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总要做一些“不高兴”的事情
2007年4月在西藏参观盲童学校的经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盲童学校那里的居民经营着一种农场，工人都是盲人。这种农场，在财政上还无法做到自给自足。它的主要作用，只是给这些盲童、盲人提供一个培训、生活的场所。如何才能把他们的产品商品化，我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比如说他们织的毛毯。因为毕竟是盲人来织毛毯，效率还比较低，生产需要的时间比较长，产量就不是很大。我只能尽我所能，利用我的影响力，在北京与媒体合作搞慈善拍卖活动，把他们编织的毛毯拍卖出去。再比如他们的奶酪厂。盲人们自己养殖奶牛。我又把两位盲童送到河南去学习奶酪制造。我很喜欢吃奶酪，尝了尝他们的产品，感觉制造的水平相当不错。但有两个问题： 一是现在产量还比较少；二是他们做奶酪是按照欧洲人喜欢的口味去做的，当地人不是很接受，所以在西藏的市场非常小。当然我也看到，盲人们还在大棚种植蔬菜，这是可以自给自足的。但是因为他们的劳动成本高和劳动效率低，如果大棚种植的蔬菜要市场化，现在看来还有一定的困难。所以在目前的状况下，盲人们还需要社会各方面的义举，需要慈善人士来资助。
在做慈善的过程当中，资金当然是一个重要环节。但是凡是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什么大问题。比如盲校缺少音乐老师，这里的普通老师每月工资600块钱，但音乐老师就得2000一个月。那么，我们就每个月出2000块钱请一个音乐老师就行了。去年我捐了15万，是这个学校成立以来收到的最大的一笔捐款。我问那里的工作人员：“学校一年的行政支出是多少？”他说是30万。我说：“从明年起我开始承担，一步一步来，不能因为钱的问题而耽误教学。”其实在做公益的过程中，给钱不是最重要的，还要做其他的事情。做公益对我们企业家来说是新的课题，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集体行为。慢慢地，企业家们就会知道不是比大家谁出的钱多，关键在于要付出感情、时间、精力，这才是对被援助者最大的关爱。另外，由企业家来做公益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企业家讲究效率，讲究连续性，讲究合法化，讲究制度化……所以，企业家参与公益这个事儿，不仅是给钱，还增强了公益组织的规范，成为了一股动员力量。
之前提到的大棚，我发现这个大棚有两排是种花的。盲人们告诉我，他们曾经想把这些花拿到市场上去卖，但和专业花农种植的品种相比，无论是在质量上还是在价格上，显然都没有竞争力。但他们还在种，因为可以给盲童一个了解大自然的机会。盲童们虽然眼睛看不到，但可以去触摸，去感觉。因此，当我站在这个大棚的鲜花面前非常感动。
什么是感动？虽然我资助了学校，但我觉得我完全是个“受益者”。这话怎么说呢？我来盲校探望完这些孩子之后的感受，和我当初来看他们之前是完全不一样的，很受启发，很受教育。我觉得他们非常坚强、坦然、乐观。我记得一个故事： 有一个盲童入校之后，对老师说他非常想成为一名出租车司机，因为他认为出租车司机既可以开车又可以挣钱，非常棒。但是最后，他知道自己当不了出租车司机。他没有气馁，说：“我知道我当不了出租车司机，但我可以努力当出租车司机的老师，教人开车。”盲童们一方面接受社会对他们的帮助，一方面也想着回馈社会。这让我想到，作为一个健全人，我们应该做更多的事情。
有人曾经问过我，帮助这些盲童高兴不高兴。我说：“看到别人的不幸，有什么可高兴的。”有人又问：“不高兴为什么还要去做？”我说：“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如果只做高兴的事情，那也太过浮躁了；人总要做一些不一定高兴，但是值得去做的事情。”这也就是我常常强调的，所谓做慈善其实就是：让无力者有力，让悲哀者前行；让有力者有爱，让幸福者沉思！
