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缅甸政府军与克钦邦在缅甸东北果敢地区的军事冲突倍受关注，不仅因为战事发生在中缅边境，还因为战事一方——克钦邦主要是华人。
中国政府如何面对这场冲突，是个难题。一方面是另一个国家的“内政”，而中国曾深受治外法权之辱，奉行着“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对外政策； 另一方面，很多海外华人呼吁中国政府施以援手，利用中国政府和缅甸政府的良好关系施加压力。
华侨在其他国家属于弱势的少数派， 通常情况，在一个公正的政治框架内，少数派往往容易妥协，接受政治解决而不愿诉诸战争，因为战争中的力量对比，少数派受到迫害和不公平对待的可能性更大。如果在一个追求公平、正义的法治国家，“不干涉”政策也许是对的，但如果就诸如目前缅甸的情况来看，“不干涉”政策不但可能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还可能纵容更多的国家政府对华人进行迫害。
而海外华人不仅和我们血脉相连，更是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作了巨大贡献。他们曾有恩于我们。对海外华人我们难以不管不顾。
孙中山先生曾亲笔题字：华侨为革命之母。
1894年11月，孙中山先生在檀香山一个华侨的住宅宣告兴中会成立， 第一批参加者有20多位华侨。至1905年同盟会成立，兴中会有姓名可查的会员共有325人，其中华侨和在侨居地入会者占70%。
广州黄花岗起义，被孙中山先生誉为“碧血横飞，浩气四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在这次起义中，共有86位勇士为之英勇献身，其中华侨就占29人。
而孙中山先生当年革命筹款，首要的对象，也是华人。
他领导的第二次到第八次武装起义所用经费20万元主要来自南洋华侨。第九次和第十次起义的经费主要靠美洲华侨的捐献。辛亥一年，南洋华侨就捐助了五六百万元。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海外华侨了解到南京临时政府的财政窘境，马上捐款支援。尤其缅甸华侨组成“缅华国民捐总局”，发起劝募“国民捐”、“爱国捐”运动，组织募捐小队，沿街逐户上门劝捐。而马来西亚华侨吴世荣和归国华侨到南洋募集资金多达300多万元，准备与上海银行家沈缦云共同组建“中华实业银行”，以推动华侨投资和参加国内的实业建设。
“华侨为革命之母”于史有据。
而中国的抗日战争，更是得到海外华侨的巨大支持。
抗战期间共有华侨团体约3500多个。为祖国抗战捐款的华侨有400多万人，约占当时全世界华侨人口的一半，遍及亚洲、南北美洲、欧洲、大洋洲和非洲华侨的家家户户。国民政府财政部统计资料显示，华侨捐款约达13亿多元。 同时，海外侨胞向国内汇回的数十亿元侨汇。 华侨还向国内无偿捐献了大批战需物资如飞机、坦克、汽车、衣物、药品等。而全国歼击机飞行员中华侨占3／4；当时国内缺乏汽车司机和维修工人（简称机工），仅陈嘉庚先生为首的南侨总会，就在南洋华侨中招聘了3200多名机工回国服务，在滇缅公路上服务的机工有一半以上是华侨，他们为滇缅公路的畅通，作出了突出贡献，被誉为“神行太保”。
在中国启动改革开发后，华侨的投资也成为中国经济起飞的发动机之一。
从1978底至2005年底，我国累计吸收外资约6224亿美元，其中华商或华商主导的投资约达4170亿美元，约占总投资总额的67%。
相比之下，印度在经济改革初期，就缺少这种投资，中国的华侨对中国的资本输入让印度几任领导人都羡慕嫉妒恨。有人戏称，邓小平打“侨”牌。
海外华人如此恩重于我们，我们是不是也应珍惜这些充满血泪史但却很宝贵的海外华人呢？同时也反思一下我们的对“华”政策？
柬埔寨红色高棉曾得到中国的支持，，但红色高棉对华人却是残酷无情， 普遍宣传“华侨都是资产阶级，有史以来都是吸柬埔寨人的血”。不仅华人的财产被抢光，并对华人大肆屠杀，在红色高棉执政期间，华人在柬埔寨人口由之前的60多万人减少到之后不足30万人。
在印尼，由于中共援助过苏加诺，苏哈托上台后，印尼华人就成了他报复的对象，在他统治期间，反动排华运动上百次，针对华人的暴力事件更是难以计数，50多万华人被屠杀。而最近的一次竟然发生在1998年，针对华人的抢劫数万起，强奸5000多起，华人死伤1万多人，1200多人死亡。
而这时，中国已经不是一个弱国，GDP已经跻身世界前四。
在缅甸，华人曾为缅甸立国和建设立下汗马功劳，缅甸现代经济的基础，可以说完全是华人缔造的，缅甸首任教育部长、经济部长都是华人，但在奈温独裁统治的年月里，没收华人工厂，禁止华人经商，华人不得上大学，至今仍不能从政，不能当兵。华人聪明勤奋，积累了不少财富，但奈温发动了3次针对华人的废币运动，华人的财富瞬间化为乌有。
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话：“天下华人是一家”。海外华人也都有这样一个理想预设：祖国强大了，就没人敢欺负咱华人了。1978年1月，在接见仰光华侨代表时，邓小平曾指出:“保护侨胞的正当权利，鼓励华侨与住在国人民搞好友好关系，这是我国发展与住在国友好关系的重要一环。”
现在，是我们结束坐视政策的时候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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