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的苦，若是真苦，大多是说不出更是不想说的苦，我了解。”亮轩如此表达对身处离乱年代父母处境的理解。
亮轩的父亲——马廷英，作为蜚声国际的地质物理学家，首度用古生物研究的方法发现珊瑚的季节变化和古赤道存在，其创立的“地壳刚体滑动学说”比西方学者的“板块学说”早了十五年。母亲孙彩苹，据亮轩说“是一个性格很强的人，喜欢好学的男人”，与马廷英婚后，生下女儿马渝光、儿子马国光。1948年，马廷英受国民党政府派定，前往台湾改组“台北帝国大学”为“台湾大学”，隔年，孙彩苹带儿女前往台北与马廷英相聚，夫妇俩感情破裂，在台北分手。1949年，孙彩苹在后来的丈夫章乃器的敦促下，放弃前往美国的计划回到大陆，两人结合生下儿子章立凡。
1988年，亮轩在北京与母亲重逢，他说：“我第一眼看到妈妈时便确定这是个可以为我牺牲一切的人，便不再计较妈妈年轻时的决绝地不告而别。”
熟悉流行文化的人，更熟悉的是亮轩的另一些身份：台湾上世纪70年代末民歌运动推手之一陶晓清的先生、台湾知名电台主持马世芳的父亲。随着《飘零一家——从大陆到台湾的父子残局》（台湾版原名《坏孩子》）在大陆出版，亮轩身在离乱世家经历的流离与哀愁，才渐渐为大陆读者了解。
“这是一本文学之书，而不是历史学者的著作，我写下的都是我记得和能够肯定的事。”亮轩说着流利的国语，清晰字词中暗示出一种对身份确认的强烈要求。他说，“从前我们的身份证写的是祖籍，而不是出生地，一个人有一个很远的来处，知道自己爷爷的来历是多好的事。”
12岁时，他立志要做播音员，于是苦练国语，之前，他的口音是跟着妈妈孙彩苹学来的上海话。也是在那一年，他读梁实秋的《雅舍小品》，确立了他后来的写作倾向：“最好的境界是平淡，我们的情感需要沉淀。”
亮轩的回忆之书，从十几岁即离家出走赴日留学的父亲马廷英写起。少年马廷英考取官费留学后，不告而别去了日本，就读于仙台高等师范，一年后才给家中寄回一张照片——坐在一台英文打印机前，“后面简单写着：眼前是一架只要想到了，字就会出来的机器。”
之后，抗战爆发，父亲回国。亮轩紧接着记述了抗战和国共分野背景下父母那辈人的颠沛离散。他在书中还回忆到自己五岁(1947年)那年到了台湾，经历了父母关系破裂、寄寓别家以及做小和尚的童年之后，如何迎来充斥着刻板的学校教育以及压抑与家庭暴力的残酷少年时代。
亮轩父母的婚事很蹊跷：抗战前夕，马廷英和亮轩的母亲孙彩苹同在日本留学，战争爆发后，留日学生急于回国，有家眷的人更容易买到船票，孙彩苹想出早日回国的办法，即以“马家家眷”的身份与马廷英一同买到归国的船票，两人同船抵达天津。
马廷英在天津的姊妹按传统婚俗，为两人布置了新房。但是两人并没有完婚，他们分开了。马廷英在重庆，孙彩苹则去武汉抗日，武汉失守，孙彩苹穿越江西战场到重庆去找马廷英，二人决定结婚。婚后不久生下了第一个女儿，却很快就发现彼此并不合适，怀上儿子时，两人的感情已走到破碎边缘。
母亲决意分手，想把两个孩子都留给父亲，但只会专心做学问的马廷英完全不会带孩子。亮轩的童年是在父亲的学者朋友家里长大，他在书中以“齐邦媛姐姐”的称谓，记述了齐邦媛曾向成年后的他讲述的一个记忆细节：有一个黄昏，“齐邦媛姐姐”路过马家，见马廷英把亮轩抱在膝盖上写论文。
抗战胜利后，马廷英将 “台北帝国大学”改组为“台湾大学”，马廷英是台湾的第一批“接收大员”。1948年，母亲把亮轩和姐姐带到台湾，想与父亲和好。亮轩记得，母亲带着他们泡温泉，定制被面，布置出一个小家，但父亲并没有回心转意，“某一天，和姐姐睁眼叫妈妈，发现屋里只有爸爸，母亲从此离开了。”
母子1988年在北京重逢。亮轩说：“非常陌生，这个感觉好奇怪，之前，我从香港打电话给妈妈，我们说好了：千万不要哭啊，我总觉得哭很俗气，大家都应该有点风度，感情不应该太放肆。”对这次相聚，亮轩仍有顾虑，他甚至不好意思地向母亲打听：“你们那儿怎么上厕所？妈妈挺客气说，我们的厕所还可以。”
