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黑豹，新野心

背负着沉甸甸的荣耀与责难，蛰伏九年的黑豹重出江湖。

在黑豹最新发行的第六张专辑《我们是谁》封面上，差不多要被人们遗忘的黑豹乐队用全新造型和音乐重申他们对摇滚乐的理解——黑豹是流行的、时髦的、欧美化的摇滚。吊诡的是，越是死忠的黑豹乐迷，越难以接受黑豹的变化，在他们心中，真正的黑豹只属于窦唯横空出世时的那个短暂年代。

出道二十多年，窦唯的盛名与主唱的更迭一直困扰着黑豹。乐队前后有过十位主唱，从创团之初的丁武，到后来的窦唯、栾树、秦勇，以及只是客串的诸位兄弟，黑豹一直试图寻找稳固的、能代表乐队集体理念的声音，而不在乎把自己弄得手忙脚乱。尽管频繁换血，黑豹始终顽强坚守。

北京一个燥热的夏日午后，在黑豹乐队经常聚集的一家西餐厅背后的露天院子里，我们与新黑豹面对面。所谓“新黑豹”，无非是新主唱张淇的加盟。在新唱片里，你就能听到黑豹的“新”——《枷锁》有电子音效制造出流行金属味，《一个人》做成浓厚的布鲁斯风格，《寻找》很有KTV热门单曲的潜质。尤其是张淇布鲁斯的炫技唱腔、带着花腔的金属嗓嘶吼、野性又刻意的咬字，几乎把你对老黑豹那种粗粝、敏感的印象全然抹去。

张淇有着木村拓哉式的偶像外形，中长卷发，瘦削高挑，讲究的紧身裤、紧身衬衫、黑靴和繁复配饰都称得上是摇滚主唱的必要装束。坐在一群60后为主导的老黑豹里，他是完全的新人，也是黑豹此番复出所寄予的厚望。加入黑豹前，张淇在演艺圈干过很多不温不火的杂活儿——跳舞、做DJ、拍戏、在酒吧驻唱、发行过单曲，也参加过“快乐男声”。

“我觉得年龄不是问题。比如说，刘备和诸葛亮差多少岁，但他们还能一块儿打仗，那是因为他们想的一样，理念一样。”面对资历和年龄的悬殊，张淇强调黑豹元老就像他的老师，“我们在一起就是哥哥和弟弟，而不是长辈与晚辈的区别。他们会给我一个更大的空间去释放我的能量和色彩。”

在北京土生土长的张淇记得，小时候“全北京人都在听黑豹”，“我去小卖部买汽水，小卖部老板都留了齐肩长发，店里整天放着黑豹的《无地自容》。”1993年，张淇的母亲在新街口给儿子买了第一把吉他，曲谱上就有黑豹的《Take Care》。从那时起，他开始真正学吉他、学唱歌，“黑豹最早唤起我对音乐的思考。”

上世纪90年代，当中国人开始反思往何处去时，以黑豹、唐朝为代表的摇滚乐队以强劲、生猛而野蛮的嗓音宣泄出一个世代。1991年，黑豹首张专辑《黑豹》在内地总销量达到150万张。

“那只是虚假的繁荣。”时隔20多年，李彤说，“150万张，盗版有多少？表面上风光，但我们没拿到过版税。一盘磁带10首歌，词曲加起来，卖一张就拿2毛6分钱。销量跟收入不挂钩。”那张被歌迷们奉为经典的专辑，他们实际拿到的收入还不到两万。

但黑豹从巡演上获得巨大名利。1992年至1993年，黑豹在全国三十个城市的巡演皆所向披靡，每场演出都能赚钱，全国各地甚至冒出不少假黑豹从中捞取利益。那两年，没有了窦唯的黑豹在劳顿与混乱中疲于奔命，看似跃上高峰，却又突然在一夜间跌到低谷。

