费决算数为4172.01万元，，公车支出1776.73万，占总支出43％；2011年总预算4752.54万元，公车预算1747.91万元，占总预算38％。

审计署：2010年“三公”经费决算2503.79万元，公车支出1229.65万元，占总支出49％；2011年总预算2687.06万，公车预算1205.06万元，占总预算45％。

……

以上一组数据是近期部分中央部委、地方各级政府部门公布的“三公”经费及公车支出情况。从数据可以看出，尽管政府部门层级不同，“三公”经费多少有别，但公车消费在总支出中始终居高不下，多则占80％，少的也占近40％。

经网易财经统计，在中央部委已公开的“三公”费用中，公车费用占了六成以上。截至7月28日，陆续公布“三公”账本的88家中央单位，2010年的“三公”总决算额为644995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则达到 396551.7万元，约占2010年“三公”总决算额的61.5%；而2011年的“三公”总预算额为632398.7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也达到了384391.2万元，约占88家中央单位2011年“三公”总预算额的60.7%。

一辆公车每年大概要花多少钱？审计署给的数据是平均每辆车运行维护费5.41万元，北京市财政局则公布称公务用车车均运行维护费为3.05万元，北京市审计局称是每辆车3.33万元。不过，在公众眼里，养车的费用还包括公车的司机工资、虚报油费等隐形成本。算上这些，平均每辆公车大约每年花费10万左右。

公车真的在公用吗？有民间评论戏称“三分天下”：公用占三分之一，领导私用占三分之一，司机私用占三分之一。

如果从199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颁发《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算起，我国的公车改革已经进行了将近17个年头。

公车改革方向基本有两种：取消公车，改发货币化补贴；严格管理。但两个方向的改革都不尽如人意。2009年8月，媒体曝出辽阳市弓长岭区书记区长一年享受8万元车补待遇的消息，受到公众质疑。近期，广州则宣布将在公车上统一安装GPS跟踪系统和身份识别系统以加强监管，然而，据《羊城晚报》报道，光是第一年装GPS每辆车就得花费3000元。

有专家认为，公务车的费用占有如此高的比例，说明17年来的公车改革成效甚微，“三公”经费的公开或许能利用社会舆论的力量倒逼公车改革前行。

◎官员“因公出国”的秘密

最近一段时间，仍然有一些中国官员“因公”出国，跑到欧洲、美国等地。这可能有些奇怪，因为人家政府官员都在休假呢，外交部发言人歇了，外国记者也跑了。有新闻说，因为美国主权评级被降，欧洲七国集团的财长们的夏日假期全泡汤了。

当然也有例外——美国副总统拜登，8月16日起就将访问中国。中国驻美大使馆官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如果和美方事先约好，在假日期间赴美访问也可以成行。

在部委“三公消费”的热烈讨论中，公众关心官员出国问题，无非在乎两点：一是他们出国去做什么，二是他们花了纳税人多少钱。但面对已公布的94个中央部门“三公经费”，从惜字如金的措辞和守口如瓶的防卫姿态上，你很难找到可以质疑的突破口。想碰巧在垃圾桶里捡到一张官员们在国外旅行的行程表？这种事总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被邀请，或“主动被邀请”

中国的外事审批权主要集中于中央和省级政府，具体而言则是中央外办和省外侨办，管理权限类似干部的组织关系，如中央外办负责审批省部级官员出访计划，厅局级及以下官员出访，主要由各部门或各地区审批。

近几年，越来越多城市和高校、国企也获得“一定的外事审批权”，这经常被当事单位当作巨大的喜讯大力宣扬。

每一个出国计划，都需要通过审批才得以实施。知情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一般的中央部级以上团组从计划到执行，至少需要两个月的时间：

步骤之一是计划“立案”，某部门先提出出访建议，得到部门内部同意（部长签字），送外交部外事管理司等部门会签；

步骤之二是请示批准，部长和分管副部长在请示件上签字，送外交部外事管理司和地区司（如去美国，就送美大司）会签，再送“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央外办）审核，请示件退回，根据相关指示修改成正式稿；

步骤之三是办手续，订饭店，一边办签证，一边预订好在访问国当地的交通、食宿。

对于请示件，外交部会对团组人数、出访时间等细节提出意见，但它并非审批部门，真正有决定权的是中央外办，一般省部级官员出访，要有中央外办主任戴秉国的签字，如果涉及副国级领导人出访，需对口的政治局常委“画圈”。

对于办手续，外交部官员形象地比喻说，外交部负责执行。比如，因公出国签证不似私人签证，不能自己去签，而是由外交部领事司找相关国家大使馆集中办理，最大的好处是，如果时间紧急，外交部发照会，可能一两天就能办好。

除了与所在国相关机构和官员敲定访问时间、地点等工作细节之外，驻外使馆往往还负责协助安排好当地的交通和食宿等细节，如有需要，还能帮助申请安保、机场绿色通道和贵宾室，但费用一般由出访团组承担。