我的第一身份是父母的儿子
2008年12月，我和冯仑从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坐环保列车前往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参加世界气候大会。
早晨8点钟上火车，连续坐了13个小时，一路同行的除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官员，还有从事环保研究的专家，一些可替代能源的环保公司的代表，当然，更多的是新闻记者，包括我们的新华社和国内的一些特派记者。车上安排有三节新闻发布会的车厢，每半个小时进行各种主题的演讲、交流、采访、记者招待会……其中有一个会场专门安排于下午5点钟举行一场讲演，有我和冯仑参加。我专门介绍了中国的住宅产业化，冯仑介绍了万通的情况。我们和联合国副秘书长斯泰纳先生同一个车厢，直接交流，这一过程始终处在一个很新颖的气氛中，到了哥本哈根也明显感到这几天非常充实。
我在讲演当中，很感慨地说了我的“三个身份”，其中特别强调说：“我是我父母的儿子。”他们听完都笑了。他们很好奇为什么有一个中国企业家来谈环保问题，好像这个问题和中国企业家关系不是很大，而且这个人还特别强调自己是父母的儿子呢？我说，气候变暖是全人类所面临的问题，我说我是我父母的儿子，就是说我也是全人类中的一员，全人类关心的问题我当然也关心。中国人关心，中国的企业关心，中国的政府也关心。
在中国有个环保组织叫阿拉善SEE生态协会，英文简称SEE，是2004成立的。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主要目标是防治沙漠化。2008年的7月，我带着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团队和一个中国企业家团队到肯尼亚内罗毕的人居署（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环境署（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交流。商谈之后决定初步建立一个合作的框架。11月初在北京，联合国副秘书长斯泰纳先生就和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签订了合作协议。我们意外发现阿拉善SEE生态协会通过几年的努力，已经成为国际上规模最大的防治沙漠化的非政府组织。当然，我们知道在国内从事环境保护的非政府组织非常多，但是专门针对防治沙漠化的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目前是国际上最大的，自然会引起联合国环境署的关注。实际上，世界上除了海洋，沙漠的面积占了30%，中国的沙漠面积占了国土的27%，沙漠化严重威胁着人类生存。
我作为中国企业家群体中的一员，也作为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前会长来到哥本哈根，在此前一个月前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刚刚和联合国环境署签订了关注生物多样性、防止沙漠化的合作协议。我到这儿来，主要是表明中国企业家群体的态度，告诉全世界，中国企业家群体在关注生物多样性、关注气候变暖、防治沙漠化等问题上，他们是怎么想的怎么做的，他们过去怎么做，现在怎么做，将来怎么做。当然，在这样一个国际交流平台，更多来讲是吸收国际上对待环保的经验。
最让我感到有意思的是，我在这个场合不得不说，也不得不听到很多真相。全球气候变暖，变得这么糟糕，我们必须要面对事实，更多地进行交流。我们具体怎么做，我们使用什么样的新的可替代能源，我们如何采取新的解决方案……环保已经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我觉得我们代表的企业家群体所想所做的，和这个阶段是非常合拍的。这不是说我们感觉到气候变暖了，而是说在面对气候变暖的现实面前，我们已经没有后悔的时间，我们要采取行动。再者，在这次大会之前中美非常明确地承诺要执行碳减排。在这种氛围中，我们很受鼓舞。两个大国都有这样的姿态，显然这次大会对下一步全球变暖的改善会起到一个非常好的正面效果。
