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希望社会和谐，而不是充满戾气。戾气具有某种传染性，和邪气、凶气、极端情绪相混杂，如果弥漫开来，受害的会是所有人。
从厦门公交纵火案、残疾人在首都机场引爆事件、北京车主摔死女婴、黑龙江敬老院老人纵火烧死同伴等恶性行为中，我们都能感受到一股戾气的存在。
有些论者认为，这一切是“困境感”的表现。当人们的物质穷困、精神焦虑长期持续，个人空间的安全感得不到保障，人们就会由“困境感”产生一种易怒和过激倾向，一遇争端，往往容易升级为暴力伤害。这种解释有一定道理。
但除了因争端而起的一怒之过，还能看到一些对无辜者滥施暴力的反社会行为。最近的例子，就是河南安阳公交车持刀杀人案。车上的司机与乘客与犯罪嫌疑人无怨无仇，却横遭毒手。
除了这些极端个案，生活中也能看到一些毫无必要“与人为恶”的细节。笔者乘坐夜线公交车时经常看到，当一些乘客向司机询问线路时，几乎总要受到司机的白眼和数落……
难道与人为善、成人之美、一臂之力，都变得如此之难？
事实告诉我们，那些完全不必“与人为恶”者，甚至是某些施暴者，大多原本也只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甚至是社会一些较为弱势的人。
是什么让弱者作恶、弱者施害成为一种现象？心理学有一种理论，认为当人长期生活在受人欺凌、缺乏尊严的环境中，有可能反过来欺凌其他人，而且往往是欺凌比其更弱小、更没有防备的人甚至动物。这种扭曲的“代偿”，根植于社会中存在着“结构化的恃强凌弱”，即特权强权对正常人权利的破坏。
“结构化的恃强凌弱”在任何社会多多少少都会存在。对此，除了努力构建更公正和更能保障人权的司法体系和政策体系，也需要包括社会组织、社区、单位的非正式沟通、精神信仰培育等在内的广泛疏导。
未来中国社会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从社会肌理中不断清洗恃强凌弱的结构、心态和文化，培育自强扶弱的社会化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