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阳光的存在方式”

第一财经日报：莫尔索和西绪福斯都被加缪断定为哲学意义上的幸福的人，推石头上山-下山的循环往复也是一种幸福；但事实上，西绪福斯做这样的永恒运动是受惩罚的结果。这好像很容易被肤浅地理解为一种逆来顺受的心态。你可否就加缪的幸福观谈谈看法？

刘成富：加缪的世界观、人生观、幸福观都极为独特，在他的悲观思想中，我们总能够感受到一种积极的正能量。他倡导西绪福斯的做法，赞赏他的勇气和精神：在艰辛的劳作中，西绪福斯没有感觉到自己的痛苦。“局外人”莫尔索似乎也始终感到自己是幸福的，我们也没有看到他流过一次泪，诉过一次苦。在牢狱中，“幸福感”常常洋溢在他的心头，女友性感的乳房时常让他想入非非。他从不怨天尤人，他希望通过个人的抗争证明他存在的价值。加缪给我们巨大的鼓舞，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找到一个理由，尤其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阳光的存在方式。

日报：加缪的格调总是十分向上，他思想之形成，似乎没有受到别的学说的影响，而完全是他在他所长大的环境里悟出来的?

刘成富：《局外人》向上的力量并不是所有的读者都能读出来的，多数人只是读出了一个难以理喻的“荒诞者”。但是《鼠疫》就不同了，我们可以看出加缪思想的转变，已经从个人的抗争过渡到集体的抗争，为悲观的思想带来了阳光。说起影响加缪思想的因素，阿尔及利亚的生活不容忽视，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残酷性和荒诞性导致了他的思想有所转变，让他明白了集体抗争的意义。当然，要了解一个作家的思想来源，必须要从多方面入手，而且要懂得，人的思想常常是随着时空的变化而变化的。

日报：在加缪和萨特之前，有没有法国哲学家系统地探讨过人生的无意义？存在主义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法国流行，与第三共和国的衰落以及战争或其他的因素之间有怎样的关联？

刘成富：法国历史上有一些着重思考生命的哲学家或思想家，比如，17世纪的帕斯卡尔就极大地影响过加缪。法国的存在主义是到二战结束后才真正开花结果的，在后来的二三十年里几乎风靡了整个世界。第三共和国的软弱以及残酷的战争，对这种思潮的形成确实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不应忘记，在文学和艺术创作上，从19世纪下半叶的象征派开始，人们就把人的意识、梦境、“我”作为思考的对象了，而20世纪上半叶德国海德格尔的生命哲学影响也是空前的。

日报：加缪拒绝被称为存在主义者，除了与萨特和《现代》那一群人交恶的原因外，有没有哲学观和文学观上的分歧的缘故？

刘成富：萨特、加缪和波伏瓦，这三人被称为存在主义的三驾马车，但彼此的人生观和创作观差异巨大。加缪的思想和为人似乎格调较高，而且英年早逝，以至于一直人们思念和怀念他。对他的正面的评价要多得多，不像另两人总是引起非议。在文学创作上，尤其是在社会介入这方面，加缪不希望走得过火，走得过远，更确切地说是不要太离谱。他不像萨特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他已经感觉到文学政治化的危险，希望独善其身。他拒绝把自己视为存在主义者，有理由的，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他不希望与《现代》的那一群人“同流合污”。

日报：萨特跟加缪绝交，他究竟在哪些地方对加缪不满？是不是可以用现在的话说，他认为加缪的姿态过于“装逼”，或者过于道学家了，总是认为自己站在道德的立场上，动不动就审判别人的罪行？

刘成富：萨特行为张扬，让加缪看不惯。加缪也讨厌自己所处的社会以及时代，但他的所作所为是有道德底线的，他不希望整个社会出现混乱的局面，把人类引入一场新的灾难。在这一点上，萨特恰恰相反，他的身世一直是他的心病，他从小被人叫做“杂种”，从小就觉得自己是多余的，从小就有了《存在与虚无》里的那种心态。这个心病影响了他一生创作的思想。他总有“拆台”的冲动，希望破坏一切，打倒一切。因而“缩手缩脚”的加缪在他的眼里，不只是道学家，而且还是“无为”的道家。

日报：加缪去世后是否被遗忘了二十多年？五月风暴期间，以及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历次社会运动期间，他的名字有没有被人提起？

刘成富：加缪死后，是萨特的天下。萨特到处讲学、演讲、参加集会和游行示威，大学生把他看成了圣人。而加缪与萨特结怨太深，人们拜倒在萨特脚下的同时，自然也就把他的对手抛在了脑后。再者，五月风暴需要的是像萨特这样的“造反派”，需要为广大无产者说话的、具有大无畏精神的代言人。加缪一时被忘记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但金子总是会发光的，加缪正越来越引起读者的重视。

日报：为什么20世纪的法国政治会呈现出一种党派性的震荡？这种情况与历史上的法国有怎样的关联？

刘成富：20世纪是一个党派的世纪，100年间，绝大多数国家都进入共和时代。国家的权力更替主要取决于党派之间的较量，这跟过去的农民起义、武装斗争有很大的区别。文艺复兴期间，宗教矛盾以及内战给法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17世纪的政局相对来说比较太平，因为路易十三和路易十四很有一套政治手腕和治国方略。18世纪是一个意识形态爆发的时代，启蒙思想家向全世界吹响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号角，他们的思想照亮了法国乃至整个世界。今天的局面跟法国思想传统确实有一定的关联，至少为党派纷争提供了肥沃的思想土壤。

日报：加缪虽然生在阿尔及利亚，但他是不是法兰西文化的一个独特的产物？放眼世界，很难找到第二个像他一样，文学魅力、人格魅力和道德感染力集于一身的作家，一个有“文化英雄”味道的人物。

刘成富：应该说，加缪是个独一无二的现象。他不是阿尔及尔人，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国人，而是地中海人。他的心胸像大海一样宽阔，他善于吸纳美好的一切，而且集众家之长于一身。在这个“完人”身上，我们看到了法兰西思想的真正魅力。以积极的姿态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以适当的行动方式来抗拒荒诞，这就是他的作品给我们的启示，也是这位文豪在对人类命运充满悲悯之情的同时对我们的无限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