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让人心惊肉跳的政治外交冒险外，日本首相安倍上台后推出的所谓“安倍经济学”也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安倍经济学包含“三支箭”，即激进的宽松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及促进增长的结构性改革。今年4月日本央行宣布的史无前例的“量化与质化宽松”计划，在日元贬值的带动下助推出口有力反弹、通胀提升， 被认为是安倍经济学奏效的显著表现。
不过，安倍的“三支箭”，最终能否带领日本走出通缩并重振经济，仍有待时间检验。针对我们的一连串疑问，日本副经济财政大臣西村康稔（Yasutoshi Nishimura）在今年的夏季达沃斯期间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的独家专访。
针对日元贬值的影响，西村康稔认为，日本央行此举旨在纠正过度升值的日元汇率，并非要损害其他经济体的利益。他表示，日本正在走出通缩，整体经济稳步复苏，这对其他国家而言是一件好事。在他看来，日本在经历经年累月的通缩后，目前通缩压力终得缓解，但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因此日本必须继续坚持实行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政策。
有趣的是，西村康稔还将安倍经济学与中国的“克强经济学”进行了对比。他认为，安倍经济学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与中国的“克强经济学”理念不同，但在结构性改革上不乏共同点。
辨析安倍“四箭”
第一财经日报：在一些人看来，日元贬值是安倍经济学奏效的突出表现，如何看待贬值对于日本经济的功用？
西村康稔：过去十年中，日元持续升值，幅度之大与日本的实际经济情况并不契合，尤其是近几年，日元过度升值，而这也是由于日本十多年的通货紧缩所造成的。为摆脱通缩困境，日本政府决定采取一系列措施，如货币宽松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促进增长策略。我想强调一点，日本央行此举旨在纠正过高的汇率，而并非要损害其他经济体的利益。目前日本正在走出通缩，整体经济正稳步复苏。正是因为经济的增长，带动了进口，这对其他国家而言是一件好事。
日报：本轮日元贬值旨在纠正币值更正而并非刻意为之？对于日元过度升值一说，你的衡量标准是什么？
西村康稔：某种意义上说，可以通过购买力平价来判断。由于国内生产融资难，于是许多公司都转向海外发展，尽管企业“走出去”的原因多种多样，但主要反映了日元过度升值。
日报：不少人认为，日本央行可望如期达到通胀目标。但外界对于日本CPI数据的解读各不相同。一些人认为日本正稳步朝目标前进；但也有些人说，CPI上涨只是因为原油价格，与日本央行的政策无关。
西村康稔：部分情况确实如此。我们也很难判断日本目前是否真的实现了CPI的稳步增长。据观察，CPI目前已逐渐接近0，而此前这一数据长期停滞于负值区域。如果你仔细观察一下日本CPI指数，除去能源、食品等因素，CPI目前仍处于负值区。在长年的通缩后，我们终于得以缓解这一压力，但我们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因此日本必须继续坚持实行安倍首相提出的“三支箭”经济政策。
日报：结合刚才谈到的贬值，综合来看，如何评价“第一支箭”，即货币政策的效果？
西村康稔：第一支箭的确刺激了消费、提高了CPI，这一政策发挥了正面作用。此外，货币政策要显现积极成果，通常需一年时间。日本央行从今年4月起实行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因此我认为明年日本应该能够实现2%的通胀目标。
日报：关于“第二支箭”，即财政刺激政策，这是否会导致加重日本的债务负担？
西村康稔：我们计划于2020年前实现基本收支平衡（primary balance surplus），日本希望早日实现这一目标，填补通缩缺口（deflationary gap)，这也主要是由于私营部门需求疲软造成的，政府正是为了刺激需求才采取了干预政策。我们与中国此前的做法有异曲同工之处。中国政府为了刺激经济，采取了四万亿元的财政刺激政策。而日本此次财政刺激额度为20万亿日元（约合1.3万亿元人民币）。