这一次有很多记者来采访，包括电视的和平面的，很明显可以感觉到他们非常好奇中国企业家怎么会对全球变暖问题如此关心。这种问题，实际是对中国企业家不了解。原来一直觉得我自己是“双重身份”，一个是万科董事长，一个是企业家群体代表。而现在，更明确地感觉到我的“第一身份”——我是我父母的儿子，我是全人类的一员，面对全球变暖我们全都是一样的。这样的身份定位使我对丹麦朋友一下子没有了陌生感。
我在讲演中谈到登乞力马扎罗山的故事，作为一名登山爱好者，我亲眼目睹了全球变暖。讲演之后，我收到三本《乞力马扎罗的雪》的英文版小说，他们开玩笑说：“你这次一定会收到丹麦文版的。”
我宁可做“羊”也不要做“狼”
前几年中国流行一本书叫《狼图腾》，我也看了，有一些感想。《狼图腾》讲到最后总结说：民族存在决定民族性格，民族性格决定民族命运，中华民族今天的命运就是民族性格决定的。我觉得，从民族性的角度来讲，《狼图腾》讲的是一种非常狭隘的极端的民族主义。作者鼓吹中国人应该有“狼性”，按这么说，我们现在中国的经济复苏，是不是我们的狼性又回来了呢？从基因来讲，恐龙够有“狼性”的吧，不是照样灭绝了吗？从未来看，老鼠一定比人活得长，人类灭亡了，老鼠也不会灭亡。
他说中国人缺少“狼性”，但没有讲羊是为什么退化了。作为我个人来讲，我一定是选择当羊的。当然我要当健康的、跑得快的、狼追不上的羊。所以，我们没必要做狼，我们做羊。狼的存在，可以促使羊的进化，如果没有了狼，羊也会随之退化。按照《狼图腾》的逻辑，弱势群体、残疾人士都应被淘汰，很容易得出这种非常极端的例子。所以我坦率来讲，《狼图腾》在现在的中国社会突然崛起，和中国人的心态是有关的。
《狼图腾》是2006年最畅销的书，但我觉得这还真不如牛根生。你去参观蒙牛，大厅里有一个前言，说：大草原里生机勃勃，有狼有羊，因为有狼，羊就活蹦乱跳。羊如果跑不过狼，就得被吃掉；同样，狼如果追不上跑得快的羊，那就得饿死。就是这样生机勃勃，不一定要有“狼性”才能生存。我记得五六年前去香港，碰到当时时代华纳的首席执行官。我就问他，草原上有狼和兔子，你愿意当什么？他的回答给我印象很深。他说，我愿意当兔子，我很矫健，很敏感，狼追不上。当然我也有很悲惨的一天，当我变老的时候，老兔子跑不动了。这是一种动态的乐观，不能回避事实，你有充满生机的一面，也有老化腐朽的一天。
因为我们确实被侵略，被人家欺负，所以一直在呼唤“狼性”，这是理想。但是除了理想，我们更要有理性，不能盲目呼唤“狼性”。“狼性”和“羊性”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好比说拉登，拉登不“狼性”吗？可是我们要不要像他一样呢？再以日本为例，为什么他们要发动战争，是因为他们的生存空间有限，“羊”不够，所以“狼性”就出来了。但是我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到现在，日本的领土也没有增加，对日本来讲似乎不需要“狼性”了，因为他们找到了另外的方式去“拓展”自己的国家，他们的产品和人才向全世界输出。现在中国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中国经济异军突起。西方经济革命200年了，产生3亿富人，资源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消费。中国再这样发展下去，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如果全部变成富人，资源够吗？显然是不够的。所以，我们要解决的问题非常复杂，跟“狼性”是没有关系的。
