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合会的金融互助（二）

上一节中，提到了传统合会的分类和作用，以及互助性和互利性在合会中的表现形态和影响。而在如今的大众眼中，一提到合会（标会、台会），坏印象之一就是“高利率”，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会首，用高利息诱惑广大不明真相的群众，搞非法集资。但事实并非如此，合会其实利率较低，且互助性和互利性始终并存，只是在不同时代表现出不同的形式。

合会的利率低

在民国时代，合会的利息其实并不高，不仅不高，而且应该说很低。合会借贷中的低利率，恰恰是保证合会有极为广泛的群众基础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合会的借贷利息有多低呢？我们随便举几个例子：

吴志铎调查上世纪30年代北京通县合会利率情况：轮会和摇会的年息最高不过6%，标会的年息最高不过20%。（当地当时的乡村借贷市场年息一般为40%以上，印子钱则是100%以上。）

费孝通上世纪30年代在江苏吴江县调查情况：当地摇会年息最高不过8%。（当地当时的私人债年息一般高于30%，典当行借贷年息大约25%。）

杨西孟对上世纪30年代全国57个钱会的利率进行了测算，结果，年息大都不超过20%，其中近七成钱会的年息都不超过15%。

可见，现实中合会的利率一般不到市场借贷利率的一半，甚至更低。

守望相助的民间传统

如果仅仅把合会看成是一种民间自生自发的群体性借贷组织的话，实在想不出理由来说明为啥它的利率一定要大大低于市场利率。

这其中的堂奥，就要说到合会中蕴含的“守望相助”传统了。

在前一节，我们将合会分为两类：“救济型”和“借贷型”。“救济型”合会是纯粹的公益性、救济性、互助性的。诸如各种以血缘地缘关系为范畴，以宗教、宗族祭祀为名分的大型公益基金，或者诸如老人会、独龙会这些纯粹救济性的组织。而“借贷型”合会，就是会员的系列集资中隐含着借贷关系的轮会、摇会和标会。

看起来，这两类合会是一种并列关系。但实际上，“借贷型”合会是从“救济型”合会中演变出来的。

关于“借贷型”合会的起源，缺少古代文献的佐证。而相比之下，“救济型”合会的史料证据，就太丰富了。最早的大概要算《孟子·滕文公》，孟子指点小国国君滕文公如何治理百姓，其中说到这样一段话：“（组织百姓）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

此后，孟子提倡的守望相助精神，在中国乡村可谓是代代相传。其具体表现，就是民间以血缘宗族和地缘乡亲邻里所搞的五花八门的义仓、会社，而“救济型”合会，从形式上来说，不过就是具有源远流长历史的民间义仓、会社。

第二类合会从第一类合会演化而来，它的基因中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第一类合会的救济性、互助性的成分。民国时期“借贷型”合会盛行，合会组织总是在以会首为核心的血缘地缘关系网中展开，合会成员与会首总是非亲即友，带有浓浓的亲情乡情。而且都会按惯例设有酒席，集资会款大，则酒席丰盛规格高；会款小的，也往往备有茶点。这种酒宴，并非当代之会务费，而一般都是谁当期得到集资款（得会），谁设宴招待。（也有的地方规定始终由会首出钱招待。）其社会学意旨很明显，就是大家本期集资给你，是对你的帮助，你应该设宴招待大家，以示谢意。

考察合会的民国学者往往仅从纯粹经济的观点看问题，觉得办合会的会众本来很穷，搞个低息贷款，互相周济一下就完了，何必额外花钱办酒席呢？纯属浪费。殊不知，合会酒席的背后维系的是会员之间的乡情亲情，代表的是守望相助的社会传统。

互助与互利此消彼长

但是，从“救济型”合会到“借贷型”合会，毕竟向互利性（市场交易关系）迈进了一步。而在第二类合会中，实际上也存在着从轮会，到摇会，再到标会的演化变迁，在这种变迁中，互助性渐渐消退，而互利性渐渐增强。结果，利率越来越高，合会的风险也逐渐加大。

