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期间，“三公经费”话题不断升温。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2012年将严格控制“三公经费”，大力精简会议和文件，深化公务车制度改革，进一步降低行政成本。
三公消费，占据着国家财政支出的很大比例，其过度消费勾画的奢靡图景，更是让社会产生深重的公平忧虑。近些年来，关于控制和缩减三公消费的呼声也在日益高涨，渐成整个社会的共识。行政成本的高企，尤其是“三公消费”的高涨，除了败坏公权力的形象，更是对民生福利的挤占。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在3月6日的记者会上表示，2010年到2012年，每年预算安排的时候都强调，一般情况下按照零增长来安排“三公”经费，同时进一步有所压缩。去年，财政部又明确要求各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三公”经费支出不得超过2010年压缩以后的预算规模，执行中又压缩了2%公务用车购车经费。2012年，期待“三公消费”更加透明。
中国人要花多少钱养政府？政府公务人员每年的吃、喝、出行又花了多少纳税人的钱？
2011年，中央部委大多公布了本部门的三公消费数额。尽管这是一个进步，但由于缺乏消费明细，政府的三公消费是否合理仍是一个未知数。还有大量的三公消费金额处于预算外的灰色地带，也让政府的开支不能完全处于监督之下。
2012年，政府三公消费，应给纳税人一个更为明确的交代。
9000亿?94.7亿?
中国政府每年用于三公消费的数额到底多少？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曾给出一个数字：9000亿。这个数字流传甚广，也引起了民众强烈的不满情绪。尽管后来有财政部门人士出来辟谣，但由于没有一个更为明确与详细的数字及说明，公众更倾向于相信9000亿这个巨额消费。
2011年，90多个中央部委公布了本部门上年的三公经费。经财政部汇总，2010年中央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和其他单位“三公”支出合计94.7亿元。各个部门的数字则从几百万到几亿不等。
这一数字并未包括地方政府的三公消费金额，但与9000亿相比仍差距甚大。此外，大部分部委都只公布了三项消费的总体数字，却并无消费明细。
部委中做得最详细的是审计署，对公费出国、公务用车及公务接待都做了说明。其中，对公务用车情况的说明最为具体。2010年，审计署公车消费约1230万，一是车辆购置支出115万元。二是当年车辆运行维护费1114.65万元，平均每辆车运行维护费5.41万元。尽管难以证明其是否公布完全，但审计署的详细说明在部委当中独树一帜，仍赢得了公众的好评，有评论称“审计署带了一个好头，做了一个积极的表率”。
呼吁纳入法律规范
在三公消费云遮雾绕之时，民主党派九三学社在今年两会上提出，将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款旅游等“三公消费浪费”纳入《刑法》调节范畴；“三公”经费等行政成本，纳入政绩考核范畴，决定官员仕途。
九三学社的提案又给出了他们的一组数据：目前，全国一年公款吃喝的开销已达3000亿元。如此庞大的公款吃喝数额，挤占教育、卫生、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支出。
国外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大多低于10%，如日本是2.38%、英国是4.19%、加拿大是7.1%、美国是9.9%。
提案认为，长期以来，对公款吃喝的处理，除了个别涉及贪污受贿外，其他的不仅没有列入犯罪之列，甚至还得到放纵和鼓励，这也是长期以来公款吃喝等不能得到有效遏制的重要原因。
因此，界定公款吃喝的“罪与非罪”是核心问题。提案建议，将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款旅游等“三公”浪费问题纳入《刑法》的调节范畴，用法律规范官员和公务员的公务行为。让浪费有罪深入人心，让惩治包括“公款吃喝”在内的各种浪费行为有法可依。
