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晓阳：私募宽客
张人蟠：不是革命，是进化
钱学锋：汉理黑石梦
戴宏：华尔街风暴中走出的CMRO
杨洋&梁仡铭：陆家嘴“老友记”
私募宽客
2002年带着量化投资和帆船运动的历练从美国归来，康晓阳成为私募中独树一帜的“宽客”。
天马投资董事长兼首席投资官康晓阳最喜欢的一张照片，就是自己戴着墨镜扬帆出海，将滚滚海浪一层层远远抛在身后，而方向盘掌握在他的手中，迎面而来的海风吹打着他的自信与不羁。
为什么那么热爱帆船运动？对他而言，帆船运动跟他做了二十多年的投资有着或多或少的共通之处。
驾驭帆船的技术需要经过海上风浪的历练，而投资，对康晓阳而言，更是无止境的历练与学习，在二十多年的投资生涯当中，他失败过，执着过，碰了壁，当撞了南墙之后，他也寻找到了更适合自己的驾驭市场的方向盘。
2002年，远赴重洋的康晓阳从美国回来，带着量化投资的思路，成为国内私募大佬当中独树一帜的“宽客”。
君安解散，出走美国
在“海归派”、“宽客”的身份之前，康晓阳另一个更为圈内人所熟知的身份就是“君安系”。
在那个股市江湖传说辈出的年代，“君安系”就是A股武林中的北斗泰山，而在君安证券全盛时期，年轻的康晓阳也已经在投资界中崭露头角，时任君安证券董事副总裁兼投资总监。在当时君安证券内部，康晓阳的地位仅次于大名鼎鼎的张国庆和杨骏，管理的资产规模超过100亿元。
但当康晓阳回忆起那段年轻的岁月时，让他记忆深刻的却是他当时的一段“翻船”经历。
1994年，康晓阳在君安证券做投资工作，那时投资经历尚浅。
“只是懂得一些看图说话和波段操作之类的技巧。”康晓阳自嘲道，但就是这样一些操作手法，也曾经做得不错，几乎在指数最高点抛掉了手中所有的股票。
不过，当他认为市场已经跌得差不多，分析各种市场因素认为“到了抄底的大好时机”的时候，抄底却抄在了半山腰上。
这次的经历让他一直耿耿于怀，于是，在1998年君安证券解散之后，康晓阳没有留在国内继续做投资，而是选择了远赴美国，他要到这个鲨鱼遍布的成熟市场中去寻找更能说服自己的投资方式。
而恰恰是美国几年的经历，改变了康晓阳的投资思路，也让他跟量化模型结下了不解之缘。
到了美国之后，康晓阳将自己在国内多年形成的投资方法运用到美国市场上，其间也尝过不少甜头。2000年，康晓阳在纳斯达克指数5000点附近清仓，成功逃顶，而其卖出的股票中就有一只叫Corning，当时卖出的价位是100美元，操作堪称完美。
当时，随着自信心的爆棚，风险也随之而来。
美股一路暴跌，康晓阳一直关注的Corning股价也跌到10美元附近，距离康晓阳卖出时的价格整整下跌了90%。
“我详细分析了公司的基本面情况，认为其价值至少在20美元以上。于是，当股票跌至10美元水平的时候，我开始大胆买进。”康晓阳说。
但遗憾的是，随后股价并没有出现康晓阳预期的上涨，而是在盘整几个月后又掉头向下，最后跌到了1美元，康晓阳的这次异国抄底又损失了近90%。
“我这才发现，市场是汪洋大海，任何一个浪花都可以把你卷跑。”康晓阳说，从那时起，他开始研究市场的行为。
奔向量化
“市场很多时候是非理性的，再好的东西，只有市场喜欢的时候才能进去，这是关键条件。”康晓阳说。
慢慢地，康晓阳意识到，市场与投资的关系，就像是风和帆船的关系。
“风，是帆船航行的动力，好的水手擅长驾驭却从不预测。”康晓阳讲述了自己初学帆船时的经历，当时即便借助仪器，观察风向和风速也是极困难的事。
后来，康晓阳见过一个很有经验的水手，他仅凭脸颊就能感知风的方向和速度，甚至还可以根据冷热判断风的源头。“那时候，我才知道什么叫高手。见风使舵，原来是一种境界。”康晓阳说。
“像投资一样，帆船运动也不受年龄限制，你可以用一生的时间去学习和提高。”康晓阳解释道，无论是帆船运动还是投资，比赛永远存在不确定性，没有比经验更好的老师。一切都是自己的选择，一次错误决定或运气欠佳，都可能让你输掉比赛，担心、急躁、怒吼都无济于事，关键是要放平心态，赢的是概率和面对不利环境时的能力。
“怎么定量市场想法？这就是我当时最开始研究量化的一个原因。” 康晓阳说。
此后，康晓阳开始接触量化投资，并和当时在美林证券担任投资副总裁的刘虹俊一拍即合。在美国期间，俩人对量化投资潜心进行了钻研和探索。
在康晓阳看来，模型化对投资最大的帮助就是可以量化市场的想法，在投资中更关心市场的情绪和喜恶，在这个前提之下，再按照自己的选股思路，买进自己喜欢的股票。但不同的是，会选择在市场喜欢的时候才开始加码。
“当真正开展研究的时候，才发现，量化是海阔天空。”康晓阳说，在量化这一门学问中研究越来越深入之后，才真正明白，自己最初的量化市场想法、量化市场情绪的初衷，仅仅是量化这一门博大精深学问中的一个分支。
2002年回国之后，康晓阳就如同重获信仰的教徒一般，开始将他做量化的想法在国内市场中进行实践。
如何量化A股的想法和情绪？券商背景出身的康晓阳把目光投向了分析师报告。
2002年康晓阳在深圳成立了今日投资财经资讯有限公司，建立了“今日投资数据库”，汇集了国内70余家主流研究机构4000多位一线分析师的最新研究报告，成为国内首个上市公司盈利预测数据库。
目前“今日投资数据库”拥有研究报告超过40万份，盈利预测及投资评级数据超过900万条，覆盖95%以上的上市公司。
但在当年，国内分析师报告还没有统一的规范，没有严格的评级，每个分析师按照自己的喜好发表观点。康晓阳成立的团队最初的工作就是将这些报告搜集起来，但对这些数据的量化一开始举步维艰。
做数据的日子很清苦，一些同类的数据公司会通过私下卖报告赚一些钱，当时康晓阳公司下面也有人萌生这样的想法，但随即被康晓阳拦下了，他看到的，是更广阔的天空。他一直致力于数据的建设，期望于国内量化的发展。
“但直到今天，虽然2011年被称为国内量化投资的元年，但是量化在国内还远远没有成长起来。”康晓阳说。
