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日看了《十月围城》，数度感动。一直到出了影院，被江南冬日的冷风一吹，热情才稍稍降低了些许。“革命”实在是非常迷人，不过也是如此残忍。
然后，离影院越远，想的东西也变得越来越理性。问题是革命之后怎么办？电影当然没回答。这个问题，1923年的鲁迅问过，他的问题是“娜拉出走之后怎么办”。
娜拉是挪威戏剧家易卜生在《玩偶之家》中创作的一个女性人物，她出身中产阶级家庭，从小是她父亲的玩偶，结婚以后又是她丈夫的玩偶，为了他们的幸福，她不惜牺牲自己。在经历了一场家庭变故后，娜拉毅然摔门出走。在五·四运动前后，青年思想领袖胡适提出“易卜生主义”，出走的娜拉成为中国青年自我反叛和自我觉醒的典型。
到了1923年12月，鲁迅在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做演讲时，提出了一个让人惊醒的疑惑：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这是一个深刻的提问—娜拉出走，意味着抛弃旧制度、旧秩序、旧文化；但出走之后怎么办，即意味着革“旧”之后怎样建“新”，这个问题不解决，无论革命革得怎样彻底，也不能说革命取得成功。鲁迅在演讲中说：由于缺乏独立的经济地位，娜拉出走以后“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鲁迅没有来得及回答这个问题就去世了。“娜拉出走之后怎么办”的困惑仍然未解，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被掩盖了起来。
到了四十多年后的1968年，中国陷入文化大革命的狂热，正在受难中的思想家顾准突然重新将之拾起。他尖锐地提问：为什么在推翻国民党专制统治的革命成功之后二十年，也就是“娜拉出走之后”，中国又发生了几乎是对一切人的“全面专政”？计划经济为什么没能让中国人富起来？
顾准的提问，对于当时的人们而言无异于惊雷在耳。在他看来，革命是对现状的破坏，它不可能获得经验性支持，只能通过对未来至善的想象、对乌托邦的渴望进行社会动员，争取群众参加。
然而接下来，顾准发现，作为革命必不可少的工具，“终极目的”的设定是危险的。因为“终极目的”是一元的，它逻辑地包含着权威主义和专制主义。革命家们否定其他任何目的，把一切中间环节和部分目的都当作手段，清洗一切或可能具有竞争力的“异端邪说”，肆意破坏日常生活，践踏公民权利、实行专政。
由这样的逻辑可以得出如下可怕的结论：“终极目的”都必然经过手段向目的转化，它被构想出来是为了动员革命、引领群众的，但由于其本身具有的一元排他性，在运用的过程中它成了真正的目的，革命者从此走到暴政和恐怖，崇高的“终极目的”，是由苦难和牺牲烘托出来的。
在经历了多年孤独而痛苦的钻研和思考后，顾准坚定地写下了这段文字：“我对这个问题琢磨了很久，我的结论是，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日后的研究者们认为，就是在这种充满了辩证、理性的冷峻思考中，顾准终结了所谓的“终极目的”，从而解放出三个原则：
首先是科学精神，主旨是承认人对于自然、人类社会的认识无止境，“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其次，科学精神也就是多元论的另一种说法，否定了绝对真理，否认有什么“第一因”、“终极目的”，也就是尊重各种思想都是历史的一个阶段，是人类认识的某一方面。第三是政治民主，哲学上的一元论对应于政治上的独断主义、权威主义；多元论对应于民主和自由，它让人讲话，让每个人都有表达意愿的权利。
顾准在1968年所提出的这些思想，当然与《十月围城》中的那些革命者无关，甚至是他们无暇甚至不屑去思考的。不过，对于我们这些在2010年观看《十月围城》的人们来说，却似乎不是没有意义的。当然，看电影看得像我这么累的，也算是“自作孽”了。
