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3月初，影片《霍比特人1：意外之旅》的全球票房已突破10亿美元大关，而《霍比特人2：史矛格荒漠》将在明年年底上映。
自1937年9月《霍比特人》在英国出版，75年来，英国牛津大学教授、作家J.R.R·托尔金的中土世界保持着非凡的充沛力量，那个可信而迷人的世界俘获了几百万人的心。
J.K·罗琳在14岁时就开始阅读《魔戒》，而直到《哈利·波特》写到最后一卷时，仍然坚持认为，自己“不会超越托尔金，他的作品里有全新的语言和神话，而我的魔幻世界里没有这些东西”。《冰与火之歌》的作者乔治·R.R·马丁曾经坦承，他把R.R.的缩写加在自己的名字里，正是为了向J.R.R·托尔金致敬：“我从来没有想过去追赶托尔金，他是真正的大师。”
托尔金一生致力古代神话史诗的收集整理，他认为自己的创作更多的只是“重建”。
托尔金的故事之所以动人，正是因为他始终根植历史，观照传统，坚信过去与现在同等重要，并且更甚于未来，由此为人们的心灵提供了安全感。托尔金的文字总有一种淡淡的忧伤，魔戒销毁了，一切都在消逝，中洲世界进入了理性、淡漠的纪元，但在这个恢弘的世界里，传统承袭流转；在时光浩浩巨流之下，自有价值透亮明烁。
昨日，在世纪文景举办的“托尔金研讨会：去而复返的神话——奇幻、现实与托尔金的世界”上，英国托尔金出版人、托尔金研究专家大卫·布朗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的采访，“托尔金相信神话是真实的，是上帝给人类文化的普遍启示”，大卫认为：“这是托尔金创作观的核心。”
英格兰民族的创世神话
《霍比特人》成功后，托尔金笑称：“我就是霍比特人。”大卫·布朗研读托尔金作品25年，在他眼中，托尔金的确如此，“他的性格和典型的霍比特人的确有相似之处，毕尔博·巴金斯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他的化身——喜欢食物，喜欢啤酒，喜欢烟斗、小房子，喜欢合作，不喜欢机械、改变，不喜欢战争。”作家德斯蒙德·奥尔布罗参观托尔金书房后写下这样的文字：“他一身的打扮是典型的教授模样，灯芯绒长裤，休闲夹克，信心十足地吸着烟斗，常常开怀大笑，思维的速度超过语言表达的速度时，他不禁会喃喃自语。就是在我当时理想主义者的眼光来看，他有些像年轻的影星莱斯利·霍德华，浑身散发着文化气息，充满迷人的魅力。”
提到《霍比特人》，大卫说：“托尔金起初写《霍比特人》，只是想取悦自己的孩子们。但它却包含了许多托尔金和他的伙伴们认为在20世纪早期的小说中已经失去了的元素：英雄主义、同伴之谊、魔法、幻想，以及高贵的武士与邪恶力量的殊死搏斗。”《霍比特人》的字里行间都透露着托尔金幼年时代的生活记忆：住在伍斯特郡的一个被当地人称为“袋底”的小屋里的简姨妈；安德鲁·兰的故事里也常常提到龙的形象。另外，他写给孩子们的《圣诞老人的来信》也是来源之一。
1973年9月3日，托尔金逝世次日，《纽约时报》发表评论，称他为“创世者”。托尔金创造了一个近似历史的文明、一个英格兰民族自己的创世神话。
神话叙事的另一种可能性
在1931年与好友C.S·刘易斯围绕神话展开的辩论中，托尔金说：“人间流传的并非完全正确的神话，多多少少还是反映出某些真理。只有创造神话，把自己变成一个‘次创造者’创造故事，才能把人类提升到他们堕落之前的完美境界。