A股量化之路
随着刘虹俊离开美林证券回国加入了康晓阳的团队，利用今日投资的数据，把华尔街最主流的量化投资模型一一验证后，改进成为了自己的模型，康晓阳的量化模型投资也走上了实践的轨道。
天马投资的量化模型是通过对中国股票市场股价动因分析，引入和开发了26种主要基于成长性的选股模型，经过量化和系统化处理形成基础股票池。研究团队调研和筛选后，形成核心股票池。在量化模型帮助下，投资经理通过对关键因子的排序组合，形成优化投资方案并实施。
康晓阳将他们的投资策略概括为“三眼”法则，即买入的股票必须综合考量股票的基本面、技术面和市场认同度，优化基础股票池中的股票权重，提高组合效率，并降低组合风险及波动。
2006年1月11日，康晓阳走出国门，向全球发行了亚联天马中国成长基金（Ajia lighthorse China Growth Fund），产品规模亦由成立之初的1000万美元一度增长至4亿美元，截至2012年9月28日，产品累计净值达到345.58元。
与此同时，在2006年9月，康晓阳在A股发行了深国投·天马阳光私募信托产品，成为国内最早的一只阳光私募量化产品。截至2012年9月29日，这只产品的累计净值达到270.3元。
目前，天马资产旗下的产品数量已经增加到了5只，奔赴在量化投资道路上的康晓阳此时刚刚开始加速。
“未来5年将是国内量化投资的黄金时期，机会只给有准备的人。”康晓阳说。
张人蟠：
不是革命，是进化
在华尔街，与空神之誉擦肩而过，在国内则找到了施展的舞台。
没有成为华人中的“华尔街空神”，现任国泰基金总经理助理的张人蟠有些遗憾。
但他又自认为是个幸运儿——在一个最恰当的时机回国，为其15年海外资产管理行业从业经验找到了一个最适合的舞台。
失之东隅：投资人撤资错失机会
在美国次贷危机中，约翰·保尔森成为最大赢家，获得“华尔街空神”的称号。却极少有人知道，有位华人曾经在运营类似策略的对冲基金。
2007年5月，因为汤普森路透家族撤资，张人蟠不得不结束了对冲基金的运作。3个月后，法国巴黎银行（BNP Paribas）宣布其旗下的两只基金无法赎回，次贷危机开始爆发。
待到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保护，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与张人蟠遗憾相对应的是，约翰·保尔森赚得盘满钵满。
“策略是对的，遗憾的是投资者没有给时间。”聊到这段经历，张人蟠难免有些遗憾。
1993年，张人蟠从康奈尔大学毕业，获应用数学和计算机双硕士学位。张人蟠顺利通过摩根大通资产管理公司的面试，进入其衍生品的投资部门。
两年后，张人蟠成为摩根大通资产管理公司的基金经理，主要从事按揭的衍生品与信用债的投资。
在摩根大通工作9年后，张人蟠决心尝试绝对回报的工作。2002年，他加盟法国工商信用银行，从事全球利率债券和资产配置。
2004年，张人蟠与高盛在加拿大的一位合伙人以及一位美林全球固定收益交易主管一起，联手发起成立一个对冲基金。
在成功说服了安大略省教师退休基金（加拿大最大的退休基金）和汤普森路透家族（加拿大最大的家族）投资于该对冲基金后，该对冲基金公司开始启动。
张人蟠和合伙人所成立的对冲基金，主题是赌资本市场上某一点会有风险事件爆发。
虽然不明确具体的风险点是什么，张人蟠和合伙人直觉当时的市场安稳的时间太久，整个行业的投资杠杆越来越大，开始积累空头的筹码。尽管该对冲基金的收益为正，两年多的等待已经让投资人失去了耐心。汤普森路透家族选择撤资，安大略省教师退休基金随后步其后尘。
2007年5月，张人蟠担任合伙人的对冲基金解散。
“很多传奇是投资人和管理者共同成就的，约翰·保尔森就是其中一例。”张人蟠说。
当然，历史没有假设。无论过程如何，张人蟠最终结束了对冲基金的生涯，离开了华尔街。
收之桑榆：回国找到舞台
对冲基金清盘后，张人蟠又重新开始找工作。
这次，他将目光投向了国内。他坚信自己在海外15年的资产管理行业经验，一定能够在中国找到舞台。
恰好法国巴黎银行（BNP）正缺一个人来管理国内固定收益的交易和产品销售，张人蟠顺理成章成为了BNP中国区固定收益部的总裁。
两个月后，次贷危机爆发。有个美国朋友打电话过来打趣张人蟠：你从一个危机的重灾区，转移到了最安全的避风港。
张人蟠感叹，投资人没有给对冲基金更多的时间留下了一些遗憾，但自己因此回国却是恰逢其时。
在法国巴黎银行的两年里，张人蟠从买方转身卖方。他认为这两年是一个很好的缓冲期，在这两年内，通过和监管机构的交往和客户的交流，逐渐熟悉了中国市场和监管环境。
2009年初，张人蟠正式加盟国泰基金，任总经理助理，再度回到买方。
目前，国泰基金国际业务方面管理两只基金，分别为纳斯达克100指数（Nasdaq-100 Index）和国泰大宗商品（QDII-LOF）基金。
国泰基金对张人蟠非常重视，让他参与了公司所有战略层面的委员会：投资决策委员会、产品创新委员会、营销策划委员会、风险控制委员会。
在公司层面上，国泰基金让海归有声音。国泰基金每周的海外市场周报，不仅仅停留在对媒体报道的整合，而是通过海归的眼睛来看海外市场。
“海归的优势，不是跟国内同行做同样的事情。”他认为，自己的优势是“用世界的眼光看中国，同时用中国的眼光看世界”。
海外资本市场的经验教训很多，而很多东西是需要亲身体验，在书本上学不到。
2012年5月，张人蟠在为银行客户经理做培训的时候，抛出了这样一个看法：欧洲的问题很简单，中国的事情很纠结。
他的逻辑是，短期内，欧盟不愿意放弃欧元，欧洲央行会尽其所能保住欧元。而中国则有“周期派”与“结构派”之争。因此，中国今年的投资会非常难做。