在民国时期，就全国整体情况来看，是轮会、摇会、标会三种形式并行。

标会的流行程度，与地方的市场经济发达程度有明显关系。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广东省和江浙地区，标会最为盛行。

另一个迹象是，就三种合会并行的地区而论，一般都是说，城镇的工商业者、小业主，以及农村富户或者做小买卖的阶层中，标会比较流行。

而在全国各地《文史资料》中这些七零八落而又弥足珍贵的民国老人回忆录中，有两例还专门提到了三种合会形式在当地的此消彼长情况，一例在四川苍溪，一例在江苏启东。

下面我们主要以江苏启东地区为主线，参之以其他地区的材料，介绍这种更替过程，体会“互助性”逐渐减弱、“互利性”日益增强的特性。

首先说轮会向摇会的过渡。在江浙地区，民间流传一种说法，带有借贷关系的合会，最早的起源是来自安徽的新安会，又称徽式会，江浙地区将之尊为徽州古式。考察徽州古式的形式，就是轮会。

轮会的游戏规则，在上一节已经做过介绍，其关键点，就是会首以下得会的顺序，是由会首与会脚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最后再由会首民主集中决定。轮会这种游戏规则，有一个优点，就是对会脚们得会谁先谁后，可以根据各自的情况，分轻重缓急，做出相对人性化的安排，体现出互谅互让、守望相助的传统精神。

我们前面说过，合会是一个系列集资，以中间为界，先得会者实际上是借款人，得到的是先用钱的机会，付出的是利息；而后得会者，牺牲的是先用钱的机会，收获的则是利息。那么，在有些地区，有些情况下，乡民们一时没有什么急事，就都不愿意先用钱，都乐意躲在后面多得些利息。所以，有种说法，就是较早得会的二会、三会最吃亏。那怎么办呢？会首会找几个关系好又有钱、肯吃亏又能吃得起亏的亲友协商，请他们来做二会三会。反之，也有的时间由于生产生活的季节性，导致好几个会脚都希望先用钱，那么，会首也可以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根据各家会脚的困难情况，分出个轻重缓急。

但是，轮会的缺点也正在此，就是这样确定轮会顺序的办法，需要会首有很高的威望、很好的组织协调能力。

这就要说到摇会。前面说过，摇会与轮会的差异就是一点：得会先后的顺序，不再是民主集中制式的决定，而是大家聚在一起掷骰子，凭运气决定。那我们想想，这样一来，会首的精神负担可就大大减轻了。大家赌运气，老天爷决定，谁也怨不得谁，最公平。

但是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摇会的方法看似公平，但却相对不那么有人情味儿。摇会相比于轮会，与守望相助的精神有所偏离。

再说到摇会到标会的更替。标会就是几个想用钱的会脚，用利息竞标决定谁先得会，由此引起的连锁变化是，标会中隐含的借贷利率，只有等待每期竞标的结果才能确定，而不像轮会和摇会，是事先确定的。而且既然是竞标，结果标会的利率肯定要比轮会和摇会高出一头。

从经济学的观点看，标会的做法，最符合经济学定律：把稀缺的资源，配置给出价最高者。谁会出最高的价钱？取决于两个因素的合成：意愿和能力。如果都是穷人，用钱救急，那么谁最着急，谁出高利息得会。如果都是做生意的，那么谁投资机会好，“预期利润率”高，谁就愿意出高利息得会。

但是这样一来，又有两个缺陷：一者从穷人救急来说，他入合会本来就是因为有急难，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结果在标会的情况下，依靠高利率竞标得了会，以后还是要深陷债务泥潭，不能自拔。这与守望相助的精神有点不合。其二，对于依据自己“预期利润率”竞标的会脚来说，只要自己对自己有信心，敢出大价钱，就能得会，谁也拦不住，谁也管不着。完全失去了轮会的民主协商限制，也失去了轮会、摇会对利率的限制。会脚们不仅不限制，反而因为竞标者出高利息，自己能得更多的收益而窃喜。那么，整个合会就有一种鼓励高利率、高风险的趋向。这种趋向，是不是会给标会带来重大的倒会风险呢？标会之中，又有什么力量能够驾驭得住这种风险呢？我们下期再说。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