我们是“世界工厂”，我们排放大量二氧化碳。但是我们觉得没必要负责，理由很简单，我们生产的产品，都是发达国家需要的，都是他们消费的。但问题是，随着中国的崛起，你要更多的国际地位，不可能一直保持这样的观点。前不久在巴厘岛会议上，出现了两个非常新的情况，一个是美国答应有限地承担责任，美国现在是没法回避的；二是中国政府现在非常明确地承诺要减少碳排放量。换句话说，不管你现在是什么逻辑，你现在是第二大的碳排放国。
2010年的世博会，就是万科面对全球变暖的现实，展现中国企业对此的一个回应。碳排放量取决于两点，一个是减少碳排放的数量，一个是增加可以固碳的绿色植物数量。我们现在的大城市，周围庄稼没了，森林没了，全是房子，这就有问题。另外一个方面来讲，人口向大城市集中，农村有更多的土地却在荒废。从这个角度来讲，电梯厂的生意一定非常好，因为把平行的交通变成垂直的了。在1995年的时候，万科一年的电梯订购量是120台，到现在一年是1500台，而且以30%的速度往上递增。这是无意识的，如果有意识的话，就要告诉政府，城市需要控制了，再不控制，更多的土地要荒废掉。
古代企业家之命运
在我们中国人的史书里，驱除外敌是我们民族自尊心很重要的信心来源。大家只要一说起卫青、霍去病，马上就想起《史记》里的记载，说他们把匈奴打得大败而逃。但是读《史记》的过程中我始终有一点很疑惑，那就是：汉朝和匈奴的战争断断续续打了将近30年，虽然卫青、霍去病立了大功，但是最后一仗其实是李广利打的，李广利率军投降，然后汉匈之争结束了。［汉匈战争在历史上持续达三百年之久，现多以西汉初年匈奴的一系列战争作为汉匈百年战争，以汉皇帝本始三年（公元前171年）汉援乌孙击匈之战的胜利为结束。《史记?匈汉列传》中记载的汉匈最后一战为李广利率16万大军战匈奴不敌投降——编者注］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总是强调汉朝打击匈奴，但有没有想过，这场战争居然是以汉朝军队全军覆没作为句号的。可奇怪的是，对我们来说，这30年的战争好像就留下了卫青、霍去病的形象，整个战争的来龙去脉不是很清楚。只知道其中几场战役我们是胜利的，而忽略了整个战争最终的结果我们是失败的。
为什么我们会失败呢？来到阿拉善以后我才知道。面对茫茫荒漠，我想，在冷兵器时代，这场战争的主力是骑兵，谁的马快，谁骑兵多，谁就打得赢。因为在那种茫茫戈壁，你就是看见敌人，你追不上他你也没戏。也就是说谁的机动性好，谁能够适应草原生存，谁就占有主动性。你很难想象一支由农民组成的军队，冲到草原上去打仗，还能追得上游牧民族的。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汉族从小不习惯于在马背上飞驰，更不习惯跑到茫茫荒漠上去打仗，我觉得最正常的情况是人家一看见你的军队，把老人和孩子都送到北边去，把羊群都赶到北边去；然后就包围你的后勤，完了就开始打劫。就这么折腾，所以肯定咱们这边是亏大了。
但是作为朝廷，他要把这场战争失败的不利消息全部隐藏住，因为战争失败对政权有影响，所以史书上留下来的文字，就卫青、霍去病的一两个故事。蒙古人的王朝那时还是个部落，还是帐篷，你一来他就走了。根据上海历史学家郭建雄的研究，汉武帝时期中国的人口总量在5000万左右，对匈奴的战争造成的人口损失大概有1200万。不是说战场上死掉1200万人，而是为了支撑对匈奴的战争，农耕社会要提供部队的后勤补给，动员了1200万人投入战争。当时的中原叫做“叛乱时期”，老百姓为了逃兵役，居住到山上变成土匪。
为什么我要说这些故事？因为中国古代企业家在历史上的命运，就是在那个时候确定下来的。
汉高祖、汉文帝、汉景帝的时代有两个特点，第一是土地私有制，第二是自由经济。加之比较注重法制，所以在那个时候中国经济非常繁荣。《史记》上讲大商贾，富可敌国，多么气派。司马迁在《史记》里面作了12个商人的传记，有炼铁的、炼盐的等，佣工可以多达两三千号人。到了汉武帝时期，为什么要打这场匈奴战争呢？因为当时整个国家虽然非常富庶，但是文景之治时期的政府是一个“小政府”，没有钱，有时候30年不收税。所以，实际上汉朝初年财富都聚积在民间。然后汉武帝干了一件事——抄家，长安的商户被抄了12万户。这些财富拿来干什么呢？一是自己修宫殿，汉武帝有1200个老婆，这是他的第一消费；他的第二消费是奖赏军士，打胜仗的军士，像卫青、霍去病，只要一次报捷，就是几万两黄金，这钱从哪儿来呢，就是从商户家里抄来的。就这样，汉武帝留下了一个非常糟糕的传统，就是集权的帝王通过对外开战，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对外战争钱从哪儿来呢？又得从民间来。