“1994年是最困难的时候。摇滚乐遭打压，让摇滚乐自生自灭，不能上电视报纸，不能宣传，不能批演出。当你销声匿迹一年，对后面的影响一定非常大。”李彤说，黑豹整体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迷茫期，没演出，靠吃老本硬扛。1994年虽然发了唱片，但大势已去。1998年与2004年的两张新专辑同样反应寥寥。

决定2013年复出的黑豹最终选择张淇，其实是个仓促的决定。新专辑本来是跟上一任主唱张克?合作，结果录制过程中发生分歧，主唱被换，所有录音作废。直到选择了张淇，新专辑才得以迅速完成。

黑豹给张淇的时间只有一个月。“他一个月里既要创作两首歌的歌词，又要把所有这些歌的歌词背下来，把所有歌的感觉吃透。我不相信在国内有哪个歌手一个月时间内能做到这个程度。”李彤不断夸赞新主唱在4天里录制11首歌的爆发力，领悟力高、嗓子结实，似乎黑豹那么多年，等待的就是这位新主唱。

主唱总归是一个乐队的灵魂人物，但黑豹不是。主唱只是传达音乐的一个声部，所以换主唱并没有损坏黑豹的精魂。说到乐队的话语权，鼓手、乐队经纪人赵明义说，黑豹一直是集体创作、集体决议，“每个人交出音乐的小样或者想法，反复排练，然后大家一起决定。”但秦勇曾有抱怨，过去在黑豹的日子里，他没有说话的机会。

黑豹的尴尬在于，主唱并非那个提供乐队灵魂的强势角色，真正算起来，吉他手才算得上核心人物。元老李彤是天才型吉他手，当年《无地自容》、《别去糟蹋》的作曲都出自他之手，但人们只关注主唱的锋芒，这是无解的矛盾。李彤承认，频繁更换主唱是黑豹这些年最大的失败。

为了给彼此许诺一个相对稳定的未来，新一代黑豹成员跟丰华秋实公司签订了一个15年合约。“走到今天这一步，再换就没意思了，我们就共同努力吧。”赵明义说。作为丰华秋实公司的副总，赵明义是音乐人转型商人的成功范例，他先是运作了摇滚老炮的“怒放”巡演，助朴树复出，并将汪峰推向巅峰。

面对黑豹，赵明义有绝对的野心，“我的想法特别多，而且也准备好了。以前我们一直受雇于人，在全国各地商演。以后黑豹一旦走出去，将是真正意义上的巡演。不管是在哪个城市，我们自己过去投资，变被动为主动。”他很想在黑豹成立纪念日做一个专场，把黑豹历任主唱找回来，做一场庞大的演唱会，名字就叫“黑豹和自己的兄弟们”。

头发灰白的赵明义讲得很激动，“说到这些，我眼眶都发酸。那一定会很感人。”在唱片业衰落的时代，黑豹的复出可以理解为又一场以“怒放”为标杆的怀旧摇滚之旅，新专辑《我们是谁》只是一根树干，在繁荣的演出市场重温当年辉煌才是黑豹期待的枝繁叶茂的未来。

对话

“摇滚乐不是一味呐喊，也需要细腻”

第一财经日报：黑豹过去历任主唱的声音都比较厚重粗犷，相比之下张淇的唱法很细，偏流行。为什么选择他？

李彤：黑豹的音乐旋律感都比较美、通俗上口，需要一种情境、感情上的表达，这是国内目前很多摇滚歌手做不到的。他的声音一出来，辨识度很高，那种磁性、方法和灵气，我马上意识到这是黑豹需要的。摇滚乐也需要细腻，不是说一味地呐喊，我觉得那不是音乐，那就是发泄。音乐需要有细腻表达，像欧美的Pop Metal、Pop Rock，有很多歌听得都让你起鸡皮疙瘩。黑豹之前的很多主唱，各有各的特点，都很好。但综合起来，他们会有一点偏差，不太准确不大到位。