在看待中国问题上，张人蟠认为，海归的优势是将中国作为全球经济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来分析，而不是把它当成一个封闭的体系。
适应与融合
在国泰的三年里，张人蟠对海内外资产管理行业的差异感受很深刻。
从个人职业发展的角度来说，在海外大型资产管理机构从业，讲究一个“专”字，而回到国内，就得强迫自己成为面面俱到的多面手。
“优点是总能接触到新的东西，一直有新鲜感，缺点是接触的面广了，很难专精。”张人蟠如斯总结其利弊。
对于很多海归回国所遭遇的水土不服，张人蟠有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我们所成长的环境及体制，会造成一定的行为模式，需要适应模式才能成功。中西方资产管理机构的文化不太一样。例如国外有些机构认为：解决问题最好的方法是思想对撞，但在国内很难套用。
对于海归而言，必须认识到国内的环境是固有的一些机制所造成的，改变很难，首先应该去适应。
“海归能做的事情是发掘自己的优势，与国内的同行强强联手，弥补各自的弱点。而不是尝试去改变市场。”张人蟠指出。
从公司层面上，应该创造一个包容的环境，让海归和本土员工都有发挥的空间，避免造成海归与本土员工的冲突。
中国的资产管理机构重视自下而上的选股，而海外资产管理机构更重视自上而下的配置。这跟中国新兴市场的特征有关，新兴市场确实存在很多选股的机会。然而，伴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型，资产配置的重要性在不断增加。
张人蟠认为，在资产管理行业要实现较大的胜率，需要去找到三个圆圈的交集：客户的需要、自身的能力以及投资者能够理解的范畴。
国泰基金国际业务部目前只有 5~6个人，张人蟠认为不可能有足够的能力做全球配置。 基于这种判断，国泰基金QDII产品设计从指数产品纳斯达克100开始，拓展到大宗商品，在主动投资领域只设计中国概念的股票。
海归在国内面临的情况，与国内成长的基金经理去海外就职的情况类似。海外机构会将他当成一个了解中国市场的人来用，而不是所谓的中国改变世界，让他用中国的经验来指导海外的投资。谈及自身对国泰基金的影响，张人蟠认为目前还停留在一些点上，未来可以从点到线到面，“不是革命，是进化”，需要循序渐进。
钱学锋：汉理黑石梦
走投资为主、投行为辅的模式，搭建一个完善的资产管理平台。
1985年，从雷曼兄弟出来的一对上下级兼好搭档在华尔街创立了一家规模仅40万美元的小型并购公司，后来成为了全球最大的私募股权基金公司之一，这就是黑石集团（Blackstone Group）。
这样的华尔街励志故事激励着很多投资人。汉理资本董事长钱学锋即是其中之一，1999年，在华尔街工作了7年的钱学锋回到老家上海，2003年创办了一家名为“汉理”的财务顾问公司，几年之后投身PE大军。
钱学锋告诉《陆家嘴》记者，有朝一日，希望汉理资本能成为中国的黑石。
在华尔街当律师
1985年，钱学锋从北京外交学院取得国际法学士学位，之后拿了外交部的奖学金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到英国牛津留学攻读国际关系，回国后在外交部工作。
1989年，他自费去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读政治学，就在那里，一次讲座把他引到了另一条道路。
钱学锋说，当时那是一帮律师演讲中国政治的问题，他很惊讶那些律师对国内政治的了解程度，也让他开始艳羡律师这个职业——既能赚大钱又能高谈阔论。
为了实现当律师这一目标，钱学锋咬牙从香港同学那里买了辆旧的跑车，因为入学考试及补习的地方，在洛杉矶并不能乘公交到达。
当说起自己当年从千分之五的录取率中被耶鲁法学院录取的事，他认为自己有点小运气，笑着说“可能我是浑水摸鱼进去的”。
3年之后，他拿到了耶鲁大学的法律博士学位。而在法学院的最后一个学期，他还去耶鲁商学院修了一门课，那时候他对做管理和商业也很感兴趣。
从耶鲁毕业后，钱学锋如愿成为华尔街的一名律师。他在华尔街换过三家律所，其中一家律师楼的001号合伙人是美国前国务卿赖斯，还有2个出色的小师弟——凤凰网CEO刘爽以及连战之子连胜文。
40岁创业，不迟
在华尔街当了7年的律师，钱学锋做的大多是与中国业务相关的工作，比如参与了中国南航和中海油全球上市工作。1997年，钱学锋从纽约到香港后，做的业务就与内地更加接近了。
钱学锋说，作为漂泊在海外的中国人，他始终关注着国内的机会，1999年互联网经济的黄金时代到来，风险投资也应运而生，于是他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上海，到软银赛富在中国新成立的风险基金公司任法务总监，一脚踏入风投行业。
在加入软银之后，钱学锋参与投资了在杭州的一家电子商务公司，以200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其30%的股权，而这家企业在当时几乎没有收入，后来却成为了中国互联网史上最成功的案例之一——这家公司叫阿里巴巴。
然而繁荣的泡沫很快破灭了，互联网不久后陷入一派惨淡景象。在对于下一波革命何去何从有所犹豫的同时，钱学锋创业的想法也越来越强烈，凭借在软银做过的几起并购案的经验，2003年，40岁的钱学锋离开软银创立了汉理资本。
40岁才创业，可能有点迟。但如今回想，他很庆幸自己回国后首先是在软银工作，那3年是很重要的一个适应和过渡期。同时也积累了相当多的社会资源。
钱学锋有一子一女，名字为钱钟理、钱惠理。对于他来说，汉理如同他的第三个孩子。
如今，钱学锋将近天命之年。不过，他表示自己精力无限，平时喜欢打篮球、遛狗以及高尔夫等等，他在微博上也很活跃，关注或召集各种活动，甚至还秀过他和姚明的合影。
