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雷曼兄弟投资银行2008年破产，引发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一个关于危机成因的广泛共识似乎已经形成。一个过度臃肿且丧失机能的金融系统错误配置了资本，而且非但没能管理危机，其本身就是危机的来源。金融管制的放宽——加上极易取得的贷款——导致人们过度承担风险。即便依然容易获取的资金可以避免金融系统全面崩溃，但货币政策在重振经济方面的效用可能相对较低。因此，对财政政策的更多依赖——增加政府支出——就成为了必需之策。
五年之后，虽然有些人开始互相庆幸说他们制止了另一场大萧条的出现，但没有一个欧洲和美国人敢声称繁荣已经重新降临了。欧盟刚刚从一场二次衰退（有些国家是三次探底）中抬起头来，有些成员国还依然陷于衰退。在许多欧盟国家，GDP要么低于危机前水平，要么只高出一点点。有2700万欧洲人找不到工作。
同样，这边有2200万美国人无法获得全职工作。劳动参与率（经济活动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跌到了自妇女开始大量进入劳动力市场以来的最低水平。大多数美国人的收入和财富都比危机前少了一大截。事实上，一个典型全职男性职工的收入已经降到了超过4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没错，我们已经付出了一些努力去改善金融市场。在资本要求方面也有一些提升——但远比所需要的要低。一些高风险金融衍生品——金融界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被归入交易所，增加了其透明度并减少了系统风险；但还有大量衍生品依然在场外市场暗中交易，这意味着我们对某些最大型金融机构的风险状况知之甚少。
同样，一些掠夺性和歧视性的贷款以及信用卡滥用行为都受到了抑制；但同样的剥削行为依然存在。那些打小工的穷人依然常常遭到发薪日高利贷的盘剥。大银行照旧对商户的借记卡和信用卡交易收取高昂费用，比在一个真正自由竞争市场应当支付的高上数倍。简而言之，这些“税”和收益都肥了私人金库，并未服务于公共目的。
其他一些问题也没能解决——其中一些甚至继续恶化下去。美国的抵押贷款市场依然无法靠自身存活：政府如今承担了超过90%的抵押贷款，而奥巴马政府甚至还未能提出一个能够确保在充分竞争条款下进行负责任贷款的新系统。金融系统变得更为集中，导致银行问题进一步恶化——它们不仅规模太大，关联和联系太紧密以致无法任由其破产，而且更加难以管理和对公众负责。尽管丑闻接二连三，从洗钱、操纵市场到贷款种族歧视和非法收缴抵押品，却没有一个高级官员受到惩罚；金融罚款的金额也远远低于理应支付的数额，以免这些重要系统性金融机构受到损害。
信贷评级机构也要为两起私人诉讼负责，但在这里，它们支付的赔款只不过是自身行为所造成损失的一小部分而已。更重要的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在这个有悖常理的激励系统中正是这些机构为那些付钱给它们的企业评级——却没有得到改善。
银行家们都自夸说已经全部还清了危机爆发时从政府处得到的援助。但他们似乎也没提到过任何人只要把手里那些接近零利率的（援助）贷款反过来贷给政府就能轻松赚取数十亿美元。他们也不会提到强加在其他经济部门身上的成本——欧美两地不断累积的社会产能损失已经合计超过5万亿美元。
与此同时，那些认为货币政策无法满足需要的人最终是对的。没错，我们曾都是凯恩斯主义者——但却转瞬即逝。财政刺激被收紧开支所取代，随之而来的还有可预见并已经被预见到了的负面经济效应。
一些欧洲人对经济可能已经触底反弹而感到庆幸。随着生产恢复增长，衰退——也就是连续两个季度出现经济收缩——在官方意义上结束了。但在任何有意义的层面上看，一个大多数民众收入依然低于2008年前水平的经济体仍旧处于衰退之中。一个25%的职工（以及50%年轻人）还没找到工作——正如希腊和西班牙——的经济体依然处于萧条之下。紧缩政策已经破产，同时却看不到任何在短期内回归全面就业的前景（不出所料，由于美国的紧缩措施相对温和，其前景相对看好）。
金融系统或许比5年前更加稳固了，但依然还是立在一根低单杠上——当年则是在悬崖边摇摇欲坠。那些庆祝银行重新盈利以及温和——虽然来之不易——监管状况改善的政界和财经界人士应该把注意力放在那些依然需要完成的事情上。这个杯子最多不过是装了四分之一的水；而在大多数人眼中，还有四分之三是空着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