办理签证时，必不可少的是要有邀请函，虽然新闻中经常说“应‘邀请’”（一般为国外对口单位），但发放方也有可能是中国驻外使馆。“好处是中国人对中国人，调整行程计划比较方便。”知情人透露。

上述做法尚属正规。2007年，外交部曾发通知，称发现有人涉嫌伪造出国任务批件和任务通知书，非法组织因公出国团组；此外，“假邀请函现象仍屡禁不止”。

通知特别指出，要认真核实邀请函真伪，特别是以当地华人华侨名义出具的邀请函，防止造假。在一些省级领导出访审核的过程中，亦发现假邀请函问题，经核查均属通过当地华人联系的邀请函，其中赴新西兰团组尤为突出。曾任新西兰大使的黄桂芳说，使馆发现有违规违法行为，一般会向国内汇报。

因什么公，出什么国

大约每隔十年，就有关于严控干部出国的一系列中央文件发布，均为“红头文件”而非法律——

1989年7月，中共中央将“严格控制领导干部出国”与“制止高干子女经商”、“取消‘特供’”等一起写入《关于近期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的决定》中，中办、国办为此印发《关于严格控制领导干部出国访问的规定》。

1999年，中办印发《关于加强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出国（境）管理工作意见》，2004年中纪委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党员干部出国（境）管理的通知》。

2008年，“两办”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因公出国（境）管理的若干规定》，2009年，“两办”又印发《关于坚决制止公款出国（境）旅游的通知》。

新文件基本都是在重申老问题，如2008年的文件所列问题，实与1989年差别不大：出访团组和人员数量增长过快，集中于少数热点国家和地区；缺少实质内容的一般性考察、访问、培训过多，等等。

另一重要控制措施是量化管理。一般，省长、省委书记以及部长们，每年出国不超过一次，其他省部级1个任期内出国（境）不超过2次或2年内出国（境）不超过1次。比较特殊的是分管外事商务的省部级人员严格根据工作需要安排。

文件没有对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次数作出限制，记者了解到，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一般每年安排一次正式出访。

今年公开“三公消费”的94个部委中，公布出访团组数和人数的部委只有寥寥几个：科技部称，2010年共执行因公出国（境）团组325个、967人次；司法部2010年出访团组81个、134人次；监察部2010年出访的团组8个，参加国际会议、培训班20个。

南方周末记者查看了90多个部委官方网站公开的“领导活动”栏目发现，部长、副部长一年出国多次的现象较为普遍。科技部部长万钢2010年至今至少已出访15次（包括4次陪同国家领导人出访），而商务部部长陈德铭今年至少已出国8趟。这与部门职能有关，外交部、商务部、科技部等涉外业务较多。

已公布“三公”经费的部委中，国家信访局出国花费最少，2010年支出8.99万元，这显然与信访制度为中国独有有关，而“出国第一大户”当属国家体育总局，2010年花了15432万元，是前者的1700多倍，显然跟举国体制不无关系。

南方周末记者试图获得中国官员参访少数热点国家和地区的情况，但截至发稿，外交部外事管理司，中国驻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四国使馆，上述四国驻华使馆，均未予回应，或直接拒绝。

据记者侧面了解但未经官方权威数据证实，西欧某大国，一年接待国内省部级以上团组超过300个，几乎达到一天一个，而赴美的高级团组数量“肯定更多”。

这已经是多年以来，不断整顿和压缩的结果。担任过中国驻菲律宾、新西兰大使的外交官黄桂芳说，1994年，他在菲律宾接待的各种国内团组就曾经达到四百多个，“新加坡和泰国要多很多”。

此外，外事部门还从出访内容进行管理，即应具有“实质性内容”，按上述几个中央文件的说法，官员出访，必须与自己工作有关，“目的要明确，要讲究实效”，“一般性考察要坚决停止”。而这些文件更重要的目的不是制止浪费，而是解决公款旅游乃至公款赌博等违法违纪问题。

花钱多少，算算机票

与2010年的执行数相比，今年中央部门的“三公”总经费、公车与公务接待经费均被压缩，唯有出国经费比去年增加。

2010年，中央本级因公出国（境）经费（执行数）为17.73亿元，2011年的预算是19.9亿元，理由是“外交活动和国际交流增加”。在已公布的94个部门中，有48个增加出国经费，15个持平，仅有30个部门削减出国经费。

目前适用的出国经费标准，为10年前即2001年财政部颁布的《临时出国人员费用开支标准和管理办法》（财行〔2001〕73号文），所谓“临时出国”，是相对于常驻而言，也就是出访。

出访人员可报销的费用包括：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和公杂费。官员级别越高，相应经费标准越高。