在托尔金看来，神话叙事可以在有限的表达和理解之外，开创出另一种认识的可能性，引导人们追寻物质之外的东西，寻找已经失落的道德和生存环境。
1954到1955年，托尔金陆续推出《魔戒》三部曲。作家安德鲁·尼克尔兹回忆，1970年代初识托尔金作品时的情形，“在伦敦地铁站里，可以看到所有站在扶梯右侧、让赶时间的乘客通行的女孩子手里都拿着一本《魔戒》专心阅读。”同样是1970年，《每日电讯报》组织人们投票选出最喜爱的作家和作品，托尔金的《魔戒》以3270票击败了《傲慢与偏见》和《大卫·科波菲尔》。台湾 “奇幻小说鼻祖”、中文版《魔戒》的翻译者朱学恒说：“从这一刻起，世界分裂了。这世界只剩下两种人，读过《魔戒》和没有读过的人。前者超过一亿人，还在不断增加，他们不停地参加投票、发表文章、组织团体、购买书籍，表达对《魔戒》的热爱。在他们的努力下，《魔戒》获得了‘二十世纪之书’，甚至是‘两千年来最伟大作品’头衔。”
对话
大卫·布朗：托尔金的成功和“逃避”有关
第一财经日报：如何看待霍比特人充满冒险的生活？
大卫·布朗：他写的是自己对理想生活的理解。霍比特人的世界就是托尔金理想的世界。毕尔博在冒险当中遇到的危险，其实也是托尔金本人觉得危险的东西。
日报：书里有几个细节，比如爱使用风箱、风车和手动织布机，还有书里的老树精可以将城堡夷为平地，劈石如泥。自然战胜了复杂的零件和建筑。托尔金处在一个对现代化无比膜拜的时代，他为什么这样选择？你也提到他不喜欢机械。
大卫·布朗：的确如此。托尔金怀疑、蔑视21世纪，他有那么一点勒德主义（通常用于描述工业化、自动化、数字化或一切新科技的反对者）思想，不喜欢工业化，不喜欢技术。他不喜欢现代小说，认为科学和技术对人类的命运毫无建树。喜欢老派的英雄故事，珍惜友谊，比较传统的价值观。他参加一战的时候，珍视的东西都消失了，朋友死于战争，工业化带来的是枪炮、坦克，机械化夺走了一切，托尔金开始表现出对人类的担忧，对机械化的排斥。他退回到书里面，寻找乐趣，找到精神的追求，书里的神话、传说是对他自己的一种激励，会把自己对于淳朴生活的向往变成阅读，变成写作。
日报：他的选择有逃避现实的因素？
大卫·布朗：托尔金能够成功，是和“逃避”有关的。他反感工业化对世界的冲击，但他没有要改变世界，只是想让世界停止改变，一列火车驶过他生活的乡野，就觉得是在美丽的风景里划下一道伤疤。这些改变不可阻止，工业化也好，伤疤也好，我们不应该忘记生活中最重要的是你生活的方式，简单直接的，学会和朋友分享。有些人也许互不喜欢，但不影响彼此的尊重，就像霍比特人和矮人，属于不同的种族，但是他们还是要一起去冒险，对彼此的生活方式表示理解，有吃，有喝，有友谊。一个团队是大于个体的，简单故事的背后是有更复杂的哲学的。
日报：从某种角度讲，托尔金用文字和想象力改变了世界。
大卫·布朗：当然，没有人能够阻止世界改变。但他的书，以及现在彼得·杰克逊所导演的电影，能够让我们将这个世界暂停，然后向我们祖先的那些黄金岁月去学习：那时，故事很重要；那时，生活很重要；那时，平凡如你我的人，也可以成为伟大的英雄。
所有人都在以不同程度、不同方式，和焦虑、和思想中的魔鬼做着斗争——贫穷、疾病、失去亲人、复杂的人际关系。生活从不简单，在这个时代，很多人甚至并没有自己的宗教可以安慰心灵，于是我们仍然需要故事、需要英雄来激励我们。而托尔金告诉我们，真正的英雄可以是普通人，只要他能够努力让自己再勇敢一点点。
书与电影、电视剧形成了共同体，是同时被阅读的，真正伟大经典的作品会代代相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