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井盖、垃圾桶、路灯都可寻租查处违章建筑存在巨大受贿空间
触目惊心的广州城管腐败链条
执法权限多达232项 权大待遇低 监督少
如果不出意外，明年此时，广州市城管委原副主任张建国就可以退休了。
但他的仕途提前走到尽头：今年5月，广州市政府新闻办官方微博称，张建国涉嫌严重经济违纪问题，已被广州市纪委立案查处，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张建国牵出天河区、海珠区、越秀区、花都区另6人，形成系列案。
中共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教授林喆说，城管部门过去是一个不起眼的部门，但近年来频出腐败案件，“反贪反腐的任务很沉重”。
每一个井盖、垃圾桶、路灯 城管项目负责人都有寻租空间
目前披露的部分案情显示，张建国落马的重要原因是，插手环卫设备采购和环卫工程招标收受贿赂。涉案的还有越秀区、天河区、海珠区原城管局长等，目前已追缴涉案赃款近500万元。
采购与招投标，是城管系统干部尤其是高层腐败的重要领域。今年2月曝出的广州黄埔城管窝案，就和公共保洁项目招投标有关，黄埔区城管局长刘晓金等7人被立案侦查。
2008年和2011年，分别针对辖区内市政道路保洁和公厕保洁，黄埔区先后两次进行招投标。这两次招投标过程中，都发生了贿赂犯罪行为。
广州市一位检察官说，城管公共保洁项目是一块“大蛋糕”，投入少、回报高，投标的公司几十家，最终只有几家能中标，竞争异常激烈，“很多行贿人认为，不去行贿才不正常”。在黄埔城管窝案中，“少数公司凭借实力中标，在得知其他公司给予相关人员好处费后，竟起而效仿。”
这位检察官说，这种窝案“发案几率高，项目招投标各个环节都存在风险”。除了实物，城管系统采购的还有服务，黄埔区城管系统窝案中，贿赂主要来自物业公司。
南京市玄武区城管队员赵阳说，目前城管系统每年经手的招投标项目很多，金额也挺大。“城市改造需要的每一个井盖、垃圾桶、路灯，城管内部需要的文具、制服、执法设备，都使项目负责人有寻租空间，小项目也能榨出钱来。”
发现“违建”→受贿“放水” 城管执法裁量权太自由
公开报道显示，今年以来，因受贿受审的广州城管基层执法队长就有：原天河分局凤凰街中队队长、原番禺分局大石街中队队长、原越秀分局广卫街中队队长、原天河分局新塘中队队长等。
这些案子都涉及“违建”，“违建”是城管执法中最容易受贿的领域，而且表现为受贿次数多，总体数目不大。
山东临沂今年查处的一个城管系统窝案，4名城管干部落马，一个受贿80多次共计63万多元，一个受贿70多次共计29万元，一个受贿57次共计7.8万元，一个受贿28次共计10.7万元。
陈惠文是广州市纪委派驻市城管综合执法局纪检组原组长，她在一篇文章中提到：1999年-2007年，广州市城管系统有71名干部受处分，利用工作便利收受好处的占80%，其中又有80.28%与查处违法用地、违法建设执法有关。
她描述这个现象：巡查发现违章违法行为——以违章违法事实“卡”当事人——当事人为不被查处而行贿——执法人员受贿“放水”——案发被查处。
陈惠文分析，这涉及城管的自由裁量权，“有的违章行为一次可以处罚达几十万、上百万元，也可以不立案不处罚”。
广州城管组建13年，超百人受查处
在广州城管系统负责纪检工作的陈惠文说，广州市城管局从1999年组建到2007年，71人因违纪违法受处分，其中22人受刑事处罚。
羊城晚报记者掌握的资料显示，2008年至2011年，广州市城管队伍至少20人受查处。加上今年张建国和黄埔区城管局两起窝案，广州市城管组建13年，被查处的公职人员超过百人。
陈惠文说，合伙作案是城管系统违法违纪行为的特点之一。她分析，一是按规定，城管执法要两人以上办理，要想帮别人办事，必须合伙串通才行;二是涉案者的从众心理，“上行下效，上梁不正下梁歪”。
湖南张家界(10.77,0.34,3.26%)市城管局副局长龚厚钦说，城管执法通常不是一个人去，导致执法人员受贿往往不止一个人。“很多事不是一个人能做下来，还有些人法律意识淡薄，认为法不责众。”
南京市玄武区城管队员赵阳说：“相对而言，城管的这些案子算不上大案，但因为城管原本就‘名声不佳’，所以特别引人注目。”
广州城管执法权限2011年达232项
频频曝出的贪腐案，凸显城管的职责范围过于广泛。
去年10月实施的《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细则》，将29项新执法职能划归城管部门，城管的行政处罚权达232项，涵括市容环境卫生、城乡规划、环境保护、市政管理、工商行政管理、燃气管理、水务管理、建设工程管理、人民防空、白云山(23.39,0.66,2.90%)风景名胜区保护、养犬管理等12个方面。
依照1999年的旧细则，广州城管的执法权限只有64项，12年间翻了近两番。但与广泛职责不相匹配的是城管的“执法力量”配备。
据报道，目前北京、珠海、咸阳和西安市区实现了全员公务员待遇，上海市为全员事业编制、参照公务员待遇，其他地方多是各种编制混合。由于编制有限，大多数地方都引入“协管员”协助城管工作。