交通方面，最高等级的为乘坐专机和包机。从新闻报道可见，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四位排名最前的政治局常委一般都乘坐专机，其他常委享受专机或包机待遇。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们，一般都坐国际班机头等舱，而副部级以上官员（人员）标准也是头等舱，司局级官员的标准是商务舱，其他人员只能坐经济舱。

住宿方面，党和国家领导人可以“实报实销”，副部级以上人员本着节约的原则“据实报销”，其他人员则有细致规定，比如，在西欧国家，一般每人每天住宿费为70欧元，美国80美元，澳大利亚60美元。

用于市内交通、邮电、办公用品和消费等其他费用，则称作“公杂费”，绝大多数国家的标准都是每人每天10美元或13美元。

除了可报销的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和公杂费外，每个出访人员还会得到一次性发放的50美元个人国外“零用费”。

由于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物价差异，团组工作人员往往比较担心的是住宿和伙食费用。一位曾陪同领导人出访的中央部委内部人士说，财政部2001年的标准，到发达国家尤其是巴黎、伦敦这样的国际大都市，其实很难严格执行。

一般的随同人员都会与团长同住一个酒店，三星级经常是最基本的标准。在巴黎市区，三星级酒店都在100欧元以上，但法国的住宿标准是85欧元。

吃饭如果要符合标准，估计只能吃快餐。在巴黎，35欧元意味着只能吃很大众的一顿西餐（但不是快餐），而这是中国官员在西欧多数国家每人每天的伙食费标准，美国的标准是30美元。

不过，真正占费用大头的，是机票。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以最近的行情，北京飞法兰克福并在欧洲飞三个城市加上返国，头等舱大概78000元，商务舱45000元，经济舱约10000元。如果一个5人团组，有1位副部级（以上）官员，1个厅级官员，3个其他官员和随从，出访欧洲，单机票至少就得花去至少15万元。

“要想看某个部委出国经费是否合理，算算机票钱就差不多了。”一位曾陪同领导人出访的内部人士说。

容易被怀疑的，不见得是花钱太多的部门，而是花钱太少的部门。

宋庆龄基金会2010年出国（境）花了60.33万元，从官方网站上看，该会至少有三位副主席各有一次出访：2010年5月吉佩定一行5人访问美加两国，为期15天，先后去了美国夏威夷、洛杉矶、芝加哥、印第安纳州南湾市、华盛顿，以及加拿大安大略省桑德贝市、多伦多和温哥华；2010年6月梁金泉率工作团一行4人访问香港澳门，为期6天；2010年8月张文康一行5人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访问，为期10天。此外，该会还多次组织少年儿童赴国外交流。

内部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若出国经费超支，不排除将其计入会议费、项目费中报销，外界很难知晓其中的猫腻。

根据审计署2011年所作的“中央部门单位2010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结果”，国土资源部被指出本级和下属的4家学会（协会）曾向其他单位摊派出国费用82.85万元；国资委被曝在“人才工作综合项目”中无预算列支出国费、培训费43.87万元。

国际惯例与中国特色

按照国际惯例，出访团组自行承担从国内到目的地的往返交通费，而东道主可能承担当地的食宿交通（主要是国际会议）。但东道主也不是全都“来者是客”，他们承担的团组在当地的费用有人数限制，或30人，或50人，超出的其他人员费用就得自理。

黄桂芳说，他在大使任上接待过的几批国家领导人的代表团，人数都超过100人（不包括记者）。

一般团组里分两类人员，一类是陪同人员，即代表团主要官员，另一类则是随行人员，包括秘书、警卫、翻译、医生等。黄桂芳说，中国的部委本身都很庞大，处长才是具体事务的经手者，因此往往都要把他们带上。

外国人对大量到访的庞大的中国官方代表团并不感到麻烦，有的甚至表示欢迎，尤其是当地的旅馆和餐饮业者。

但由于中国不仅官员多，而且高官也多，有时候外方无法完全派出对等的官员接待。

一些国家的安保待遇得事先申请。2010年，一位高层领导在巴黎过境时，歹徒试图砸车抢包，安保人员虽及时制止，但法方也因此向中国道歉。

中国不同的对外使馆对国内团组，接待规格也并不一致。正国级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们出访，中国驻当地的大使都会亲自前往机场接机送机，但如果是副国级领导人到来，则要视大使当时的工作安排情况而定，有可能派出的是公使。

“大使会在大使馆内正式宴请一回。”上述内部人士说，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大国使馆最为繁忙，大使们都没有办法接机。现在成为敏感词的茅台酒，在驻外使馆也会有，但往往只有大使可以开启。

官员如果造访埃及、南非之外非洲国家，则可能获得当地中国大使馆以及所在国政府的“超规格接待”。“那边每年接待的国内团组很少。”外交官黄桂芳说。

在新闻联播里，你还经常可以看到，当中国领导人访问一些小国时，由于人家的接待场所太小，中国部长们不得不挤在一个小沙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