“我喜欢周末和年轻人一起打球，并且争取不输给他们。” 钱学锋说，他认为自己现在干得还不错。
从中介到PE
最初作为财务顾问公司的汉理，首批客户包括九城以及分众传媒等，到现在为止已经协助客户融资了共计8亿多美元。
采访中，钱学锋还给记者秀了下分众传媒的江南春写给他的感谢信，他形容江南春“意气风发，语速很快，是营销好手”。
他刚离开软银那会，恰逢分众要融资，钱学锋那时候和江南春一起喝茶探讨什么样的商业模式会受到VC的喜欢，并介绍了几家风投机构给分众，在2004年汉理又参加了分众再一次的融资。
对于分众，他存有遗憾，“我没有把分众的服务费投进去很遗憾。”钱学锋在一次做节目中这么说过。而且作为财务顾问的汉理也曾有自己的落寞，他说当年一边牵着鼎辉吴尚志的手，一边拉着分众江南春的手，把他们牵到一起，但之后汉理就功成身退了。
于是，在赚足了第一桶金后，汉理自2005年开始把做顾问赚来的钱拿去投资自己也看好的企业。
落户于张江高科的PPLIVE也是钱学锋引以为自豪的一个案子。数年前，刚从武汉到上海的PPLIVE找汉理帮助第一轮融资，那时商定PPLIVE用其股份来支付应该给汉理的报酬，那时候这部分股权的作价是50万美元；到今年2月，软银的孙正义向PPLIVE投资2.5亿美元占其33%的股份，公司的估值一跃变成7.5亿美元，钱学锋将早期拿的一部分股权套现，这笔投资从50万美元到7.5亿美元翻了足有1200倍。
在汉理资本办公楼的会议室里，墙壁上挂的相框记录了汉理资本成立以来所投资的案例，比如与软银中国合作的对PPLIVE的投资，与高盛、鼎晖、启明合作的一嗨租车，与青云、达泰、德同等合作的多利农庄，与建银文化、清科等合作的小马奔腾，与富达合作的到喜啦，与阿里、凯欣合作的宝尊电商等。
虽然跟投的案子不少，但钱学锋对自己的专业非常自信。他说，汉理现在的资金还比较小，所以跟投的项目比较多；不过汉理最早成立是作为一家帮助企业融资的财务顾问公司，由于对企业更为了解，在大多投资中都处于主导地位。
7年多来汉理共投资过16个企业，其中6个已经退出，内部收益率（IRR）超过60%。不过这家财务公司并没有满足于投行中介这样的角色，去年11月，汉理顺利募集完成了第一只基金“汉理前景”规模1.5亿。
到今年2月份，第二只基金也募资完成，两只基金投资的十几家企业中，大约有一半是成长期企业，另外一半则是早期与中晚期企业。比如有建银国际下的投资公司参与的小马奔腾影视公司、软银中国也投资的神雾环境等。
打造中国版黑石
大多数人会觉得现在是PE行业的“冬天”，不过汉理延续着一贯的步调，甚至更为积极——在钱学锋的微博上，几乎每天总有新活动的预告或展示。
据他透露，他们的第二只基金“汉理前隆”近两亿元人民币，于今年2月完成，今年以来已经投资了3家公司，其中2家为跟投，1家为单投。
对于汉理的投资方向，钱学锋表达为3个C，CLEAN-TECH（节能环保）、CONSUMER（新消费）以及CULTURE（文化传媒）。虽说眼下汉理的两只基金规模不算大，但钱学锋说他设计的步调是“小步走不停步”，同时他强调在追求规模之外，更重要的是追求对投资人的回报。他形容，汉理的做法就像在滚雪球，把LP（投资人）、GP（管理团队）及EP（企业家）这3个P好好“滚起来”。
而除了募资与投资之外，汉理资本在其他方面也在积极地拓展，比如今年与银行签订合作，将汉理投资的20多家企业“打包”介绍给一些股份制商业银行。同时汉理的F1创业加速器也正积极接触创业者，钱学锋说等到投资的几家公司顺利退出，就打算再成立一家天使基金。
与此同时，汉理也没有放弃财务顾问这一老本行，在钱学锋的设想里，汉理应该是投资为主、投行为辅模式。
此外，汉理还专门搭建与受资企业创始人与PE/VC交流沟通的平台——“丁香会”，定期举办交流活动，探讨企业在成长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与挑战，寻找应对之策。
正如被钱学锋视为榜样的黑石，如今已是全球最大的另类资产管理机构之一，业务包括企业私募股权基金、房地产机会基金、对冲基金的基金、优先债务基金、私人对冲基金和封闭式共同基金等。黑石集团还提供各种金融咨询服务，包括并购咨询、重建和重组咨询以及基金募集服务等。
“希望将来可以把汉理建设成为一个更为完善的资产管理平台，有专注于企业成长期的基金、有中晚期并购类的基金，也有早期的VC基金，可能还会有房地产基金，再加上投行的服务。”他说。
戴宏：华尔街风暴中走出的CMRO
戴宏在华尔街曾经身处金融危机一线，而今致力于交行风控体系建设。
2010年4月27日，交通银行总部，戴宏参加了一场面试。
面试中，行长牛锡明接连问了他四个问题，内容涉及商业银行的各个领域，戴宏都尽可能作了详尽的回答。当被问及对香港债券市场发展前景的看法时，戴宏直言，“我对欧美的债券市场了解比较多，但对香港债券市场了解很有限，如有幸加入交通银行，将在第一时间赴香港调研，给出一个全面的回答。”
此前，尚在美国的戴宏跟交通银行有过两次正式接触。第一次是2009年12月5日在上海市金融工委于美国组织的“海外高层次金融人才招聘会”上，第二次，交通银行安排了十多位总行领导和戴宏视频交流。
一番交流后，戴宏心想，“问题很专业，这行长是懂风险管理的。”对他而言，一把手懂行，对于做好风险管理工作尤为重要。
2010年5月7日，戴宏在美国接到交通银行的电话，“祝贺你，只要你愿意，交通银行总行首席风险管理（CMRO）的职位就是你的了。”
彼时戴宏手头已经有美国CIT集团亚洲区首席风险官的Offer。没多考虑，戴宏婉拒了CIT，于2010年7月正式回国，加入交通银行。
华尔街的洗礼
