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师任曙林拍摄的《八十年代中学生》系列作品
又到六月毕业季。每年这个时候，各个学校都会忙着办毕业典礼、给学生拍摄毕业照。中学的毕业生刚考完高考，他们带着轻松和惆怅交织的心情来学校跟大家告别。大学毕业生则穿上学士服、硕士服，像模像样地用成年人的方法举行最后的仪式。
“你看到这些场景觉得熟悉吗？”摄影师赵刚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说，“大家都曾是学生，都经历过学校的那些事情。”所以当人们看到反映校园生活的照片，会睹物思人，追忆起自己的年少时光。但是，怀旧是否能解释一切？
赵刚最近在微博上发布了一组摄影作品，名为《我的大学》，短短两天就有超过百万的浏览量。同样的，另一位资深摄影师任曙林拍摄的《八十年代中学生》系列作品，从两年前开始举办展览、配合媒体做专题，之后出了画册，作为畅销书继续走红，直到现在还持续引发讨论热潮。这两组作品都不约而同地在这个毕业季受到了超出摄影界范围的关注。
“其实大家关心的根本就不是摄影，也不是中学生，”任曙林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其实他们关注的是自己的内心和命运。因为内心所缺失的东西，作品能够给予，激活他们内心已经死亡或者休眠的东西——是这把他们的注意力抓住了。”
除了怀旧，大家对青春的集体追思也似乎隔三差五就会借由某个节点爆发一次。主题不外乎是对成年世界的厌倦，以及对年少时期单纯与懵懂的怀念，可是矛盾的是，每个人都在步入社会之后疯狂地美化校园生活，但校园里的青少年却又无比地渴望成长、独立，这样两厢追溯，在矛盾、困顿中挣扎。
“为什么人人都在怀念青春，但人人都会在长大了之后立刻背叛了青春？”任曙林向记者抛出这个问题，同时他声称自己心里也没有答案。
九十年代大学生
赵刚说他从中学第一次摸到相机，就立志要做摄影师。
“初三时家里买了台单反相机，我就拿去给同学拍毕业照，接触之后就爱上了，”他说，“我喜欢是因为它把记忆给留住了。现在看以前的照片，你会觉得如果没有相机，好多事情都忘掉了。”
后来经由自己的父亲介绍，赵刚结识了专业摄影师王福春——正是他拍出了著名的《火车上的中国人》。“大学前两年，每周六下了课就买火车票回哈尔滨，到家吃完晚饭，开始用放大机洗照片，”他回忆起当年拜师学艺的经历，连自己都佩服那股子热情和认真，“礼拜天上午去王福春家，请他帮忙看看照片上的问题。下午买票回学校，有时候连宿舍楼都关门了。”他到现在都还记得，每次往回走时心里那种明亮的感觉。
到了大三，赵刚当上了学校摄影协会的会长。上任之后每学期频繁地办讲座、开设摄影课程，另外在每学期开学和放假前组织两次展览，作品就挂在教学楼的厅堂里。由于成天背着照相机游走在校园各个角落，赵刚几乎成了全校知名的红人。他的镜头无处不在，准确地记录下那些趴在课桌上睡觉、宿舍里打麻将、宿舍楼下排队打电话、散伙饭仰头喝酒的难忘画面。就连送别列车徐徐开动，几个好哥们哭成一团的时候，赵刚一只手被同学拉着，自己也哭得稀里哗啦，另一只手还不忘按下快门。
从进校到离开学校之后的两年，总共六年的时间里，赵刚毫不倦怠地拍摄了许许多多大学生的日常瞬间；他自己也是那个群体当中的一分子。为什么大家会对这组作品特别有共鸣呢？“也许因为我是带着感情去拍的。现在的大学生摄影爱好者，大多都是模仿、玩小情调，而不是真正地在感受生活。”他说。
从1989年到1997年，《我的大学》作品跨度长达七年，主要的拍摄对象就是长春光机学院的在校大学生。那时候的大学生还没有普及个人电脑，被家长宠坏的独生子女还没有形成学校的主流，学费还比较低廉，高考录取率也比现如今低许多——在摄影师的眼中，90年代和新世纪的年轻人有太多的不同。
“这是我的室友大哥，没人知道他到底多大年纪，”赵刚翻到一张照片，停下来说，“他自己打工挣钱上了大学，临毕业的时候在宿舍墙上题了首诗。我拍他的时候，他正坐在床上发呆。很快他就背着包离开了学校。”画面上的年轻人散发着青涩幼稚的气息，同时却表露出了非常努力地要成为“大人”的意志。
八十年代中学生
但对于任曙林来说，大学生身上的成年人气味显得太重了。刚走上社会开始工作没多久的他，也才二十五岁，“站在青春的尾巴上”，他更想回过头去探究一下处于少年时期的男女到底是怎样的。“我有好多想法、感觉都来自中学时代，虽然受‘文革’影响没怎么上课，但那个年代的青春记忆对于我有很大的影响。”他说。
“我想表达自己的梦，或者某种说不出来的神秘的东西。以前我也拍过小学生，但他们还太小、不太思考，大学生则更容易接受来自社会的影响。而中学这个阶段在人一生中占据的时间比较长，一般都是五六年。这个年龄段的人随时随地都在发生变化，里头一定藏着很多我感兴趣的东西。”
任曙林于是找到位于北京朝阳区的171中学，申请获校方批准之后，隔三差五就去拍照片，这样子坚持了十年——从1979年到1989年。开始时，摄影师自己还是个青年小伙儿，结束时俨然成了标准的大人模样。
任曙林说，最初那些学生都对这个拿着照相机的人抱着警惕心。“十五六岁的孩子绝对连后脑勺都长了眼睛！”无论怎样他们都会发现镜头在哪儿，刚才还轻松自然的姿态和表情，瞬间就凝固僵硬了。
“我是搞视觉的，不能用语言来沟通，”他说，“而且不能关系太近，必须保持一定距离，这是我自己的规定。”最后征服学生的，一半是摄影师的专业劲儿，一半是对年轻人态度上的尊重。任曙林拿相机的时候带子总是缠在手上，整个垂在腿边，轻易不会按快门，与此同时他与被摄者保持安全距离，努力适应他们的行为规则。慢慢地，同学们就接受了陌生镜头的存在，半年左右，任曙林成功地变成了个“透明”的人。
十年来拍下了近万张照片，每一张都经过头脑的构思和身体的捕捉，几十年后再拿出来展出。隔着相纸和时光，人们看到氤氲的阳光透过“的确良”格子裙，弓形的后背线，脸上的细细绒毛，很难不为所动。
“这是一组温柔而敏感的摄影，以至于不像摄影，而是悄然的凝视，凝成永逝的八十年代。”陈丹青在《八十年代中学生》的序言中这样写道，“任曙林的凝视一次次距焦于同学之间的关系，在门边墙角，在散学前末一堂课的间隙，女孩与女孩，男孩与男孩，当然，还有男孩与女孩，群相倾谈，个别私语，或只顾无所事事地站一站，于是友谊的初始，未来的茫然，暧昧的性，未觉而将醒。”
大家对青春的回忆，是集体的怀旧病，也是对残酷现实的牢骚。但最终透过这些，似乎有着更本质的东西在闪闪发光，那即是人类的懵懂和宝贵的赤子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