赵明义：我要更正一点，开始不知道是谁说张淇的声音是“港台腔”，后来就所有媒体都跟风。他的声音是纯正的欧美唱法，是正规摇滚乐的声音。他不是“港台腔”，是“欧美腔”。我们觉得黑豹音乐的旋律就是适合欧美的那种唱法，我们写的旋律也是偏欧美化的。

日报：黑豹新专辑的造型也引起很多争议，是不是考虑到张淇的加入，或者为了适应这个时代年轻乐迷的审美口味？

李彤：我们是为了更好地尊重歌迷，不希望人们一提中国摇滚就是邋里邋遢、很穷很苦、没有生活希望的样子。我们也很尊重自己，所以花钱、投入精力，告诉年轻的乐手们应该往哪儿走。很多人把黑豹的诚意理解为作秀，为什么不把我们往好的方面想？我们不做，会被人骂；我们吸取经验教训，很用心去做，也被骂。有些人认为摇滚乐手就应该每天吃方便面、住地下室。那怎么能给人带来希望，那是绝望。

赵明义：有一小部分人，我们叫他们“伪摇滚迷”。他们不希望摇滚乐被很多人接受，就希望自己的偶像被少数人看到才好。你有一点改变，就开始骂你。“你们找的人不对，还得把窦唯找回来，或者是把秦勇找回来”，永远有这样的声音存在。黑豹希望能给大家一个好的、有看头的东西，摇滚乐应该是主流的，应该能登上排行榜冠军。

日报：李彤说这张专辑是你们“投入最大、准备最充分、沉淀时间最长的”，整个出炉过程是怎样的？

赵明义：录这张专辑之前，我们有20多首歌，筛选成14首，最后录了10首。之后我们开了几次试听会，有乐队、唱片公司参与，也有媒体场、非音乐人场。每场试听会都有20人来打分，《我们》这首歌是分数最高的，所以做了主打歌，但并不是说是专辑里最好的。

这是一张标准的工业化的唱片。以前可能创作不到十首歌就进棚了。另外的歌怎么办？在棚里面整。包括第一张专辑的两三首词都是在最后关头，实在不行了，等一天吧，就赶紧写。

日报：哪一种状态更直接真诚？

赵明义：哪种方法都有好有坏。像这张专辑我们之前准备得最充分，但也发现了问题，才停下来，然后张淇加入。第一张唱片，可能逼出来的东西比在家斟酌改了无数遍的好，可是呢，改过很多遍的比没改过的好。音乐永远是遗憾的艺术。

日报：有没有想过新黑豹的歌迷群体是哪些人？

李彤：在录音的时候，我们会考虑一些不太熟悉摇滚乐、不太喜欢摇滚乐的人，希望让他们也能喜欢黑豹的音乐。所以我们在一些歌的编曲上做了小调整。比如《寻找》这首歌，现场版一上来就应该是很power的，特别有力量。但后来我们就采取了一种由弱渐强，渐强递进，一层层进来的方式，把人一点点带进来。

日报：上世纪80年代的摇滚乐用一种粗糙、敏锐的真诚打动人心，但你们现在更讲究一些技巧。这跟时代有关？

李彤：对。我觉得那时候各方面还都不太成熟，现在经过这么多年，我们创作、演出、录音的经验，包括对音乐的理解，都比那时候提高了很多。第一张专辑和这张专辑有很大的不同。对于做音乐的我们，当时还处于一个很稚嫩很原始的状态，完全是一种情绪的表达。现在我们所传达的，是黑豹乐队过去二十多年的经验。

日报：你们强调黑豹是新乐队，这个“新”怎么理解？这些年你们的心态有什么变化？

李彤：我们不是上世纪90年代初的黑豹了，我们现在的音乐是属于这个世纪的。黑豹从第一张专辑以来，都是中国摇滚乐争议最大的乐队。我们经历得太多了，现在的心态很平和，我们只是很执着地坚持着，相信总会有曙光到来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