1989年，戴宏初到美国，先后在美国韦恩州立大学和弗吉尼亚大学攻读了硕士和博士学位，1997年博士毕业后，戴宏在华尔街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在瑞银工作期间，戴宏参与了固定收益部抵押贷款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系统的开发，并负责了Option Haircut等风险管理工具的开发。
在高盛工作期间，他参与开发了华尔街新一代的证券电子交易系统RediBook，该产品在短短的几年中，迅速抢占了纳斯达克8%的市场份额。
因为此前专业是工程类，在瑞银和高盛工作一段时间后，戴宏申请了哥伦比亚大学MBA，系统学习金融知识。
2004年哥大毕业后，戴宏加盟易贝（eBay），任职风险管理战略决策部高级经理。2007年底，摩根士丹利全球财富管理部门所属借记卡业务因风控不当近乎破产，经人介绍，戴宏于2008年1月加入该公司风险管理战略决策部任职副总裁。
为了解决该行借记卡业务的巨大欺诈损失，戴宏带领团队采取了一系列新的风险管理措施。短短六个月，摩根士丹利借记卡业务的风险损失基准点从2008 年1 月的447 个基准点（即将破产）一路降到2008 年7 月的16 个基准点（行业领先），保住了公司原本不得不出售的业务。
与此同时，金融风暴也在华尔街不断发酵。2008年3月14日，美国第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破产，被摩根大通收购；2008年7月13日，美财政部和美联储宣布救助房利美和房地美；2008年9月15日，美国第四大投行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申请破产保护，美国第三大投行美林证券公司被美国银行收购；2008年9月16日，美国政府接管全球保险业巨头美国国际集团；2008年9月21日，华尔街最后的两家独立投行高盛和摩根士丹利转型成银行控股公司，华尔街独立投行彻底走进了历史。
戴宏谈及那一段经历依然唏嘘不已, “2008年3月，贝尔斯登倒闭后的第二天，摩根士丹利董事长兼CEO 约翰·麦克（John Mack）在给员工的群发邮件里写道,‘最艰难的时刻过去了，我已经看到了隧道尽头的阳光！’”
“而事实证明，当初绝大多数华尔街高管以及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和现联储主席伯南克对于抵押贷款资产的高风险和大形势判断都是错误的。”戴宏告诉《陆家嘴》记者。
2008年9月，伴随着华尔街金融飓风的着陆，全球主要股市应声大跌，处于风暴中心的摩根士丹利亦遭受重创。戴宏离开摩根士丹利，随后加盟巴克莱银行，任职风险管理战略决策美国分部主任。
在巴克莱银行工作期间，戴宏为巴克莱银行建立了风险管理战略决策团队，将公司支付业务的实际风险预警准确率提高了500%，获得公司嘉奖。
陆家嘴的召唤
因惦记着远在家乡的双亲，戴宏从2005年起就有意识地留意回国的工作机会。金融危机之后从国内吹来的“暖风”终于让他下定了决心。
“我出生在上海，从小喝黄浦江的水长大，对上海这片熟悉的土地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怀，所以，当我决定回国发展时，我选择了上海、选择了浦东陆家嘴。”戴宏在今年4月的“百人计划”表彰会上如是说。
“百人计划”工程是浦东新区引进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举措，目标是用5~10年时间，引进100名通晓国际规则、掌握核心技术、带动产业发展的海外高层次人才，推动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航运和贸易中心建设。戴宏则是目前唯一入选的金融领域人才。
工作在陆家嘴，戴宏看着林立的高楼间还有很多高楼在拔地而起，每一幢高楼都是一条“站着的金融街”。
在他看来，到2020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应全面超越东京，与纽约和伦敦呈现三足鼎立之势。
2011年度“新华—道琼斯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指数（简称IFCD INDEX）”,纽约、伦敦与东京继续领跑国际金融中心城市发展实
力前三，而中国上海则由上一年度排名全球第八位上升至第六位。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应该比华尔街有更高的起点，不能简单复制华尔街的一切功能。”戴宏说。
他认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应该在金融服务业务的优化设置特别是投资银行、财富管理、债券市场、风险资本、付款处理、交易清算、供应商融资和风险咨询服务等方面创出国际一流的品牌。
戴宏建议，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应该为中国所有的商业银行特别是地区性的中小商业银行提供发展平台或跳板。在做好商业银行的传统核心业务（存贷款业务），解决风险管理工作中的主要问题之外，还可优先发展和做大商业银行的非存贷款业务，如投资银行、财富管理和债券市场。
探索风控的最优路径
目前，戴宏在交通银行负责制定交行市场风险管理中长期战略，推动全面市场风险管理体系建设。
在风险管理方面，戴宏认为，金融机构需要建立起一套完整的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的系统和程序来支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
