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人知道，一位作家在孤独写作时，是如何与其笔下的人物和世界隐秘相对的。一切都仅存在于作家的头脑与想象中。
对作家毕飞宇来说，2013年会是不同寻常又好玩的一年。两年前，他的小说《推拿》荣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今年，由《推拿》改编的电影、电视剧和话剧或将接踵呈现。在舞台下、银幕前，毕飞宇将直面那些曾存在于他头脑中的世界，“你会在一个现实的世界看另一个现实的世界，这多好玩！”
今年3月，娄烨执导，郭晓冬、秦昊、梅婷主演的同名电影《推拿》已杀青；央视即将首播由康洪雷执导，濮存昕、张国强、刘威葳主演的同名电视剧《推拿》；而话剧版《推拿》，或许会是先与观众见面的作品——由喻荣军编剧，郭小男执导，吴军、胡可、刘小锋、王一楠等人出演的话剧，将于9月5日在国家大剧院首演，10月登陆上海。
全人类的盲
毕飞宇写《推拿》纯属无心。他学生时代就爱运动，去健身房几乎是日常功课，“我经常运动，也经常会去做推拿放松肌肉。所以几乎天天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他曾经在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校教过五年书，跟那些孩子们朝夕相处，“特殊学校的‘特殊’两个字对我来说是很刺眼的。在我看来，这个世界上永远不存在特殊的人。”
他跟盲人朋友们很熟络，写《推拿》，像是对朋友的承诺，也是畅快抒发他隐藏于内心的感受。“每次跟他们在一起，都会忘记他们是盲人。到了这个时候，我觉得可以了。如果我总是记得他们的外部特征，我描述的东西永远是最表象的。当我彻底忘记他们是盲人的时候，我想老天爷已经把我们捆在一起了。所以我有了一点信心。”
《推拿》的创作过程很顺畅。在小说里，毕飞宇没有写身边盲人朋友的故事，他了解他们的生活，之后靠着想象的逻辑，与人物“心贴心”地写作。甚至语言上也改变了毕飞宇过去的风格，他不考虑小说的修辞，也没想过要达到什么目的。他曾说，这是一部完全没有文学野心的作品，“我只想写出我看见的、了解到的、想到的他们那个封闭的世界。”
这是一部以人物为中心的小说。它没有跌宕的情节，更多是在描述沙宗琪推拿中心里的盲人的生存际遇。《人民文学》主编李敬泽认为，《推拿》以很小的切口入手，透彻全面地把握盲人的生活轨迹。小说看似描述一群盲人的生活，实则展示人类共有的尊严、爱、责任与欲望。他将盲人当做正常人来描写，他们的喜怒哀乐、良善与畸形，都跟这个社会上的普通人如出一辙。
在小说开头，毕飞宇就写了《推拿》的重要人物沙复明，他有一套生存哲学，“‘正常人’其实是不正常的，无论是当了教师还是做了官员，他们永远都会对残疾人说，你们要‘自食其力’。健全人永远也不知道盲人的心脏会具有怎样剽悍的马力。”
毕飞宇甚至借用小说中的人物来表达他的观点：“严格地说，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一独立的、区别于健全人世界的盲人世界。盲人的世界里始终闪烁着健全人浩瀚的眼光。这目光锐利，坚硬，无所不在，诡异而又妖魅。当盲人浩浩荡荡向‘主流社会’的时候，他们脚下永远有两块石头，一块是自己的‘心眼’，一块是别人的‘眼睛’。”
见或不见，如同毕飞宇对生命局限与认知困境的表达。接受采访时，这位剃着寸头、身形瘦削的作家反问道，你觉得什么是健全人？“我们说起这个时代，经济发达，国家强盛，可你觉得这个社会不是残缺的吗，这个时代是双目炯炯的吗？我们这个时代也是盲目的。”
