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也无法统计，自1896年托斯卡尼尼将普契尼的《波西米亚人》第一次搬上意大利都灵皇家歌剧院的舞台后，这部经典之作究竟上演了多少次。
“哪怕这部歌剧已经排演了上百遍，但每个导演都是独立的个体，做歌剧的角度都不同，拥有自己的诠释方式。”说到10月18日至20日将在上海大剧院上演的新版《波西米亚人》，导演安德烈亚斯·齐默尔曼颇为自信。今年8月，这部抽象而现代的新版《波西米亚人》为萨尔茨堡音乐节拉开序幕，媒体甚至以“打破普契尼魔咒”来形容这部新制作上演的意义——自1920年创立以来，萨尔茨堡音乐节从未上演过普契尼的作品。
“有些人很讨厌普契尼，这我知道。我觉得现在讨厌普契尼甚至成为了一种风潮，有些导演、剧团和剧院非常高高在上，甚至斜眼看人，他们讨厌普契尼，一听到要上演普契尼的歌剧就把它取消，我觉得这很可悲。”此次担任《波西米亚人》的乐队指挥丹尼尔·奥伦认为，只有用心看过、研究过这部歌剧，才能真正了解普契尼，“这是他的代表作，有大手笔的情感渲染，有最动听的旋律。我会将这些情感传递给观众，你在看到《波西米亚人》结尾时会泪流满面，这种情感才是最重要的。”
破除普契尼魔咒
普通大众熟知普契尼，甚至能哼唱《冰凉的小手》咏叹调，但在专业音乐圈，这位擅长谱写抒情旋律、能把握世俗情调的作曲家似乎并不受推崇。普契尼的创作题材通常围绕于日常生活，从平凡琐碎的写实故事中呈现普通人的悲喜剧，大部分旋律都通俗动听，但也因此，作品的寓意与象征性就很难深入剖析。
自认眼光超凡的乐迷或是音乐家们，常常避讳谈及普契尼，相比瓦格纳等深刻而复杂的作曲家，普契尼作品的好听、生动与趣味似乎代表着浅显乏味。
丹尼尔·奥伦显然排斥这种精英式的认知方式，他不讳言自己对普契尼的热爱，且推崇普契尼的前辈威尔第，“普契尼和威尔第是我最爱的作曲家。我指挥的第一部歌剧就是普契尼的作品，他的乐谱写得非常详细，选择的乐器音色非常丰富。作为指挥，我很乐于去实践和表现各种丰富的音色，我觉得我们可以实现的色彩甚至要比画家更丰富。”
“就《波西米亚人》而言，普契尼创造了一种让你陶醉的世俗魅力。要喜欢普契尼，首先要学会对情感的感知，要用一颗爱心去感知他的作品。有人不喜欢普契尼，也许就是因为他的心不够大，缺乏敏锐感。无论人们怎么评价普契尼，百年来他的作品常演不衰，证明他的作品是足够生动精致的。”丹尼尔·奥伦不明白萨尔茨堡音乐节为何从未上演普契尼作品，但从音乐节开幕式上观众的热烈情绪来看，他更加坚信普契尼歌剧的经典性，“美国、意大利、维也纳、西班牙、德国都在上演普契尼的作品，他们喜欢看《波西米亚人》和《图兰朵》。作为音乐家，应该关心观众的需要，观众才是最好的评判者，无需去听某个剧评或剧院导演的声音。”
时空交错
跟其他舞台演出相比，歌剧可谓古典艺术领域耗资最大的戏剧形式。一部大制作的歌剧，涉及到演员、乐队、合唱、服装、舞美灯光等庞大团队，投资动辄以千万计。即便有足够的资金投入，若要展开巡演，高昂的运输成本又是一大限制。新版《波西米亚人》采取上海大剧院、上海歌剧院与萨尔茨堡音乐节中外联合制作的模式，无疑让中外双方都降低了投资风险。
在上海，《波西米亚人》曾两度上演，一次是2010年意大利都灵皇家歌剧院版，一次则是2011年底纽约大都会高清歌剧中播出的大都会版《波西米亚人》。2010年的舞台上，都灵皇家歌剧院的舞美设计显得写实而保守，普契尼的诗意略有欠缺。此次新版完全以年轻观众为目标受众，用前卫舞台设计诠释19世纪的爱情故事。
导演安德烈亚斯·齐默尔曼希望把歌剧与现实生活联系在一起，探索一种全新的表现形式，“我从不认为一定要将原版的歌剧呈现在观众面前，发生在19世纪前叶的生活状态，在今天依然存在。我们的生活中同样有心怀理想，但理想与生活充满矛盾的人。另外，我们探讨的主题是永恒的，如爱、愉悦、悲伤，这在今天同样存在。”
18个集装箱、50吨重的舞美道具从萨尔茨堡空运至上海，其规模与2010年到访上海大剧院的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等量齐观，其中道具楼房的主框架结构高度超过13米。为贴近时代，导演将故事背景搬到了当代巴黎。高耸的现代公寓、线条清晰的窗框、雪地中的高速公路、五彩斑斓的拉丁社区，让观众仿佛置身巴黎街头。剧中人物更是以牛仔裤、T恤和毛衣登场，给人时空交错感。
“这次舞台布置富有象征意义，如第一幕中出现的巨大窗户，这是一种抽象的表达，表现出人的微不足道，以及世界驾驭人类的内涵。”在安德烈亚斯·齐默尔曼的描述中，当大幕拉开，观众看到巨大窗户上雾气朦胧，雨点沿着玻璃滑落，透出潮湿阴冷感。第一幕中，窗玻璃上拂过双手，写下“Mi Mi”，预示女主角咪咪登台；咪咪病重去世时，伴随凝重伤感的音乐，大手再次拂过玻璃，将“Mi Mi”拭去，让现场的悲伤氛围达到顶点。“我们希望能让现代观众对19世纪的故事感同身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