因为短缺，所以幸福
痛苦始终是痛苦，舒适始终是舒适。但是舒适得太久了，舒适也就不存在了。因此，“短缺”构成我们人生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比如说，你到喜马拉雅山去，那里什么都是短缺的，连空气都短缺。我们住帐篷，甚至要男女挤在一个帐篷当中，完全不讲什么“男女授受不亲”。人在短缺的前提下，首先是讲求生存。
在短缺环境下的救援工作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如果在登山时出现危险，同时有老人和小孩被困，我们想都不想就会先救小孩，因为这是根据“平等原则”来的。老人年龄大，生存的时间比小孩长，所以应该把机会留给年龄小的人。再者，身体好的和身体弱的，先救谁？先救身体好的，这是根据“效率原则”。因为如果先抢救身体弱的，他身体弱，在极端环境下可能挺不过去，而身体好的人没被抢救，也会死掉。是故，根据“效率原则”就是要先救身体好的。
曾经有这样一个假设性问题，使男士们很为难：“如果母亲和媳妇同时掉到河里，只能救一个，你救谁？”当然，要是媳妇不在场，就比较好回答：“救母亲，因为母亲只有一个，媳妇可以再娶。”但如果媳妇在的时候，他显然不敢这样回答。但按照登山原则，这个问题很简单，你让我回答，答案就是：“救媳妇。”按中国的传统应该是救母亲的，因为“百善孝为先”；但是按照登山原则，要救媳妇，就因为前面说的那两个原则。所以，在登山的时候我就说，如果在遇难的情况下需要牺牲，第一个应该被抛弃的就是我老王。
你处在短缺的环境中，才会懂得珍惜。比如说，你在登山的环境下生活，一个月、两个月不能洗澡，你觉得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洗个热水澡。但你在城市，天天都洗澡，你绝对不会觉得洗澡有什么亲切感。但只要你一个礼拜不洗澡，在那个环境下，你一定会觉得：“哎哟，热水淋浴太美妙了。”这个美妙怎么来的呢？就是短缺。
再比如，我出差都住宾馆商务间，那里面一定有鲜花、水果。你习以为常了，根本不会去关心花和水果新鲜不新鲜，甚至连尝都不会尝一尝。但你如果是在喜马拉雅山营地，你的同伴这个时候掏出个苹果给你，你会觉得这个苹果的分量真是太重了。所以，短缺之下你才会发现，自己平时原来忽略了很多好东西，你才会珍惜人们之间的缘分，你会不计较原来你睚眦必报的东西。实际上，登山给我带来的这些感悟，才是最使我受益匪浅的。
当然，登山也会带来损害。
按照传统医学来讲，登山会带来两大损害：第一，容易老年痴呆；第二，容易性功能衰退。这是必须付出的代价。为了给医学作贡献，登希夏邦马峰的时候我们做了“大白鼠”。我们在拉萨抽了一次血；两个月后，到了营地又抽了一次血；从山上下来之后又抽了一次；过了一个礼拜再抽一次。这个实验，是为了测试人体从正常海拔到高海拔，在极端的气候下，再回到正常海拔，这样的情况从分子生物学的角度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按照传统医学的记录来说，人从正常海拔到高海拔，这时候会出现头痛、呕吐、失眠等症状，严重的时候甚至会脑水肿。这是因为你的身体要调动全身的机能，来适应极端环境，加速你的新陈代谢，也就是说，这样反而对你的身体是有好处的。
但是，我的感觉是，登6000米以上的高山，就像吸鸦片似的，浑身通畅，会上瘾。下山最多两个月，你觉得又要进山了。我的腰椎、脊椎都有问题，但只要是一进山，浑身通畅，什么病都没有。下来之后呢，感到极其舒服，但是这样舒服的状态顶多持续两个月。所以我说，登山运动实际上成了我的一种生活状态。登8000米以上的高峰，有危险，环境恶劣，所以你要适应它。平常的时候，我把家里的地下室自己改装成了一个小的攀岩馆，每天早上起来我要在这上面当20分钟的“蜘蛛”，挂在“岩壁”上。但是这样不过瘾，两个月之内，一定要去登一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山峰，为的是保持状态。