日报：但中国国家债务占GDP不到30%，而日本国债已高达GDP的250%。
西村康稔：的确如此。目前一些债务居高不下的西方国家也存在这种讨论。不过，在考虑降低债务之前，他们希望先使经济迈上正轨，这是当务之急。日本的刺激政策也将这方面的因素纳入考量。
日报：因此，为了到2020年实现盈余的目标，日本政府将放出“第四支箭”，即增加消费税。这一措施可行吗？
西村康稔：安倍首相会根据通胀数据、日本经济情况等再做判断，在今年10月上旬公布具体政策。（编者注：日本政府10月1日一如市场此前预期，决定从明年4月1日起将消费税率从目前的5%提高至8%，这是1997年以来该国首次提高消费税率。）一旦增加了消费税，势必会对整体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各方反对的声音也此起彼伏。
为了减轻债务，我们需要考虑多方因素。首先，经济增长；第二，降低总体开支；第三，提高税率。关键在于，如何在减轻债务的同时保持经济增长势头。毕竟，日本好不容易才走出了通缩，实现了目前的经济增速，我们绝不能浇灭这一势头。因此，在减轻债务的同时，必定会权衡对经济增速的影响。
日报：你对“增税”这第四支箭好像并不支持？
西村康稔：我认为前三支箭意义重大，但就第四支箭而言，我们必须考虑其发射的最佳时机。
日报：你认为何时才是增税的最佳时机？
西村康稔：我们也在考虑这个问题。欧洲各国都在为债务烦恼，它们也试图通过增税来缓解债务问题，但这无法维持经济持续增长。日本还需要时间做准备，因此增税正式施行将会在明年4月左右。
日报：关于“第三支箭”，即结构性改革，就市场反应来看外界对此较为失望，你是否同意?
西村康稔：我并不这么认为。市场可能对其存在一定误解。日本7月举行了大选，8月是暑假，因此这两个月日本国会处于休整期，从9月开始重启改革。10月中旬开始，日本国会计划起草一系列改革法律草案，包括农业、医疗等改革。
安倍经济学的前两部分，即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与中国的“克强经济学”理念不同，但在第三部分，即注重结构性改革上两方却不乏共同点。尽管中国也采取过“微刺激”手段，但那只是政府为了保住7.5%的增长下限所采取的谨慎刺激手段。我希望中日两方能就经济政策方面进行更加深入的交流对话，以建立互利互惠的战略关系。
日本在TPP中是“桥梁”
日报：随着美国收缩QE不可避免地到来，仅仅是美联储关于退出的言论，就致使新兴市场经历了一场危机，新兴市场应该如何应对退出的溢出效应？日本受到了什么影响？
西村康稔：我们不能忽视的一点是，美国收缩QE是因为其实体经济呈现复苏态势，因此美国进口需求的增加也将带动世界各国经济增长。但如果从金融角度出发，收缩QE会引发新兴市场资本外流，这确实引发了市场的担忧。
美联储收缩QE对日本的影响十分复杂。如果收缩后美元走强，日元对美元会进一步贬值；而受收缩QE的影响，新兴市场又在经历货币贬值，届时日元可能会相对升值。如果两者同时发生，可能会出现很奇怪的现象。若新兴市场股市、货币遭遇抛售而大幅贬值，日本需要充分利用政策工具避免溢出效应，以保证日本经济稳健发展，维护目前稳步复苏的势头。
日报：新兴市场危机引发大家对未来的担忧，你认为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会重演吗？
西村康稔：亚洲各国的外汇储备已较当年大幅上升，各国经济实力也不断加强，因此我认为此次亚洲国家能更好地应对危机。不过具体措施仍有待进一步讨论。
日报：TPP （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议）可以被视为WTO的“提高版”，将确定更高的标准。这是否会对日本尤其是其农业造成一定影响？
西村康稔：日本决定加入TPP，也正因为希望达到其所要求的高标准。我希望中国未来也能加入TPP，当然在此之前，中日韩三方应当先达成贸易协定。
日报：中国社会关于“TPP可能是美国和日本遏制中国”的言论不绝于耳，你对此怎么看？
西村康稔：其实日本国内也有类似的担忧。此前日本国内也就TPP是否是美国主导的阴谋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意见不一。之后日本考虑到应该进一步开放本国贸易，提高投资标准，最终决定加入了TPP。美国必定也有出于自身的考虑。日本在TPP谈判中也起到了桥梁作用，成为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维系在一起的纽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