那天，弟弟章立凡陪着“妈妈”。“‘妈妈’是什么时候喊的，我已经忘了，这是很自然的事。”亮轩说。
章立凡在为此书所作的序言《哥哥的拼图》中写道：“母亲曾表达过这样一种愿望：我这两个儿子都善写文章，将来可以写出我一生的故事。国光写前半生，立凡写后半生。国光哥这本书里，母亲前半生的经历还存在不少空白：例如她在抗战爆发后归国，没有立即与马博士结婚，而是去留日学生训练班受训，又去了武汉中央训练团当教官。武汉失守后，穿越江西战场到重庆，才嫁给了马博士。后来夫妇分居，她曾先后在重庆民众教育馆和南通学院任教。这些都是她在‘文革’的‘交待材料’中提到的。”——这却是另一种离愁、另一种寂寞。
对话
对照大历史的一个准心
第一财经日报：章立凡在这本书的序言《哥哥的拼图》里写,“海峡两岸的历史变迁的个人拼图，龙应台推出一块，齐邦媛推出第二块，现在轮到马国光……”在你看来，自己的这一块，视角和写法上的个人特点体现在哪些方面？
亮轩：我的写作没有齐邦媛和龙应台那么大的时空范围，没有访问任何人，也没有做详细的查证，写的都是我记忆中的事，或者是我能够肯定的事。
齐邦媛姐姐写《巨流河》写到我父亲时，打电话向我借我父亲的书，我写《飘零一家》就没跟她借齐世英(齐邦媛之父)大爷的书，我读过齐世英的口述历史，许多事都记得，我的写作是文学性的，我不是史学家。
我写的是小历史，就是小小的那么一个点，它可能是在与大历史的对照中所需要的一个准心。你从小小的地方去读，会发现很多别的事情都对得上。我的回忆就是一个老老实实的传统读书人家庭出身的人，在时代的动荡中所经过的波折。
我写得很平静，朱自清在他父亲去世八年之后才写下《背影》，感情你要沉淀，天翻地覆的时候写会很滥情，没啥格调，一定要稳稳地写。
日报：这段个人史，从外部看，已够颠沛，而你个人所经历的还更奇特，还是婴儿的时候就与父母离散，没有得到多少父母的爱，对这些事，你写得很平和，读来没有怨念，这种平和多少来自天性、多少来自后天对这些事的理解和认识？
亮轩：我不是个善于厮斗的人，从小也没有跟人打过架。12岁时，我代表龙安国小参加演讲比赛，从那时起我大概就养成了“讲理”的习惯。
很多事情追问起来大概没有答案，先父和家母的事大概也是这样。先父生前从来没在我们面前提过母亲的名字，既没有好的评价也没有坏的评价，这种长期的沉默，我以为是一种教养。母亲有一些委屈，会跟我发一些牢骚，但父亲已经过世了，很多事无法对证，我也只是听听。
离乱世家，跟我们家有同样遭遇的人太多了，我们是很微不足道的一家。我的朋友——鲁荡平的孙女鲁芬，50岁的时候孤独地死在电脑面前，过了很久才有人发现，这就是台湾的“名门之后”。很多外省人就是这样，我们家的人丁很少，很长时间我不知道“姻亲”这样的概念。
这个时代，我们一个家族、一个个人有什么价值？没有什么价值，我们就作这个见证，把时代的变迁，多少的生离死别、悲欢和意外都要把它留下来，因为人生不能这样就过去了，许多的痛苦不能这样就不算了。
我总觉得，能理解事、能认清事理是很快乐的事情。
日报：“讲理”能让我们的情感有所节制，避免滥情。很多时候，人并不理解“认理”的重要，在你看来，是什么阻碍了人们用理性去认识生活？
亮轩：怠惰，人们不肯努力地思考，而形势又可以维持他们基本的利益，所以人们放弃思考，不再对知识好奇，不再对外部的事物好奇，这是很可怕的。
日报：你心目中的父亲是个怎样的人？他给你的最为重要的影响是什么？你们似乎都不太在意琐碎的事情，不拘小节，甚至童年的时候姐姐有几年去了哪里都不知道。
亮轩：父亲一辈子就是个纯粹的学者，他的工作和生活都非常单纯，反而不好下笔，这本书里写得更多的是父亲留给我的记忆。父亲确实对琐碎的家务事不耐烦，父亲、姐姐和我都很不拘小节，不怎么计较事，父亲与我都是书呆子，大部分岁月做个书呆子挺好，省了很多心。有些人什么都计较，但最后算总账，我们也没觉得吃了什么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