“风险管理应从根本上将信用风险管理和操作风险管理区别对待，将市场风险管理和操作风险管理分开处理。”戴宏说，做到这一点需要从三方面入手：一是把历史的操作风险损失如欺诈风险从别的风险损失如信用风险损失剥离出来；二是通过一组有效的程序或流程，将24小时以内发生的操作风险损失、信用风险损失或市场风险损失甄别归类；三是用国际通用的风险损失基准点来评估各个风险类别的实际风险管理效果。
曾经身处金融危机第一现场的经历，让他对美国金融体系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同时，鉴于美国的教训，他也在不断研究和探索国内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最优路径。
戴宏总结，欧美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重要特点为“数据驱动”。它们非常重视数据：重视收集每一笔信用风险损失数据、市场风险损失数据和操作风险损失数据。它们不仅有很完善的风险管理数据库和专业的数据库管理员，还有一套很完整的程序和流程来确保每一笔风险损失数据按损失的类型分类收集。
而中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明显特点是“管理驱动”：金融机构高管层对风险管理很重视，监管工作比较到位。在全面总结华尔街在金融监管方面的惨痛教训和分析国情的基础上，戴宏认为，中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最优化实践应该是“管理驱动+数据驱动”的模式。
具体执行上，他认为，商业银行需完善风险管理的组织架构和风险损失数据库；收集和研究风险损失的历史数据，确保不出现重复性的风险损失；使用三大国际通用的风险管理手段，即损失控制（Loss Control）、损失融资（Loss Financing）、内部损失减少（Internal Loss Reduction）提升风险管理能力。
海归的烦恼
在海归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国外是好山好水好寂寞，国内是好脏好乱好热闹。”戴宏回国后，在交行的工作，开展得颇为顺利，但在生活上仍有不少问题需要协调。
戴宏和妻子詹慧育有一女一儿，女儿戴汇文仍在美国读高中，妻子詹慧因此不得不留在美国陪伴女儿。戴宏独自带着念幼儿园的小儿子居住在父母家。
2005年戴宏曾被eBay派往上海工作3个月，曾想过带着当时在美国读小学五年级的女儿一起在上海定居。他找了一位资深的小学老师对女儿的情况进行了评估，老师建议他女儿留在国外学习为好，回国之事因此作罢。
今年4月，女儿来上海，习惯了国外行人过马路时机动车自觉停下的她，在国内过马路都不能“自理”。
在生活上，戴宏保持了在美国20多年间养成的两点一线式的最简单的生活方式。工作之外的他还要扮演“超级奶爸”的角色，每天晚上陪儿子下棋、打乒乓、练琴、阅读、洗漱，陪他入睡，两年下来，无一间断。
杨洋&梁仡铭：陆家嘴“老友记”
杨洋善谈，梁仡铭内敛，彼此理念一致，双方经验亦能融合。
“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
二十余年前，杨洋与梁仡铭一起踏出中国科技大学的校园，踌躇满志开始各自人生新历程；
二十余年后，在资本市场摸爬滚打多年、均已成长为资深玩家的两人先后回国，聚首陆家嘴国际信托，决定携手打造量化投资品牌。
在充斥着贪婪和恐惧的金融市场摸爬滚打的投资客，常被打上“利益至上”的标签，这场陆家嘴国际信托的“老友记”，为冷冰冰的资本市场平添了几分温情。
双剑合璧：从校友到同事
1990年，中科大本科毕业后，两人的经历颇有不同。
梁仡铭毕业即远涉重洋，在加州大学圣迭哥分校继续深造并获得理论物理学博士，毕业后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美国劳伦兹伯克利国家实验室从事博士后研究。
杨洋则留在国内，任广州市计委助理工程师，主要负责国外援助贷款的相关项目投资评估及分析工作。
1994年梁仡铭进入Bankers Trust，开始金融生涯。而杨洋则在1992年来到美国马里兰大学College Park 分校攻读硕士学位，1995年毕业后加入了后来在纳斯达克上市的Baan Company，并在1997年成为其战略投资部的负责人。
此后，杨洋加盟一家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私募股权投资和财富管理公司杜勒斯基金，任董事总经理，先后成功完成了多宗赴美上市中国企业的早期投资，并负责管理杜勒斯全球成长绝对收益基金。2008年1月，杨洋回国加入华泰资产管理公司任投资总监。
而在2012年归国之前，梁仡铭一直游走在银行间市场，从Bankers Trust起步，先后在巴克莱资本、摩根大通、渣打银行等世界知名投资银行供职。在此期间，他参与了多种金融产品的交易和风险管理，并且是信用违约掉期及其相关性产品的早期开创者之一。
陆家嘴国际信托作为一个全新的平台，希望加强其主动管理能力，给两人创造了联手的良机。两人加盟陆家嘴信托后，携手打造量化团队，希望能够融合两人的经验与智慧面对市场，在绝对收益方面有所突破。
杨洋善谈，梁仡铭内敛。两人皆认为彼此的理念一致，并且双方的经验能够融合。梁仡铭在衍生品交易领域的经验非常丰富，但回国时间很短，缺少A股市场经验。而杨洋已回国四年，对国内资本市场都颇为熟稔，在基本面研究方面也颇有造诣。