写书是为了证明自己
2009年1月7日，中信出版社举办新春答谢会，颁了一个奖给我，叫“2008年度畅销书奖”，获奖的是我的《让灵魂跟上脚步》。与我同时获奖的，还有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冯仑的《野蛮生长》以及马未都的《马未都说马未都》。在发表获奖感言时，我说——
首先，非常感谢；其次，我不是所有人关注的焦点。来参加这个答谢会，感觉是不错的。刚才黑幼龙（“卡耐基系列图书”主编，答谢会当天作了主题为“鲜为人知的成功秘诀”的主题演讲，提出：人的第一需求是生命，第二需求是荣誉——编者注）先生在演讲当中说，人的第二需求是“荣誉”。我今天获这个奖，就是荣誉方面的肯定。作为我自己来说，当接到通知说今年我也是“畅销书作者”之一的时候，我是很意外的。但和北京开卷图书研究所的蒋锡亮总裁交换意见后，我就明白为什么我也是十大畅销之一了——因为书名取得好。
《让灵魂跟上脚步》，我相信在座的99%都没看过这本书。但是提起我的另一本书《道路与梦想》，大家可能更熟悉一点。实际上，《道路与梦想》也是受到美国一本很好的书的启发，叫《光荣与梦想》。我不能取同样的名字吧？所以叫《道路与梦想》。我觉得今天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在下面听演讲的时候，王斌社长问大家：“过去一年，你读多少本书？”他报数字，让我们举手。他说100本，我也会举手。为什么呢？按照我平时的读书习惯，一年是不超过20本的；但因为过去一年我要写书，才发现写书要读好多书，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因此，我要非常感谢中信出版社。
《让灵魂跟上脚步》这本书我原来是不准备出版的，中信出版社原来的目标也不是我，因为他们也知道我写作的能力。《道路与梦想》写的是万科的20年，是用心血写出来的，无论写得好不好，大家出于对万科的好奇、对我本人的好奇，都会去看。要写思想性比较强的书，出版社第一考虑找冯仑，不会找我。写“玄奘之路”，他们可以约葛剑雄、王邦伟，他们都属于北大的大才子。可是最后他们都没时间，他们的时间比较宝贵。找来找去，发现只有我“游手好闲”，而且我在网上已经发表了不少日志，可以作为基础。于是他们说：“你来吧。”
然后我就写了。
可以说，这本书看的人不多，但是我的体会特别深。你的感受是一回事，你的说话是一回事，你把感受和说话用文字表达出来，又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一个先决条件是：你必须要阅读大量的书籍。
另外，真得感谢互联网。你可以从网上下载材料，这样效率就非常高。我同意一种说法：信息不等于知识。假设今天中信出版社想出一本书，于是把网上博客点击率排第一的人的文章结集出版，说这是一本“博客书”。你信不信，这本书的销量一定很差。这就是“信息不等于知识”。写书是在梳理自己，自己给自己学习的机会。既然要写，你就要更多地去阅读，更多地去思考，在这方面我也非常感谢吴晓波。
大家都知道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系列，非常畅销。其实，我认识吴晓波是在《激荡三十年》之前的一本书，叫《大败局》，是写企业的。我们知道，在中国写企业，十有八九都是“歌功颂德”，企业好的时候大家都来写怎么那么好，一旦败了就像破鞋子被丢掉，都不理了。但是，吴晓波能来反思中国企业家，从教训中来看经验。我是通过这本书认识吴晓波的。荣誉也好、感受也罢，我们写书实际上是证明自己。写自己是谁，让别人知道你是谁，你是老几。如果没有网络，我知道我是谁；有了网络，我知道我是老几。我们看到吴晓波在书里写：我们从哪里来，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也无法知道我们往哪里去。作为一个读者，我期待吴晓波最好写一本“百年激荡史”。