2006年，江苏省通州市城市管理局干部易君在《南方周末》撰文称，“城管部门是个‘筐’，其他职能部门扯皮或管不了的疑难杂症，全往这个‘筐’里装。城管部门工作的力度、强度、难度、危险度，都不比人家小，但待遇却远比人家低。”
权力范围大，收入低，使得城管有贪腐的空间和动力。广东省政府参事王则楚说，城管权力过于集中，没有相互的制约，权力失去监督、腐败成本过低。中共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教授林喆认为，城管权力的集中不一定会导致腐败，但缺乏监督一定会导致腐败。
■延伸阅读
城管设立初衷：解决“多头执法、踢皮球”
城管，全称是“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前身为上世纪80年代北京等城市设立的环卫监察大队，后来改为城建局下设的城市管理监察大队。
1996年，《行政处罚法》出台，规定“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意在解决不同行政执法部门“多头执法、互相踢皮球”的问题。
1997年，北京市经国务院批准，开展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试点工作。这项试点后来逐渐在全国推广，到2002年，国务院出台《关于进一步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决定》，城管处罚权的范围进一步扩大。
然而，根据《行政处罚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主体，必须是“行政机关”。但很多地方的城管，往往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授权。随着一些地方逐渐出台地方法规，解决城管部门和人员的地位和编制，这个问题有所缓解。据羊城晚报等
倾城之贪?
本报首席评论 徐迅雷(微博)
“谁来管管城管”这个命题里，如今又相当明确地多了一个内涵——“谁来管管城管的贪腐”。
8月20日《羊城晚报》报道：自1999年组建以来，广州的城管系统，因违纪违法落马的公职人员，多达百人以上。
不同行当的腐败，有着不同的特色。比如管那园林绿化的官员，在“绿色腐败”中，因着树木难以准确定价，从而可以拓宽寻租空间;而这城管腐败，也有着自己的特色——广州的一串城管腐败案，都有一个共同的关键词：包庇“违建”。城管执法人员违纪违法的一般规律是：巡查发现违章违法行为——以违章违法事实“卡”当事人——当事人为不被查处而行贿——执法人员受贿“放水”——案发被查处。
在广州，颇有点“腐败身份”的，是广州市城管委原副主任张建国——他涉嫌严重经济违纪，已被纪委立案查处，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拔出萝卜带出泥，张建国一案，还牵出了天河区、海珠区、越秀区、花都区另六人，形成系列案件。就在几天前的8月10日，广州白云区有关部门公布了城管中队长王宝林一案的详情：王宝林在查控和清拆违法用地和违法建设过程中，多次收受违法建筑投资人贿送的款项，累计达237万元;在王宝林银行保险箱里，办案人员缴获了3.6公斤黄金，价值人民币122万元。为此，我在微博上转发这条新闻时感慨：城管变“金管”!
如果说园林绿化领域是“绿色腐败”，那么这个城管执法领域的腐败则可谓“倾城之贪”。此“倾城”，非谓美貌也，乃指“倾巢”也，“城管”之窝案连发，仿佛“倾城之贪”也。
这一切的“按钮”，其实就是“权力”二字。哪个地方有着权力门槛，哪个地方就有腐败涌现。如今的城管，如同某些国家曾经的“不管部”，人家不管的他管，拥有特殊的权力。比如在广州，城管的行政处罚权多达到232项，包括市容环境卫生、城乡规划、环境保护、市政管理、燃气管理、水务管理、建设工程管理、人民防空、养犬管理等等，权力的触须，涉及城市生活的每个角落。有权就可能出腐败，只是在通常情况下，大权大腐败、小权小腐败而已。只要失去监督制衡，权力一定会“兑现”腐败。权倾一时，通常就会带来腐败一地。
有些城管的“明暗”两路，似乎呈现得越来越清楚：面上的形象，成为无情扫荡打击小摊小贩的高手;暗地里的模样，变成了包庇“违建”、实现腐败的贪腐分子。难道，城管甘愿让自己成为当代“抗民英雄”吗?难道，公权力就该这样被私利所绑架吗?
有人概括出一个“权力定律”：如果权力高于法律，民众就会向权力求助，运用“关系”或动用行贿来解决;如果法律高于权力，民众就会向律师求助，通过司法程序法律规则来解决;如果权力和司法不为民做主，民众就会向黑社会求助，采取暴力手段予以解决。面对一些问题城管，倒不一定“向黑社会求助”，而是往往会直接诉诸暴力，直接对抗。这些年来，因此发生的惨案已有多起，教训真是深刻。在“向权力求助”中，用行贿开路、寻求各种庇护，最终就是将城管之官拉下水。
要想真正解决“谁来管管城管的贪腐”这一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要杜绝权力的失管失控——在权力的“明暗”两面，都要真正管住。管住你手中的权，是真正的爱你;放纵你手中的权，则是真正的害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