“千万别以为我们是健全人，所以我们拥有比盲人更多的感官。在某一个层面上，确实是这样。但如果放大一下，你会发现，人类的局限太多了。比如我转过身去，我就完全看不见你。我们的眼睛只能在一个区间里，但我们意识不到很多东西我们是看不见的，我们是有局限的。”
在发表茅盾文学奖获奖感言时，毕飞宇曾说：“当盲人朋友的身影和我渐渐重合的时候，我懂得了什么才是我所渴望的当代性，那就是尊重局限，尊重节制。”他曾坦承，这部作品进一步想表述的，其实是全人类的盲。
小说永远改不坏
编剧喻荣军在改编之前，犹豫了一年，“小说写得太好，不知道怎么把它呈现在舞台上。”第一稿出来后，喻荣军发给毕飞宇看，作家唯一的意见是“千万不要太忠于原著”。数易其稿后，喻荣军终于删减掉几个人物，将故事做得更加紧凑饱满。
“无论是改编成影视剧还是话剧，所有的导演都是热情洋溢的，所有的编剧都是抓狂的，这些编剧找到我，其实我也没办法。”毕飞宇说，他可以充当编剧们诉苦的垃圾桶，但他的原则是不干预。
毕飞宇从不干涉自己小说的改编权。早在1994年，张艺谋就把他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改编成电影，他的中篇小说《青衣》也有同名电视剧。如今《推拿》的改编权辐射影视与舞台，毕飞宇依然笑眯眯的一副洒脱姿态，“很多人问我一个无聊的话题，如果改坏了怎么办？这其实是一个永远不存在的伪命题。我的小说永远在那儿，在图书馆里，是改不坏的。好和坏，是电影、电视剧、话剧的事情，跟小说无关。你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鼓掌。”
相比电影和电视剧，毕飞宇对舞台更有期待，“我期待话剧，可能跟我是个写小说的有关。任何一个作家，他写作的时候脑子里是有空间的，但这个空间不是二维、也不是三维的，我也不知道如何描述。电影和电视剧是二维的，唯一一个跟现实生活一样的三维维度的空间，只能是舞台。换句话说，我头脑中的天马行空竟然与真实生活一模一样的时候，这是非常让人欣喜的。你坐在舞台下，台上的人不是一个想象物，更不是一个工业时代的产品，我想是很不一样的。没有一个艺术式样比话剧来得更亲切。话剧既是生活又不是生活，舞台在前面，我在台下，一个并不存在的障碍把我们隔开了。你在一个现实的世界看另一个现实的世界，这多好玩。”
毕飞宇十分梦想在剧场里看自己的作品，“这不是一个艺术问题，而是满足一下我内心这个神奇的愿望。”但他依然认为，文字的魅力是大于视觉影像的，“小说的优势是自由，从现实到想象，从物质到精神，都能进出自如，但影视和戏剧太具象了。”
小说中，毕飞宇用精道的文字描写盲人的爱情，那种依靠双手和听觉摸索的情感细节对比起常人来说，更加细腻真挚，也更触动人心。他对人性黑暗与生命尊严的表达，也更多地通过盲人的内心世界来呈现。如果这些细腻的文字要呈现在舞台上，是否会削弱其深度？他摇摇头，“电影和电视剧倒是有可能削弱。话剧最不可能。我们闭起眼睛都能想起《哈姆雷特》里面大段大段的台词，这种内心活动可能比真实个人的内心活动更广博、更复杂。”
毕飞宇说，过去关于盲人的作品都是作为一个象征出现，但他希望展示出盲人的日常。在经济腾飞的时代，人们很少注重或难以保持自己的尊严，他却要关注盲人群体那坚固而有力的尊严。
“有人问我，你写的盲人怎么不像盲人？我反问，盲人应该什么样？他也回答不出来。这个世界有年轻人、老人、男人、女人，实际上，我们并不是时时刻刻关注我们的年纪、性别、我们的外部特征，我们只是作为一个生命而存在。”毕飞宇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