现在的我比24年前更纯真
张朝阳真是个“大男孩”！2009年1月8日，他在北京组织了一次搜狐高峰论坛，给大家定的演讲题目竟然是“重返纯真年代”！
当时我得到演讲题目“重返纯真年代”时一愣：“啊！我们已经老了……”但是看了内容之后，我第一个反应却是反问：“难道我们60年代的人就不纯真了吗？”我觉得自己第一次“不纯真”的时候，是到了深圳，那年我已经33岁了。
我为什么要去深圳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为了改善物质生活水平。我当时在广州工作，切身感受到港澳同胞和内地人生活水平的差距。建立深圳特区，是当时改革非常重要的手段；但是对我来说，更多的意味着个人的解放、个性的张扬。按现在来讲，是有野心；按当时来讲，是理想和实现共产主义“不一致”。所以，我一直感到很大的压力。
特区建立之后我就去了，从扛麻袋开始到创业。我记得创业四年之后，1988年国家开始股份化改造。当时是“从无到有”，增加1300万的资产，国家划分是四六分，我们可以分40%，差不多500万。分下来之后，我个人的举动是放弃。原因很多，但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是：我不敢要那钱。因为中国传统社会从来都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你突然有那么多钱，可能会惹来杀身之祸。这是我24年前到深圳寻求个性解放、寻求自我实现过程中对财富的态度。
当然，24年过去了，现在回过头来问：你放弃那些钱后悔不后悔呢？我的回答是：不后悔。因为即便放弃了，我还是有自信心，作为一名职业经理人，我在这个社会当中可以生活得很美好。我不愿意受财富的拖累。即使当时我要了这笔钱，现在我也会加倍地捐出去。这个就是24年前和24年后的变化。所以，我觉得我比24年前更纯真、更简单。
我们看到，我们的整个环境，地球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变化。我是一个户外爱好者，喜欢探险、登山，我曾徒步穿越罗布泊，现在想起来是非常触目惊心的。罗布泊原来是一个水鸟之乡，但是现在已是一片荒漠。当然我这几年登山，冰川退化的感觉更明显。一些环保组织给我提供了20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在珠峰地区的冰川照片，我在登山过程中，在同样的地点拍摄同样的照片，发现几十年前是冰川的地方，现在已经是裸露的岩石。
2008年7月，在绿色和平组织的安排下，我去了趟亚马孙河流域，穿越亚马孙森林。我看到了比较好的森林，但更多的是被破坏的森林。我们发现，森林受到破坏的原因，一是木材砍伐，一是把原始森林改成耕地种粮食。为什么大量砍伐木材？其中大量的木材是到了中国，到了中国的建筑工地上，在中国每个家庭里的家具上。万科是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公司，按照2007年的统计，我们销售了48000套房子，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房地产开发公司。2008年，虽然经历了调整，房地产也出现了拐点，但还是卖了52000套。显然，从大的趋势来看，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情况是：我们还在大量地消耗木材。如果我们继续按照这样的消费方式往下走，肯定是不行。
我们到农村去，回忆一下童年，我们曾感受到的自然环境，显然现在都不在了。往事不堪回首，变化非常大。作为企业，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二个30年要怎么走？这个问题就摆在我们面前。