“行政成本过高的政府，不是高效率的政府；花钱过多的官员，不是真正能干的官员。”提案认为，行政管理实质上是一种服务，而任何服务都应该控制成本。如果修路、盖楼、绿化、招商引资、GDP增长和财政增收可以算作政绩，那么精打细算、降低行政成本，同样应该是重要的政绩之一。
上述提案建议，在制度上尽快把行政成本核算机制引入各级政府的考核之中，把每一项行政行为背后的直接和间接成本与行为的结果，以及公众的满意度等指标都纳入这一体系中。
以法律方式来监督政府三公消费，无疑是一个具有威慑力的手段。但从源头治理三公消费，才是治本之策。因此，增加三公消费透明度、给独立第三方以监督活动空间，才是根本。
2012年，中央部委和地方政府应继续公布三公消费，并理应比去年做得更加细致。因为这是一个对人民负责的政府应有的意识与行动。税收取之于人民，也应告诉人民：每一笔钱是如何花的、每一个出国项目考察目的及成果如何、每一辆公车花多少钱买的、运行费用多少、每笔公务接待的人均消费多少。推动三公消费公布的细化，才会使公布更有意义，起到监督政府的作用。
李金华：一年省几千亿不成问题
全国政协副主席李金华6日在政协分组讨论时建议，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增加“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的内容。
李金华说，大家对腐败都很激愤，但对铺张浪费现象却司空见惯。现在公开“三公”经费是很好的，更重要的问题是，大量地方债务的投资大手大脚，现在问题看不出来，相信再过若干年，风险会逐步显露出来。
“如果我们紧一紧、省一省，作风方面稍微改进一下，一年省几千亿元是不成问题的。”李金华说。
李金华还建议，下决心推动财税改革。财税改革不仅能理顺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还能把各部门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适度解决，解决反腐倡廉的一些制度问题。（新华社）
贵州副省长慕德贵：
三公消费根源在财政下拨和“跑部钱进”
贵州省副省长慕德贵3月6日表示，三公消费一定要控制住，但三公消费高不是茅台的错。他坦陈，三公消费和国家的管理体制是连在一起的。国家财政的下拨情况和“跑部钱进”的体制是造成三公消费的根本原因，“管资金分配的官员下来，你让他自己去餐馆吃饭，到了贵州却让他喝米酒，那不是得罪人嘛！”
慕德贵认为，公款消费背后还是一种分级、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和项目管理体制。如果新财年一开始就能把钱分出去了，“谁还来找你跑部要钱啊”。“项目也是这样，如果没有科学的研判机制和分配机制，谁带头制止三公谁倒霉！”“不把体制改了，怎么改三公消费？”慕德贵说。
（本报综合）
蒋洪：从中央做起，不再“一级吃一级”
“限制‘ 三公’消费，要痛下决心，从中央做起，不再‘ 上级吃下级、一级吃一级’。”全国政协委员、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蒋洪说。
蒋洪以公款吃喝为例指出“三公”消费分“制度内”和“制度外”两种。制度外“三公”消费是公款进了个别人的腰包，属违法乱纪，这种情况相对好治理；可怕的是制度内三公消费，“离开了‘三公’消费，制度就转不起来了”。
“上面来了人下面接待，按说应记在上级单位的账上，为什么要下级单位来承担？中央到省，省到市，市到区县，县到乡里一级吃一级，这是纵向的；横向来看，同系统兄弟单位之间，今天你请我，明天我也不好意思不接待你。”蒋洪说，现状是，哪个单位不按照这个规则做，就根本运行不下去。蒋洪认为，这种制度缺陷来源于上层。“关键是‘ 上级吃下级、一级吃一级’把风气带坏了。”蒋洪说，其他国家的制度设计，都是履行本单位职能花本单位的钱，只有中国形成了独特的制度文化。因此要改变现状必须从上层“动手术”。
他建议在制度安排上，中央一级单位花自己的钱，不管到哪里不能占用下级财政，逐级效仿。“自己花自己单位的钱，就懂得计算了，而且单位部门、同事之间存在监督，花了不该花的钱，有人会有意见。”
（本报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