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集团创始人柳传志一度呼吁“在商言商”，将一个讳莫如深的话题推到前台。
近来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在解释万达和薄熙来关系的时候，直言“不要和官员走太近”。在此之前，他所持的观点是“亲近政府，远离政治”。看似矛盾的双重表达，凸显出中国复杂而微妙的政商关系以及商人在权力面前的无措。
与薄熙来案相关的另一位企业家、大连实德董事长徐明因行贿接受调查。虽然公开资料完全可以佐证两人此前的亲密关系，但在被审法庭上提及徐明时，薄熙来语带不屑。
在中国政治生活厚重的幕布前面，政治家和商人之间很难谈及尊重和机会平等，只有攸关的利益。企业家表现得仍然谨小慎微—如果如对外所言反腐力度很大，谨小慎微的应该是政府官员才对。
中国的人大代表中有83位亿万富翁，但这一职位通常被认为远离政治核心。相比之下，美国的企业家和商人做官的路径显得更多。一些商人会被安排担任某个小国的大使，也可能进入内阁，也可竞选国会议员甚至总统。曾任惠普公司合伙人的卡莉·菲奥莉娜曾代表共和党竞选参议员。更早者如作为西部铁路投资者的勒兰·斯坦福，最早帮助建立了共和党在加州的分部，并成为第一个当选加州州长的共和党人。最近的例子还有奥巴马钦点的新任美国商务部部长—凯悦集团女继承人普利茨克等。
如果一个成功的商人希望介入政治，旁观者会天然持有审慎的怀疑和偏见，认为这么做可能存在利益冲突—制定好的政策与公司利润最大化根本不同。这也是即将卸任的纽约市长布隆伯格初上任时面临的局面。当这个城市中最有钱的人同时成为管理这个城市的人，这就像是如履薄冰的一场实验。
布隆伯格做了很多事情来与此前的商人生活保持距离。他不再担任公司的任何正式管理职位，辞去了一系列文化机构中的董事职位，如大都会博物馆、林肯中心、犹太博物馆，以及大多数他参加的乡村俱乐部。在他所创立的这间公司，他被限制参与决策—虽然对于高管招聘、收购等重要事件以及他感兴趣的iPad应用，也会发表意见。他的财富无疑也为他带来优势—2008年通过发动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改变了纽约市法律中对于市长任期的规定，让自己可以第三次参选。
商人出任公职，并非绝然胜任。考虑到供职高盛26年的华尔街天才、前美国财长罗伯特·鲁宾在任期内做出的一系列放松监管的灾难性决定，最终为这场金融危机埋下种种恶果，就会明白此言不虚。鲁宾在政商之间游弋，被人诟病替华尔街想得多，替纳税人想得少，而在救市选择上，几乎每个官方半官方的政客，都要被质问出发点何在。另一值得提及的人物便是刚刚宣布退出美联储主席竞选的劳伦斯·萨默斯。他同样身处政府和市场的交集当中，此前曾担任哈佛大学校长和美国财政部长。在这个职位的竞争中，他是金融业从业经历最丰富、个人财富最多的人。他同时担任花旗集团和对冲基金D.E.Shaw的顾问—仅2008年就赚取了520万美元。即便当选白宫经济顾问之后，他依然和当时结识的对冲基金经理等金融专业人士商讨政策。当美联储和布什政府认为衰退不可能出现的时候，他提出美国即将面临一场史无前例的金融危机。但正是他与华尔街的亲密关系，可能成为阻挡他做出适当决策的关键因素。这也是一些民主党人反对他参选的原因，他们认为萨默斯会反对出台更严厉的金融管制规定。
在商言商的出发点，或许不是因为对政治的恐惧，也并非清高不愿意赚政府发包工程的钱，而是这样能做得更好。但是商人关心起政治来，人脉积累可以理解，但奉献之心一定要占大头。从政，不是一个赚钱的活，与赚钱关系不大，才是根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