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苦苦追寻的中国形式

谢阁兰的诗集《碑》借用碑的形式抒发情感

1912年，法国人谢阁兰的诗集《碑》在北京出版，诗集出版那年的秋天，他成为袁世凯儿子袁克定的私人医生。作为小说家、诗人、人种志学者和考古学家的谢阁兰，借由种种因缘际会，最终成就了自己与中国的难解渊源。他在中国的壮游，成为不可多得的回望当时中国的一个视角。而他由中国的碑所获取的灵感创作的诗集，也在文学史上留下了印迹。在诗集序言中，谢阁兰解释了“碑”作为新诗体物质载体的意义：“石碑就像它保留了木碑上的圆孔一样，也保留了祭祀石柱的用途，并且仍然测量一个时刻，但不再是白昼的太阳伸出阴影的手指指示的那个时刻。标志时刻的光芒不再来自那颗‘残酷的卫星’，也不随它转动。这是自我深处的认知的光辉：星球是内在的，瞬间是永恒的。”

今年正值《碑》出版100周年，北京法国文化中心、中国国家图书馆及中央美术学院联合主办了“谢阁兰《碑》 1912~2012”活动，系列活动在北京、天津、西安三个城市展开。北京站的展览正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和法国文化中心进行，书法家戴茜、谷丽婷完成展览书法，而造型艺术家诗蓝则会以装置作品来重新演绎《碑》中精彩章节。展览期间还会举行相关的讲座与电影放映活动。

谢阁兰肖像

“异国情调”碑中求

“1908年5月，谢阁兰开始在巴黎东方语言学校学习中文。他学习中文的初衷之一是写一本异域风情的散文集。”策展人冯达（Marc Fontana）说，“很难说谢阁兰来中国是为了‘找到’什么东西。他来中国纯粹是出于对‘异国情调’的喜爱。对他来说，中国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如此遥远、完全不同，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吸引。”

1909年春，谢阁兰新结识的朋友奥古斯都·吉尔贝·德·瓦赞允诺资助生活并不宽裕的他，一起去中国腹地进行一次壮游。同年4月29日，谢阁兰以法国海军见习译员的身份乘“悉尼号”从马赛港起航，远赴中国。6月12日，谢阁兰终于到达北京。初来乍到，他便开始向一位“老夫子”学习中文。忙碌的白天结束后，他则喜欢骑马沿着“神秘、优美”的紫禁城的城墙散步。他甚至亲切地将北京称为“我的城市”、“我的都城”。

谢阁兰与瓦赞会合后一起离开了北京，这是他第一次穿越中国腹地的旅行。就是在这次旅行途中，他被古老的中国石碑深深震撼，在《砖与瓦》中他写道：“这无疑是最纯粹、最完美、最经典的中国形式，而石刻‘汉字’则是最美的象征手法和纪念方式……” 谢阁兰的文学才能、学者风范和探险精神都得到了展现：他根据在北京和旅途中收集的素材开始创作《天子》、《头像》等小说，收集了不少拓片、瓷器，他还炫耀自己能够在长江的激流中“光着脚稳稳站在舷缘上，可以尽情体验动荡回旋”。

1911年初，谢阁兰结束了海军译员的工作；5月初，他携家人迁往天津，任教于天津皇家医学院。谢阁兰把所有的空闲时间都用来创作《碑》及其前言。但就在他即将完成《碑》时，他发现，“古老中国奄奄一息了”。他并不是一个有政治远见的人，自始至终，他都是以诗人的身份来热爱这个遥远的东方帝国：“我是真的全心全意拥护这个朝代。这并不是因为我喜欢满洲人，而是因为天子皇帝的神奇故事不能就这样被遗弃。那将是怎样的空白啊。”策展人冯达说：“从赞成‘多异’的美学立场出发，谢阁兰并不希望来源于欧洲的思想同化古老的中国。”这个“异域”为谢阁兰提供的是能够充分施展文学野心的素材与动力： “问题不在于说出我对中国人的看法（其实我什么看法也没有），而在于说出我对他们的想象；不是可笑地模仿文献资料，而是要创作出超越一切现实的、活生生的、真正的艺术品。”

1909年，谢阁兰（左）在北京寓所门口留影

理想之地的自我王国

1912年8月13日，诗集《碑》出版。谢阁兰亲自监制了纸张、字体、油墨和印章的选择与设计，采用了中国传统收录金石拓片的连缀册页形式，开本按西安著名石碑“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长宽比例缩小而成，封面为樟木制，上刻有漆绿色中文标题“古今碑录”。首版有81册采用高丽供纸的印刷样本，主要用于馈赠朋友、作家及政要名人，81这个数字是北京天坛圜丘上层最外环石板的数量。

谢阁兰在1910年末就开始了诗集《碑》的创作。这些“碑体诗”，除极个别外并非出自单纯的翻译。谢阁兰写道：“我借用的仅仅是碑的象征功能，而不是它的神性或内容。在中国，我苦苦追寻的不是想法，也不是主体，而是形式……我只是借用了碑的形式，抒发了自己的情感。”

在谈及为何邀请艺术家们自由呈现谢阁兰诗歌的译文时，策展人冯达说：“这种‘不拘泥’既实现了形式上的自由，又回应了谢阁兰笔下的‘成就艺术的变形’。”而艺术家诗蓝的“光影碑”则是《碑》具有的“自我深处的认知的光辉”的最佳艺术表现。碑的形状与古老灯艺的结合将标示时刻的光芒转向内部，视觉化了谢阁兰在创作《碑》的过程中“从中华帝国向自我王国的转移”。

谢阁兰希望尽己所能使中华帝国的文化免于兵燹。1913年7月，谢阁兰只身回到法国，为将在中国进行的考古活动筹集设备和资金。10月17日，谢阁兰和瓦赞乘火车前往北京。

1914年的考古旅行收获颇丰：考古队绘制了一份详细的西汉时期都城图，测定了包括周武王墓、西汉11座帝陵、秦代帝陵在内的皇陵位置并拍了照片；他们还在四川发现了大量的汉代碑阙和石刻。但谢阁兰一行到达丽江时接到了一战爆发的消息，他们不得不中断考察活动，取道昆明直奔越南河内，返回法国。

因为身体原因，谢阁兰未能如愿上前线作战。1917年3月，作为法国招募华工军事代表团的随团医生，谢阁兰再次来到中国。此时的中国动荡不安。他在1917年6月给妻子的信中写道：“天还是那片天。有形的天。可是，风水，那片无形的天，或者说是对这片土地、自我和他者命运的预测——北京的风水正一点点破碎、蒸发、烟消云散。”冯达说：“为了追寻另外的‘理想之地’，谢阁兰开始梦想‘彼生之国’——西藏，这片他从未有机会踏上的土地。”

7月18日，由于招募工作被取消，谢阁兰在短暂停留后离开了北京，此生他再也无缘踏上中国的土地。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却一直未找到确切的病因，1919年5月23日，谢阁兰的妻子在疗养地附近的树林中找到了他的尸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