与目前国内资产管理行业普遍重视相对收益有所不同，梁仡铭的经验集中在银行的资产负债管理，关心绝对收益而非业绩比较基准，所使用的方法更偏量化而非选股。而杨洋在华泰资产管理公司服务时期，需要面对国企、社保、自有资金等客户的组合，善于根据不同的需求量身定做产品。
适应性生存
“顺应市场，不是市场来顺应你。”
对于海内外市场的差异，回国已经四年的杨洋有着深刻的感触，“这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市场，监管、市场参与者的行为、心态，包括股民、散户的心态完全不同。”作为投委会委员，杨洋四年来参与了华泰资产管理公司的所有重大决策。
杨洋注意到了很多“海归”在中国资本市场的折戟沉沙。他发现这样一个规律：所有基于基本面投资的海外投资专家，在国内A股市场均遭遇“水土不服”。
这些投资专家本身都很优秀，在海外也都取得过一定业绩，但他们面临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市场环境。杨洋认为，量化投资与基本面投资原本无优劣之分。
但就像西医与中医的区别，基本面投资类似于中医，讲究“望闻问切”，但是无法定量。量化投资类似于西医，关注红血球、白血球等数据，再通过将大量的数据进行反复处理，找寻其中的规律。
金融圈子里面的“海归”，有的在海外并没有操盘经验，真正有一线决策经验的比较少。而梁仡铭是1994年即开始交易银行自有资金，是华人中比较早接触量化投资的人。而海外权益类投资经理，很多是研究员出身，对一两个行业特别熟，过往的经验与业绩，都集中在海外某个很小的行业，来到国内不啻于从头开始。
也许会有人抱怨国内市场的不规范，但事实上，作为投资专家所面临的课题就是在市场里争取回报。回来的目的并非改变体制、改变系统，而是适应目前的体制和系统，为投资人创造回报。
杨洋与梁仡铭认为，海内外做传统投资反差很大，做量化投资的反差很小。因为海外量化投资也不用研究基本面，不用关注奥巴马是否会连任，只需要基于客观数据找寻规律。
打造真正的量化投资
提到归国的原因，他们俩总会提及一个词：中国机会。
杨洋对此的感觉格外深刻，在华泰资产管理公司的四年里，他见证了这家公司从十几亿的资产管理规模成长到800亿左右的整个过程。
与此同时，尽管国内资本市场容量很大，目前量化投资所占据的比例却很小，其中还不乏鱼目混珠者。
曾经有个在财富管理中心就职的朋友找到杨洋，称有一个国内著名的量化团队要在这家财富管理中心发一个产品，请杨洋帮忙鉴定成色。杨洋研究后发现，其所谓量化，只是一个最简单的检索功能。
而严肃的机构投资者选择量化团队，会看重三个要素：团队的背景、第三方认证的业绩，以及该业绩的风险敞口。而目前国内的量化投资，有些仅仅作为产品宣传的噱头，缺乏实实在在的技术支持，最后的结果自然是雷声大雨点小。
杨洋与梁仡铭两人发现，国内的量化投资刚刚起步，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即使是在业界口碑较好的国泰君安资产管理，其量化投资也仅10亿~20亿，而它的整个资产管理规模号称要超过千亿。
从回报的角度来看，国内市场比海外成熟市场更有机会做成功的量化投资。陆家嘴信托准备做的一套策略，其模型源自海外，针对国内的A股操作后，发现回报比在境外更高。究其根源，境外市场参与者以机构居多，相对而言更加理性，国内市场的个人投资者比较多，相对来说投机的成分更大，量化投资存在更多的机会。
目前国内的A股投资，多数为基本面与趋势的结合。而梁、杨二人认为该种投资方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是波动率很大，国内A股投资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投资主题切换的时候，基金经理的表现波动很大。医药白酒表现比较好的时候，往往是做过医药消费类研究员的基金经理表现比较好；过一年周期类股票表现好了，曾经做过周期类研究的基金经理肯定排名靠前。
其次，基本面投资需要关心公司、行业、宏观经济，甚至公司的领导人物，需要庞大的研究团队。万得分类的所有子行业，买方研究员一个人看两个，就需要20个研究员。即使这样也很难控制住波动。
最后，以基本面分析为主的投资，资产管理规模到50亿以上就很难管理。如果投资集中在几只牛股，风险集中度很高，出现类似重庆啤酒事件，会对某些基金冲击很大。
他们俩希望借助数量工具，尽量把人的情绪影响从投资的过程中剔除出去。量化投资当然也会受财务报表做假的干扰，但是上证所的上千只股票中，做假的毕竟是少数，如果投资足够分散的话，道德风险的影响会相对较小。
自量化团队开始陆家嘴信托第一只主动管理类信托产品的筹备以来，如今包括人才和模型都已到位。在策略的回测过程中，两人找到了更多的信心，在股指期货开闸这两年半的时间内，该策略的效果远远好于境外。年初至今进行样本外的测试，剔除所有的成本后收益仍超过20%。更为重要的是，过去两年半的最高回撤只有5%。
两人希望按部就班，争取在首只产品上创造一个优异的业绩纪录，最终的目标是打造国内量化投资的一个品牌。
华尔街的中国面孔
虽然身上都烙着中国印，但回国发展要考虑的事情太多了。
文/ 特约记者 周佳 发自纽约
2008年前后，西方金融海啸，中国风景独好。不少在华尔街工作的华人，顺风回到了中国，但也有不少华人在坚守。
他们身上个个都贴着哈佛、斯坦福、哥伦比亚等世界名校毕业生的标签，在华尔街的工作也是颇为光鲜，但在这背后，既有金融行业的白热化竞争，更有各自的酸甜苦辣。
8小时工作制成奢望
毕业于美国西岸一家著名高校的乔明（化名）总是一身休闲装，神采奕奕。他今年三十不到，目前是纽约曼哈顿一家拥有30亿资产的对冲基金的基金经理。《陆家嘴》记者周末打通他电话的时候，他正在参加一个朋友聚会。
