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扑朔迷离，很多人说没有真相，其实真相即为客观存在，虽然正史野史多有冲突，但真相的存在无可否认。而历史研究正是为不断逼近和还原真相，如同新闻报道一样。
保罗·法兰奇试图在《镜里看中国》一书中还原19世纪末到上世纪初期间，中国具有外国背景的媒体和驻华记者。他们当时试图以一种便于理解的方式，为西方读者转述发生在遥远国度的复杂事件。
这群媒体和记者最早出现在19世纪20年代鸦片商在广州的工厂里，在上世纪30年代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无论是文稿数量还是记者人数，都达到了顶峰，并从以传教、为自由贸易和本国利益争辩为目的，发展到向外展示并影响中国。
这些记者大多数人精明能干、精通业务，有的对新闻工作满怀热忱，少数人甚至非常优秀；这些记者立场各异，他们对中国持有自己的臆断和偏见，当然也有不少人对中国怀有希望、梦想；这些记者有人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在中国的异客，也有一些记者将中国作为施展自己才能的舞台而周旋于军阀政客之间，还有一些记者陶醉于中国文化而流连忘返，当然他们中一些人还是酒鬼、浪子、骗子，甚至是间谍。
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是书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之一。莫理循于1897年成为《泰晤士报》(The Times)首位全职驻华记者。他影响力很大，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人将他视为英国在北京的代言人。
但根据这本书来看，莫理循的形象被夸大了，因为在他背后有两副“拐杖”，有两个幕后人一直为他提供信息和资料并充当翻译，甚至代写报道。另外，莫理循在新闻事业上的运气稍差，义和团运动爆发时，他刚好外出猎鸟，在慈禧太后驾崩之日，他又刚好出城打猎，错失了其一生中两大中国历史事件。
书中还有段趣闻，义和团运动期间有报道称，莫理循在义和团围攻使馆区期间死亡。但之后他突然露面，朗诵了《泰晤士报》上自己那篇热情洋溢的讣告。
《镜里看中国》尽管概览式地描述，但仍不乏鲜活的细节。譬如文豪海明威来中国充当美国财政部间谍的经历；埃德加·斯诺访问延安写出《红星闪耀中国》的过程；端纳成为蒋宋家族的顾问之后的互利与冲突等等。
媒体和记者既是历史的记录者，很多时候也是历史的参与者与影响者。在义和团运动爆发之时，《纽约时报》发表过两篇报道：《在京外国人全部丧命》和《英勇抵抗后全体外国人遇难——妇女最先被杀》。这两篇新闻引起了西方读者的强烈震惊，随后一支由英、法、美、俄、日5国共20000人组成的救援部队于1900年8月打退了包围公使馆的义和团。实际上被困的几百名外国人中只有70人身亡，并非全部丧命。这两篇报道之后的局势演变，作为中国人都不忍想象，八国联军随后攻入北京城。
作者显然不忍心丢弃很多记者的经历，如此相对削弱了最具传奇性的记者经历的分量与故事性。不过，能提供如此跨度之长、人物之多的叙述已经难能可贵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