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20世纪中叶发生在非洲的大规模“去殖民化”运动，法国思想家弗朗茨·法农在其《大地上的受苦者》中“国家意识的陷阱”一章警告说，非洲的国家主义非但没有成为激励民众的向心力，反而有流于一纸空谈的危险。历史的发展见证了法农的这一谶语，而这一代非洲作家，也不得不从过往融反帝反殖民与弘扬本土国族精神为一体的英雄叙事，转变为对当下现实问题的痛苦拷问。肯尼亚作家恩古吉·瓦·提安哥的《一粒麦种》便是这一思潮中颇值一提的作品。
小说开场便予人一种十分诡异的印象：1963年肯尼亚独立前夜的喧嚣和狂欢，与淫雨霏霏的暧昧天气，形成鲜明的反差，而书中一干人物暗怀的心事，更与节日的喜庆气氛全不搭调。这一反讽十足的开头牵起一明一暗两条线索，明线讲述以商人基孔由和梦碧夫妇、农民穆苟和公务员卡冉加为代表的普通肯尼亚民众的个人故事，通过回忆与谈话再现1923到1963年间残酷的殖民统治与反殖民斗争；暗线讲述“茅茅”独立运动骨干R将军借组织独立庆典之名，排查当年出卖并且害死民族英雄、梦碧的哥哥基希卡的叛徒。全书由一种梦魇微醺的语气讲述，不时夹杂多声部、意识流手法，悬疑惊悚味甚浓。小说结尾，两条线索汇合，真凶水落石出。令人意外的是，英雄的英灵未得到慰藉，族群的罪孽却曝之于大庭广众之下。后殖民文学书写的意义，正在此英雄既殁、叛徒群立的境况中凸显出来。
从书中感叹大英帝国一落千丈的白人殖民者汤普森深信不疑的一个观点说起：“从根本上说，成为一个英国人只是一个心态问题，所谓‘心态’是指人们看待生活、看待人际关系、看待社会结构的一种方式，通过改变人们生活的社会文化环境，就可以改变人们看待生活的方式。”
且不论改变“社会文化环境”和“人们看待生活的方式”的途径及其有效性，这一嫁接移植的后果在20世纪以来的许多中国人眼里不啻就是那再熟悉不过的“假洋鬼子”。
成为一个“英国人”如是困难，非洲人要成为自身，也就是“非洲人”或者“肯尼亚人”，总会容易些吧？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以部落宗法为统治基础的“非洲人”或者“肯尼亚人”民族身份的觉醒，在西方入侵之后很久才发生。据以立国、文化与思维模式一致的“民族共同体”自始便已先天不良，在此后的独立斗争中更如被蚁穴筑空的堤坝那样一溃千里。于是，对比小说人物承载着历史意义的名字与他们的实际行动，便成为一件饶有趣味的事情，“叛徒”众生相也因之展现出多彩的光晕。
基孔由，意为“肚脐”，标志祖先与子孙几代人的纵向联结；他的妻子梦碧，采用吉库由圣母的名字；梦碧的追求者卡冉加得名于传说的一个人物；穆苟则以历史上最令人崇敬的预言家命名。这四人，再加上基希卡，便是当年醉心于唱歌和弹吉他、从乡下跑上半个钟头去镇上看火车的年轻伙伴，在镇压“茅茅运动”的紧急状态法颁布后，他们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基孔由在拘留营的六年使他最终屈膝；梦碧在丈夫关押期间苦苦持家，于监禁、饥饿和死亡威胁中委身卡冉加；卡冉加贪恋权力，卖身求荣；穆苟与世无争，却因窝藏基希卡陷入受害妄想，出卖了基希卡。
他们代表了抵抗、屈从、投敌和顺从之民众潮流。看似迥异的人生抉择其实大有共同点，时代的诡谲与残忍却不容他们逍遥其外，他们走出的每一步不仅背叛了国家还背叛了彼此。他们对牺牲的英雄既钦佩又痛恨，因为“他们有勇气为真理献身”，而英雄光辉的榜样更凸显出他们懦弱偷安、背信弃义的耻辱感。英雄式的史诗神话彻底让位给了沉痛的个体叙事。基希卡死前在《圣经》上划下的这一段在我们读来竟是五味莫辨：“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若未掉在地上，仍旧是一粒；若掉在地上死了，就会结出许多粒来。”基希卡的用意是革命薪火相传，而现实是一个英雄倒下了，千千万万个叛徒站起来。
站在相同立场，我们能做得比他们更好吗？只是，作者不容我们再有踟蹰思索的时刻，而是把更为惊心动魄的一瞥，投掷到对国家与民族重建的复杂与艰巨性上。这些“叛徒”，有的为罪孽啮噬，随时担心复仇的“脚步”从身后响起，有的吸食英雄的血肉，养肥自己，国家未得独立，已是贪腐横行。R将军在庆典现场发表演讲时，冷森森地生起被背叛的恐怖感——“如今游行在内罗毕大道上的士兵并不是肯尼亚土地自由军队的士兵，而是扛着来复枪的非洲民兵，他们正是殖民主义力量的代表”——并非无来由的想象，因为小说结尾带来了更具冲击力的一幕：当穆苟在大会上坦白自己的罪行时，全场鸦雀无声，没有声讨，没有石头，大会自行解散了。这仿耶稣劝阻法利赛人打死淫妇的情节彻底颠覆了罪与罚的意义：“你们当中谁没有罪，谁先拿石头砸她”，人们全都悄悄溜走——他们都是罪人啊。
作者批判殖民主义对非洲荼毒之深，但字里行间所透露的憎恨、痛苦与怜悯，则落实到非洲人自身的劣根性，以及对新时代个体与民族身份的追索：谁才是民族独立的英雄？个人在民族主义的舞台上扮演什么角色？那些经历了殖民与反殖民时期血雨腥风的人们，心灵要怎样才能愈合？
提安哥没有给出答案，其困惑与迷惘作为沉重的道德包袱留在小说中那万千罪人的心头，并成为日后肯尼亚人或者更大意义上的非洲人永难去掉的十字架——此书写于1967年，肯尼亚独立后的第四年，作者已预见到在那些“叛徒”借英雄之名安身立命的国家，以后的岁月中的坎坷、跌宕与混乱。祭出“殖民主义”的大旗以招魂和归罪，显然不足以概括如提安哥这样专注于反思非洲国族命运的后殖民作家的题中之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