虽然工作才六年左右，但他已经在与纽约一河之隔的新泽西州泽西市的一处豪华公寓楼内买了一户一室一厅的公寓。他早晨8点上班，虽然公司并没有明确的坐班制度，但是他一般要到晚上7点多才下班。
他每天上班就是“啃”无数篇研究报告，观察宏观动向，并且和卖方的分析师进行电话会议。在此基础上，他使用Mat Lab建立模型，发掘投资机会。公司分给他的活动资金是1000万美元。收入则根据他自己的盈利情况和公司分账。
“在我们这行，一般收入是你盈利的8% 到15%。当然，老板会给你一定的底薪。如果亏钱了，底薪还是会给你，但是工作可能就危险了。”乔明说。
乔明现在和以前的公司每月、每年都会有内部的基金经理盈利排名。乍一看，还真像中学里的考试排名，不过这个后果严重多了。
虽然工作很辛苦，但他还是考上了纽约著名学校的兼职MBA。业余的时间几乎都扑在了繁重的学习上。
金融行业的竞争白热化。以工作时间为例，虽然公司名义上实行8小时工作制，但他们工作基本都在十个小时以上，有些交易员甚至要工作12小时以上。面对巨大的精神压力，金融工作者，尤其是基金经理不少刚到四十就已经白头。
有意思的是，乔明的合同里没有带薪假期这一项。 按照乔明的话讲，如果盈利多了，随便休假几天都没有人管。但是如果不赚钱或者亏钱了，每天如坐针毡，根本不敢也没有心思休假了。
在办公桌前吃午饭
高盛银行的量化交易员陈林（化名）讲话总是慢条斯理，思维缜密。他目前已是两个儿子的爸爸，他和妻子都在投资银行工作。由于两人工作都很忙，他们的父母经常到美国来帮他们照顾孩子，有时，他们也会把孩子送回国过一段时间。
他的工作属于许多人仰慕的“前台”，是收入最高的部门，也是竞争最残酷的部门。
陈林告诉记者，自己的工作时间一般是早晨8点多到晚上7点多。他负责大型订单的交易。工作内容包括建立模型、自动化交易过程等。每天，他的电脑上总打开着编程平台，他花大量的时间在编程、建模以及应用上。 午休的时间非常短暂。
“我一般就在办公桌前吃午饭。公司没有明文规定你不能离开桌前。但是如果客户打电话进来需要交易，而没有人接待的话，造成的影响就很大。”
陈林从小就是优等生，理科上还拿过多枚国内以及国际奖牌。他在美国东北部一所常青藤学校获得博士学位。他组里的同事也都是名校研究生以上学历，专业从计算机、工程到基础科学等。
他说，做他这一行高超的编程知识是基本，同时还要有相关的金融知识、量化分析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近年来金融监管者管得紧，所以在设计量化交易的过程中，符合相关规范也很重要。
如今，陈林已经成为组中的骨干。让陈林感到欣慰的是，每年老板给他的年终考核都非常好，年终奖金也达到六位数美金。
艰难的升职路
在美国的投行部门，职位等级由下而上主要分为分析师（Analyst）、副理（Associate）、副总经理、主管、董事总经理。一般来说，刚毕业的本科生为分析师，研究生第一年则为副理。根据表现，每一到三年可升一级。
但是，从工作内容上分，又可分为交易员、销售、分析师等。
“许多外行人就会很迷惑，因为分析师既可是一个职位等级，又可是工作内容，例如，Bloomberg电视上经常出现的美国著名股票的分析师， 他的等级一般都是董事总经理。”
张文是一家大型银行中某个风险管理部门的主管。他硕士毕业后在金融行业工作了五年，一年前被提升为主管，手下管有4人。
他告诉记者，其实和中国国内一样，要想升职，除了独当一面的工作能力，最重要的还是沟通技能。对华人来说，由于英语不是第一语言，很多时候老板就会增加观察的时间，延迟升职的时间。
“其实我在几年前就已经开始管理下属，但是头衔一直是副总经理，直到去年才升职，比美国本国人的通常情况晚上一年。”
其实，张文在华尔街的华人中已经算是优秀的了。在银行业，升到副总经理并不难，但是再往上难度就增加了。因为主管以上级别都必须带有一定的领导职能，必须管理一个组或者一个部门。很多人头发花白了，还是一个副总经理。
说起知心话，张文坦言，中国人很难挤进美国的主流圈。平时办公室大家谈论各种生活、体育的话题，他都不太了解。同事开的玩笑他也不觉得好笑。主要的活动圈还在中国人之间。
陈林目前手下也有一个“兵”了，但是他仍然觉得升职的道路颇难。
“升职很难，对华人来说，没有明显优势，因为作为管理者，沟通非常重要。对上级要推销自己的工作内容和成绩，而对下属要进行沟通，鼓励下属，告诉他们手头的项目有多重要。由于文化不同，要用对方能够有共鸣的方式表达出来并不容易。”
让陈林感受颇深的就是年终考评。老板会用90% 的时间来夸他，10% 的时间来给他提一些中肯的意见。对他的同事也是这样。
“这是他们的管理方式。夸你多少，只是让你心理上舒服些。但是并不和你的年终奖和升职与否挂钩。有一个同事受到很高的评价，但是事后聊天才知道，他的年终奖并不多。” 陈林笑着说。
暂无回国打算
作为中国人，无论身处何方，身上都烙着中国印。
乔明经常参加国内金融公司在美国的招聘会，但是他从来没有找到合适的职位。
“我发现，国内在这里招聘的职位中，要么是需要董事总经理等非常资深的，要么是需要刚毕业的大学生。这里刚毕业的大学生回国，和国内大学生相比，工资上没有任何优势。而像我这样的中层金融工作者，在国内没有关系网，很难找到合适职位。”乔明无奈地说。
乔明和记者有一位共同的朋友，三年前获得一份优越的工作，欢欣雀跃地回国，一年后垂头丧气地告诉在美国的朋友，当初合同上的薪水被莫名“腰斩”。国内公司的“诚信”也让许多华尔街精英止步不前。
另外，对于许多华尔街的中层金融工作者来说，回国发展要考虑的事情太多了。他们往往已经在美国结婚生子，凭着金融界优越的年薪，大部分也已经买房买车。
“我们夫妇两人都在华尔街工作，而且房子也买好了，一切都稳定下来，所以暂时不考虑回国。”陈林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