我们中国人很自豪地说我们中国“站起来了”。但是，现在我们要回答一个问题：我们从哪里来？作为一个企业，应该要追溯一下中国现代以来的工商业、民族企业是怎么发展过来的，哪些东西做得好、哪些东西做得不好。如果不分析这些问题，我觉得是非常危险的。我们中国这么多人，我们解放生产力、张扬个性，如果不解决一些道德层面的问题，不找到我们的底线在什么地方，再往下发展，会非常麻烦。
不是一切科学都带来文明
我去过耶路撒冷的大屠杀博物馆，也去过柏林的大屠杀博物馆。两个博物馆有区别：在柏林的大屠杀博物馆中，你进去之后，会感觉博物馆把大屠杀的残酷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但是在耶路撒冷，我觉得非常理性的，理性地分析为什么犹太人在这么短的20年内，被屠杀了几十万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人类已经有了高度的工业文明。只不过对犹太人来说，工业文明没有带来幸福，带来的是屠杀。在短短四年时间里，德国人非常“科学”地把犹太人屠杀了。这就带来一个问题：科学带来的是否一定是文明、进步？不是的。
我们可以回首看一看前几年发生的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这就是没有善用工业文明最好的例子。这件事表明，在中国现在的环境下，市场发展还十分不成熟。因为三聚氰胺不是某一家公司或某几家公司在用，而是整个行业。甚至不仅仅是奶业，鸡蛋啊、鱼啊、瘦肉精啊、激素啊……这么多食品安全问题，才是最可怕的。
市场经济有它自身运行的规律，我们国家现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又和世界融为一体了，民族经济发展中不免会产生很多问题。我对其他行业不了解，不便作过多的评论，只说说房地产行业。其实现在对很多房地产商来说，也不好过，可能面临着破产，也可能遭遇金融危机。但是，显然这些问题都不能坐等其他人来拯救你，尤其牵扯到质量问题，更多应该反思的是本行业怎么样“自救”。中国人是讲义气的，朋友间出手相助，但是商业上有商业的逻辑。我个人是没有能力来拯救的。从逻辑上讲，即便我有这种能力，出手相救也是不合适的。因此，所有企业都必须“自救”。在三聚氰胺这件事上，第一，牛根生说他不知道，这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因为这是一个行业普遍存在的问题，不但是整个行业，还有其他的——比如思想——也存在问题。你说你不知道，谁信呢？第二，他要拯救企业就是拯救他自己的控股权，说为了保住“民族品牌”，企业宁可卖给中国人也不卖给美国人。其实，不是说企业在有中国户口的人手上，就算保护了民族品牌的。
无论市场好或不好，中国的大格局没有改变，亚洲竞争力的大格局也没有改变。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本身是不能改变的。金融危机来了，中国的大势没变。问题是，我们要走向哪里去？就我个人而言，25年前到了深圳，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觉得受委屈、受压抑，我看到香港人的生活水平比我们高得多，我想改变生活方式，想使大家有这个能力。所以，过去的二三十年我就这样走过来了。但是再往下走，我们何去何从？为什么2008年，我个人和万科遇到了那么大的压力呢？我觉得问题在于，我们没有确定一个“天花板”。万科有确定底线：不行贿、不做暴利，这些我们做到了，我们洁身自好，我们怎么发展都非常有信心。但是，你个人在社会上出名了，企业在社会上的位置比原来重要了，你到底应该怎么说、怎么做、怎么引导？我们根本没有找到参照。我想说，在未来的30年当中，我们怎么要求自己？显然，像《经济观察报》这样的财经媒体，应该在这方面对我们企业加以“企业公民”责任的引导，在这种观念、思想、信仰方面，再给我们一些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